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决定今日基本格局【4】

　　“专门化”催生二次院系调整

　　

　　2012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传统，成立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回眸这所著名学府的办学史，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均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的建立，在当时均是开社会科学研究风气之先，涌现出费孝通、陈岱孙、钱端升等一批学术大师。

　　记者 姜澎 樊丽萍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记录在案的大规模院系调整，总共有两次。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以“拆分”为特点，那么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院系调整，最大的特点就是合并。

　　从1993年开始，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此轮调整中，一种现象份外显眼：大学频频合并更名，由“学院”改为“大学”。而一些大学也从学院内部分科系扩建为学院。这些变革举措，都旨在完善大学的综合性。

　　学界普遍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旨在针对大学日益严重的条块分割、办学效益低以及单科性院校过多、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弊端——它也被认为是基于1952年院系调整基础之上的一次复归。

　　改革开放后，过于专门化的人才培养弊端渐露，已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专科教育 向通识教育的复归

　　“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在北大的办学史上，于1988年提出的这十六字办校方针，如今看来，别具深意。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强化“专门化”人才培养，一直到30多年后“淡化专业”的提出，显而易见，高校办学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2000年以后，包括北大、复旦、中山大学纷纷启动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

　　在一些研究高教的学者看来，这又是一次效仿美国教育模式的改革之举。实际上，关于大学的通才培养还是专才培养的争论，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据华东师范大学研究教育史的徐小楚介绍，当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培养通才”的学校，除了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有“东方哈佛”之称外，浙江大学也有“东方剑桥”的美誉。在解放前，按照洪堡大学精神，“必须有研究才能算是大学”。当时很多学校也在追求建成综合性大学，很多大学一度醉心于建新学院，开新专业，要建成“大而全”的学校。

　　但其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坚决反对大学的“大而全”，他反对北京大学建医学院、法学院等以专门学科为主的学院，坚持认为北京大学只需要文学院和理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国高校大规模地扩充工科，以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理科人才，拓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复旦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钱益民说，从长远发展来看，分割太过细的学科，使大学逐渐沦为社会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偏离了大学教育的初衷。

　　复旦大学苏步青先生生前谈起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曾经说过，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优点是重理论，重基础，但是缺点则是太过于专门了。造成的结果是，学生知识面过窄，不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过去大学专科化人才培养的缺陷。包括清华大学在内，一些曾经的综合性大学纷纷提出了恢复人文学科传统的办学要求。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此后，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提出“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的口号，并开始设立人文社科学院，渴望改变人们认知的“以工科著称高校”的形象。

　　直到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恢复，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贺信中，就用了“从劫灰中浴火重生”一语。而上海交通大学更是在短短的10多年间大量投入，先后建成了法学院、人文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希望能够完善学校的学科结构设置。

　　尽管办学模式、理念不一，但从上世纪90后迄今，综合性大学无一不是从专科类人才，重新走向通才培养的道路。

　　顺应市场经济 高教体制告别“计划”

　　“石油化工部办石油化工大学、纺织部办纺织大学、经贸部办经贸大学、外交部办外交学院，地方办地方性的大学，剩下的就归教育部”——这是一些学者对90年代第二轮院系调整前国内高校分类的描述。

　　90年代高校启动第二轮院系调整，还有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央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部门的机构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部门所属学校的管理体制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但在此之前，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实行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俗称“条”）和地方政府（俗称为“块”）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行业、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其自行办学来培养。

　　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在他所著的《教育访谈录》中讲了一个故事，十分典型地反映着当时条块分割的状况。在对外贸易论断时代，国家为了培养外贸人才，20世纪50年代初，外经贸部就办了北京外贸学院（即后来的对外经贸大学），后来人才不够了，又在上海、广州、天津办了外贸学院，各地又办了中专、还有职业中专、职工中专。有一次，他找外经贸部的财务司司长，结果对方说，自己被外地来的几位外贸中专的校长围住，脱不开身。后来才知道，这些校长是找他来要钱盖房子，连盖托儿所、厕所都要来找部里要钱。这说明，在当时不少大学已经办了外经贸的院系。外经贸部自己再办专门院校，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只会耗费额外的精力。

