中国地名学的发展（下）

　　二

　　近代地名学研究阶段

　　这是一个现代地名科学发展的准备或称奠基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总结古代地名研究的成果、编纂地名工具书、探索地名规范化、介绍国外地名学理论和我国地名学理论的自我提高。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脚步，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亦纷至沓来，开始介绍与翻译国外近代地名学研究著作，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掠夺我国神圣领土的行径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爱国热忱，激发了他们对祖国地理沿革和地名沿革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以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水经注图》 及《历代舆地图》为典型代表。这些集大成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地理沿革与地名沿革研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陆炜士先生创议、由谢冠生主编的中国地名辞典，中途因故辍置一年。后由臧励和等人以谢氏主编的前半为基础继续编纂，至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书名出版发行。自发起编纂至出版发行历时近十年。全书收集地名4万余条，合计250多万字。近六十年来它一直是一本有价值的地名工具书。全书所收地名以叙述地名沿革和地名方位为主要内容，言简意赅。如“容州，唐置铜州，改日容州，又改曰普宁郡，寻复曰容州，治北流。今广西北流县治。元和中徙治普宁，即今广西容县治。宋日容州普宁郡，元为容州路，寻复为州。明省普宁入州，(民国) 降州为容县。”又如“泗水县，春秋时鲁卞邑，汉置卞县，后魏省。隋改置泗水县。明清皆属山东兖州府，今属山东济宁道。”1924年葛绥成先生等编纂了《中外地名辞典》，1940年重新修订为《最新中外地名辞典》，所收中外地名达25000多个，中外地名为3：2。

　　三十年代后，中国学者受西方近代地名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开始以近代地名科学方法进行地名研究，有关地名和地名学的论著和文章不断涌现、数以百计，成为中国历史上地名研究的高峰时期。如葛绥成的《地名之研究》（《地学季刊》1935年2卷1期），金祖孟的《地名通论》和《地名学概说》（《新中华(复刊)》1945年3卷4-5期）是我国最早以近代科学眼光来论述地名研究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标志了中国地名学的新发展。1933年为纪念《申报》六十周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记载地名最多的一部中国地图集。当时在研究方法上，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引入地名学研究是一个创新，故取得了可喜成果，代表人物是冯承钧、罗常培等。总之，近代中国地名学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理论研究与综合研究的趋势。

　　伴随着世界各国地名学发展的脚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名研究和地名工作获得了新发展；尤其是伴随频繁的国际交往，地名标准化方面的工作迅速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并获得了丰硕成果：

　　1.颁布了一系列整顿地名的指示和规定

　　1951年5月1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发布了“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1964年内务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各省、市、自治区全面审查了：（1）对邻邦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地名，（2）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3）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4）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5）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县、市以上的地名和对外有关系的重要山、河名称，并提出了更改意见。1965年国务院发布了更改山脉、河流、湖泊、海湾、海峡、岛屿等名称报批权限的通知。显然，这些指示为搞好地名管理和进行地名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2.清除了对邻邦含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及外国人强加于我们的地名

　　前者如中朝边境上的安东，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友谊关和那坡县。后者如中尼边界上的世界第一高峰，早在1717年 (康熙五十六年)清代《皇舆全览图》上就已标为“珠穆朗玛峰”，而1855年英国用印度测量局长“埃佛勒斯”的名字命名。1952年恢复了藏语原名，意思是“第三女神”。

　　3.更改了一批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和以人名命名而不宜保留的地名

　　如新疆首府迪化改为乌鲁木齐；内蒙古首府归绥改为呼和浩特；宁夏定远营改为巴音浩特，新疆镇西改为巴里坤，四川靖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云南顺宁改为风庆，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50余处。同时改以人名命名的安徽立煌县为原名金寨县，雪枫县为平城县，黑龙江赵光县为通北县，西藏拉加里县为曲松县等。

　　4.更改了一批字面生僻难读难认的地名

　　这类地名改动是本着汉字简化便于认读且语相近的原则进行的。如整屋县改为周至县，县改为户县，大庾改为大余，越隽改为越西，和阗改为和田，瑷珲改为爱辉等。随汉字简化地名用字简化，如瀋阳简化为沈阳，县简化为浚县。

　　5.调整重名地名

　　五十年代初全国重名的县市地名达十余处，易至混淆。如江苏新安音与河南新安重名，则改为新沂；内蒙古龙胜与广西龙胜重名，则改为卓资；黑龙江佛山与广东佛山重名，则改为嘉荫；西藏黑河与黑龙江黑河重名，则改为那曲；甘肃广通与云南广通重名，则改为广河；四川梁山与山东梁山重名，则改为梁平；广西丽江与云南丽江重名，则改为龙州等。