　　《教育访谈录》中还写道：“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就日益凸现，这些问题主要是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专业过窄，规模过小，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院校和专业，产学研脱节，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使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影响了整体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李岚清曾对当时高等教育资源被分割的局面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块蛋糕，先被横切，再被竖切，然后左切右切，最后被切成蛋糕屑了”。

　　强强联手增加实力 高校出现合并潮

　　1992年，原国家教委首先从打破高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加强地方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入手，积极促成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原国家教委共建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此后，以主管部门共建和高校间开展合作办学为主要形式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迅速展开。

　　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批更加综合的高等学校应运而生。1993年，由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的南昌大学，逐步形成了“多学科交叉渗透、学研产紧密结合”的新型综合大学办学规模；1994年4月起开始合并的四川大学，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和锐意改革，并校改革的优势和效益从多方面显现出来。

　　据统计，在这一轮院系调整中，全国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国务院部门（单位）参与了改革，涉及高校900余所。全国普通高校数量已从1994年最多时的1080所减少到后来1018所。

　　通过合并，出现了一批新的综合性和多科性大学，特别是将一批重点医科院校与教育部的重点高校合并，使这些大学成为学科齐全的或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办学实力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共建，几百所高校改变了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条块有机结合，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相关链接

　　50年代院系调整削弱部分文科办学实力

　　法学——

　　综合性大学法律系式微

　　单科性政法学院崛起

　　1952年，在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4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民政系等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东吴大学等的法学院、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以及上海法学院等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厦门大学的法律系于1953年并入）。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法系为基础，合并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以及重庆财经学院和辅仁学院等六校的法律系，合并组建了西南政法学院。

　　同年4月，又以1952年成立的中原大学政法学院为基础，吸收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政治系、广西大学政治系、法律系以及中山大学社会民政系组建成了中南政法学院。

　　经过调整，原来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53所法律院系（设有法律、政治法律、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福利行政学等6个专业，有教师542人，在校学生7388人），除组建成为以培养、培训政法干部为主要任务的4所政法学院之外，只剩下了武汉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个法律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两所法律系，老师和学生的数量都明显减少：在校老师有340人，学生为3830人。

　　1952年全国政法院系调整，对后来的新中国法学教育产生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的法学教育与苏联的模式接上了轨，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政法人才的培养，主要以单科性政法学院为主，法学教育中的短、平、快培训特色迅速增强，法学教育面向司法实务。另一方面，原来学术色彩比较浓厚的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律系，退居到中国法学教育的二线，加上新中国成立时留用的一批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教授或改行，或在家闲赋，以及许多法律图书资料散失，原来在综合性大学的知识背景之下的法学研究氛围大大淡化，中国现代法学研究的整体力量有所削弱。

　　社会学——

　　一个学科曾整体在中国大陆消失

　　经过学科和课程改造,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在内的一批人文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年就并入了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调整中又被取消。原来分布在全国的20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分别是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到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

　　其时，学者费孝通曾多次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相关部门的意见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回眸医学院发展：先拆分、再融合

　　记者 唐闻佳

　　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为原点，今年国内许多院校迎来60周年，医学院是其中之一。

　　过去60年，医学院分分合合，我国医学院校与医学事业的命运及发展与1952年前后的故事紧密相关。如今，知悉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我们只能从亲历者的口述中，管窥那段不容忽视的医学发展史。

　　“邱财康事件” 各学科专家合力攻克难关

　　1958年，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医学事件：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成功救治大面积烧伤钢铁工人邱财康。据此后报道，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烧伤医学就是在邱财康抢救成功后发展起来的，此外，该事件还意外推动了中国整形外科学的发展。在亲历者、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交大医学院前身）校长王一飞教授看来，这则见诸中国医学史的传奇医事有个特殊的历史背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

　　1952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三座著名的医学院合并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前身）。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反对奴化教育的呼声很高，带有西方教会色彩的私立学校逐渐退出了中国高校办学史。

　　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上海分校，具有美式医学教育背景、震旦大学医学院为法式医学代表。而同德医学院为在德留学中国学生回国后创办，拥有浓厚的德系医学背景，横空出世的上海第二医学院顿时汇集了多重医学体系、不同医学流派的名医大家。

　　“当时的学校把一批专家安顿好，组建了一个中国的医学院，很快在临床医术或科技水平上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和世界奇迹，尤其是国际上的烧伤评价很高。”1957年，王一飞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翌年，还是学生的他就加入到抢救邱财康的救治中。

　　彼时，邱财康烧伤超过90%，烧伤有几个关口难过。第一是休克关，由内科解决；其次是感染关，除了找传染科，由二医出面，找了微生物专家、一级教授余□。面对抗菌素对绿脓杆菌无计可施的情况，他提出要用噬菌体。于是，学校发动医学生去各处土壤、粪坑里找，结果真的找到了绿脓肝菌的噬菌体，把感染解决了。最后一关是植皮关，由整形科解决，医生想到了文献上报道的“邮票状”植皮技术，连续三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奋战，创面全部愈合，开创了当时的世界第一。

　　“当时国际上认为这种人是必死无疑的，但学校党委认为要全力抢救这个工人，最后完成了国际首创，这不是某个教授的功劳，而是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学校把各学科的大专家组织起来攻克难关。”王一飞感慨。

　　为一位专家造一座医院，院系融合发挥专家特长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医学院该如何发展，成为全国院系调整的议题之一。受苏联模式影响，主张医学院独立办学的呼声很高，这成为1952年医学院独立建校的序曲。在此期间，医学院主要走上三条路径：第一，医学院从综合性大学中独立出来，比如原浙江大学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第二，综合性大学中的一些医学相关学科拆到医学院中，比如原浙大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医学院）；第三，原有洋人办学背景、私立教会医学院等拆分合并组建新的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即是如此建校。

　　院系大洗牌，意味着人员大调动，如何安排好专家，是一门艺术。“以上海第二医学院为例，全新的学校面对的是五方杂处，有高校的医学教授、也有社会上的医学名流，各种医学学派，融合很难，用三顾茅庐来形容当时校党委走访专家的情形一点也不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当年的行政安排大多考虑专家的具体情况，比如把原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专家安排到仁济医院（美式医学气息浓郁），把震旦大学医学院的专家分配到瑞金医院（法式医学气息浓郁），而对于像高镜朗这样的留美儿科博士、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私立儿科医生，没有合适的临床附属医院去怎么办？那就给他造一所医院！根据史料记载，1952年与1958年高镜朗先后参与筹建上海第二医学院以及新华医院，后者如今已是上海的三甲医院，以儿科疾病诊治见长。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大批医学学科相继建立。例如按欧美医学教育模式，医学院不设儿科系、口腔系，统一为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再分科学习，考取相关从业执照；而苏联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儿科系、口腔系是与临床医学并列的。

　　医学院并校潮掀开新融合

　　如今，那段中国医学草创时期的弄潮儿大多已作古，为数不多的亲历者已满头鹤发。有时聚在一起回顾这段不算远的历史，他们会有些其他想法。“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医学院脱离综合性大学单独发展，但我们发现，医学这个学科独立发展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对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国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上说道。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医学院与综合大学的合并浪潮印证了这一说法，这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医学院面临的一次新的融合过程。

　　“人文缺失是对阻碍医学进步的最大障碍。但如今，医学人文课程还存在随意性大，与医学结合不强等短板。如今我们看老专家查房，是一门艺术，他们不仅查病，更在细微处表达对病人的关心；反观如今的年轻医生，总觉得缺点什么。”在老专家看来，医学教育新融合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