　　6.制订了若干少数民族语地名和外国地名的汉字译音规则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总结历史上的研究成果和推动地名规范化方面，以及介绍国外地名研究成果和地名科学理论与方法等。无疑这为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着理论和资料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地名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而且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近代早期，即本世纪30年代以前，地名研究主要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着重于古代地名的考证和沿革探讨。那时，“虽然地名及地名的解释工作受到历来舆地学者的重视，可是我国的地名学还不能说就此形成。” 因此，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中国近代地名学发展阶段。显然，这一阶段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在整体上来看，大大落后于西方，与当时拥有4至7亿人口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六十年代，顺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关专家提出了建立“中国地名学”的倡议。1960年曾世英教授首先提出了“地名学应作为一个空白学科来建设”的建议，他指出，“研究地名意义的起源及其词义是地名学的任务，它在苏联巳从地理学及语言学分支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空白点。为了积极地发展这门目前还是空白的学科，赶上国际水平，我们测量绘图工作者殷切地希望把地名学作为一个空白的学科，迅速建立起来。” 1962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曾世英、杜祥明提交了《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的论文，详细地介绍了地名研究的国际现状，提出了中国地名与地名学研究的任务，指出了建立我国地名科学的必要性。曾世英所说的空白学科中国地名学显然已不是古代传统地名研究，也不是近代的地名研究，而是现代意义的地名科学。因此，直至六十年代中国尚不存在现代地名学是客观事实。同年，在上海史学会年会上，谭其骧教授做了题为《历史地名的史料意义》的报告，期望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协作建立“中国地名学”学科。专家学者的上述呼吁，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尚属空白的严峻事实，而且推动了现代地名科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兴起和发展。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淹没了刚刚破土而出的科学幼芽。

　　三

　　现代地名科学的兴起与发展

　　六十年代中国专家学者建立中国地名科学的倡议虽因文革天折，但他们强烈的呼吁却为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酝酿了更为强大的喷发力。因此，文革过后，中国地名科学研究的热潮便迅速地兴起，并获得了健康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开展了现代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及地名的系统性、综合性与应用研究，地名刊物创办与地名工具书及地名著作的出版，地名研究的国际交往，各级地名管理与学术机构的创立和完善，地名档案的建立等方面。

　　1.建立各级地名机构，开展全国性地名普查

　　1977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其职责是：“制定国内地名的命名、更名原则，制定国内外地名译写标准化原则，组织调查、搜集整理、审定、储存国内外地名资料，编辑出版各种地名书刊和参加有关国际交往。”继国家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名机构及各地、市、县地名组织相继建立起来，这为加强地名工作的管理，搞好地名标准化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1979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地名工作会议，讨论了全国地名工作的近期与长期规划，审议了《我国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外国地名译写通则》两个立法性文件草案。1980年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地名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开展地名普查。通过地名普查，为实现我国地名的标准化提供了丰富资料，填补了中国地名工作与地名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地名研究和现代地名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86年1月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为加强地名管理提供了法规依据。

　　2.参加国际地名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往

　　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1975年中国应邀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6次会议，会上我国代表提出了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是既定方针的意见。此后参加了历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和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提案。1979年中国代表在出席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八次会议后顺访了美国地名委员会，交换了情况，互赠了地名资料。从此，在地名工作方面中国开始了国际友好交往。国际地名会议的参加和国际地名学术交流使中国地名科学的发展纳入了世界地名科学发展的轨道，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现代地名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

　　3.推动中国地名拼写的标准化规范化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地名需用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拼定。过去习惯采用“威妥玛式”或“邮政式”等外来拼写形式。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如何以它取代汉语的各种外来拼音形式，正确统一地拼写我国地名，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立场。其实在技术上，那些外来拼写法不仅语音系统不符合中国普通话的语音规律，而且还有其不科学处。如威妥玛式拼写法在现代汉语普通话400多个音节中就有160多个带有各种附加符号，造成了书写、打字、排铸、电报等方面的困难，而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均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各有一套拼写中国地名的方法，故造成同一个中国地名在不同语种中各有各的拼法的现象，因此中国地名国际译写的规范化标准化亟待解决。根据周恩来“在对外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指示，有关部门和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在《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提案通过之后，1978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从此开始了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的时代。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少数民族语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按历史片照这一规定，蒙、维、藏族语地名可直接从原文音译转写。显而易见，这些工作不仪推动了中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而且便利了民族往来和国际交往。

　　4.开展地名科学研究，编辑出版地名刊物和地名研究著作

　　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创办了《地名工作通讯》，作为交流经验、指导全国地名工作的喉舌。各省区相继出版的地名刊物，有山西《地名知识》(1979年创刊，自1993年第1期更名《中国方域》) ，辽宁《地名丛刊》(1984年创刊自1991年第1期改名《中国地名》)，云南《地名集刊》，福建《地名》，《湖北地名》，《内蒙古地名》 等，其中《地名知识》和《中国地名》发行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它们一起成为发表地名科学研究成果和交流地名工作经验的阵地，推动了地名科学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拥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代表了中国地名科学研究的新水平，标志着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截止1991年，在全国各类书刊上发表的约4500余篇地名科学论著文章中，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若干方面（1）地名理渊源研究，（2）地名沿革研究，（3）地名科学里论与方法论研究，（4）地名的应用研究，（5）地名的标准化研究， （6）地名分类和检索系统研究，（7）地名工具书的编纂研究(8)地名管理的经验交流。其中对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性文章如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杜祥明《地名学概述》，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史念海《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讨》，《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尹钧科《论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王际桐《中国地名标准化雏议》，陈仲雍的《马克思主义和地名学的理论建设》，刘伉的《略论地名学的起源与演变》，史为乐的《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徐兆奎《地名刍议》，刘盛佳《地名选登》，杨光浴《应用地名学讲座》等；有关文集如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曾 世英论文集》，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地名学文集》，辽宁省地名委员会和地名学研究会编辑的《地名学研究》(一、二集)，河北地名办编辑的《地名学论文选》以及《应用地名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地名学》等都反映了我国当今地名科学研究的新水平。同时，还编纂出版了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20多种，其中包括《辞海·历史地理分册》、《辞海·中国地理分册》、《辞海·世界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卷》、《世界地名词典》、《世界地名语源词典》 、《中国地名掌故词典》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地名辞典》，以及正在编纂出版中的31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面对当前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这些丰硕成果，甚至些学者乐观地指出，“中国地名的研究已经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无论这一结论正确程度如何，但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成就和发展确是惊人的，令人欢欣鼓舞，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我们还不能不冷静地认识到，我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发展时间还太短，仅仅十余年时间的成果，尤其理论成果尚嫌不足，亟待加强的是地名科学理论的研究，以推动地名研究与现代地名科学的全面系统发展。关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指出过：“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因此面对我国地名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应密切关注、积极投身于理论问题的探讨。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国现代地名科学大踏步前进，赶上和超过世界地名科学研究先进水平的关键。

　　根据目前我国地名科学发展的现状，个人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以下几方面理论问题的研究：

　　1.地名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截止目前，学术界对地名科学的性质，尤其是现代地名科学的学科属性或认为属于历史学，或认为属于语言学，或认为属于地理学，或认为是一门与多种学科有关的独立学科，存在严重分歧，争论尚在进行中。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争鸣，着重解决地名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地名学的边缘学科等；以期通过争辩，获得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加强应用地名学研究

　　应用地名科学中的应用部分，它致力于对地名科学所阐明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的具体运用，实现地名科学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加强对应用地名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推动地名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推动整个科学体系的健康发展，任何理论研究若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应用，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名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3.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科学理论学派的形成

　　认真总结、 深入研究适合我国地名研究特点的地名科学研究方法，形成并完善一套完整的方法论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指导正在进行中的每一项研究工作。同时，不断地介绍并引进国外地名科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及先进成果，以便充实与完善我国地名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关于这一点，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开端。这可以《地名丛刊》1989年1、3、5期先后发表的陈公善的《统计地名学》、《数理地名学》 ，及文朋陵的《聚类分析方法在地名研究中的应用初探》等为例。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地名科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是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着重于地名的来源、含义的阐述，或地名音、形、义的研究，定量分析的研究却极少见。而定量分析才是现代科学的特征。它通过大量地名的数理分析，更深刻更精确地阐述地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定量的精确判断来补充定性描述的不足，帮助人们更透彻地理解地名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地名科学与数理统计、概率论等相结合将促使地名科学研究进一步现代化、理论化，成为我国地名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综上所述，中国地名科学研究自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成果丰硕，尤其在理论与应用的结合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这短短的十余年是中国现代地名科学迅速兴起和系统发展的黄金时期。亳无疑问，这是在前代学者不屈不挠奠定的地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成长的蓓蕾，是各地地名研究和工作人员团结奋斗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但是地名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丰富的内容，“唯其能够研究事物演变的规律，它的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有关地名学这样的论证和对于若干规律性问题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如果能够继续探索，也许可以明确更多的有关规律。” 地名科学研究任重道远，让我们以新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推动中国现代地名科学的健康发展与迅速成长!

　　文章作者：韩光辉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 第4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郝志坚

　　校对：刘家瑶

　　审订：耿 曈

　　责编：汪晨云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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