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一战“华工”

　　 

　　巴黎以北190多公里的努瓦耶勒市郊，有一座名为诺莱特的墓园，安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捐躯的842名华工，是欧洲最大的华工墓园。

　　这里也埋葬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战期间，英法两国从中国招募14万华工，驰援欧洲战场。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先渡太平洋，再穿过加拿大，最后经大西洋到达欧洲战场。在西线，他们承担了最艰苦、最繁重的战勤任务，是协约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但这段集体记忆却是缺失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著作《一战中的华工》中叹道。“这与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与一战课题方面的重大缺失有关联。”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邮件专访时，徐国琦解释一战华工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中长期缺席的原因，“国共两党多年来对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不予承认，对一战与中国的关系缺乏深度理解。华工作为弱势群体也无法为自己发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文盲，甚至不能为后人甚至自己留下心路历程。”

　　一直以来，关于一战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西方诸强，“哪个国家该为一战的爆发负责？谁又该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崩溃负责？”汗牛充栋的著书中，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被忽略，就像人们常常将一战称为“欧战”，仿若印证了英国诗人吉普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见”的名言。

　　徐国琦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与一战及一战华工课题，主要动力正在于此。在他的笔下，中西方大规模地相会了。他曾师承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并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过几年，留学哈佛后，拜入国际史权威入江昭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受到十分严格的东西方学术训练。其哈佛博士论文《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是中外学术界首次从国际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对一战的重要性，并设专章强调华工问题。其研究成果被一战史权威温特教授收录进新编的《剑桥一次世界大战史》，为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定位确立了坐标。

　　而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一战中的华工》，更是大张旗鼓为华工立传，强调一战华工的独特历史地位。该书原名《西线战场的陌生客：中国工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以英文出版。

　　徐国琦说，研究华工问题首先要突破视野上的局限，“国内学者有两大制约，一是学科之间鸿沟太多，如中国史及世界史的分野；第二是学术管理急功近利，且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左右。”再来的挑战就是资料分散难找。为了查阅华工资料，他几次到英国各级档案馆及图书馆，并到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各种可能藏有文件的地方查找任何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很多时候，连管理人员都毫无头绪。一次，徐国琦到法国档案馆查找资料，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管理人员误送来一战期间意大利工人的档案。为消磨时间，他随意翻阅了一下，却发现一直苦苦追寻的几份极其珍贵的华工资料，竟然被错归到这份档案里了。得此意外，他心情大好，当晚连喝掉两瓶葡萄酒。

　　根据徐著研究，“以工代兵”是中国政府忌于德国，在明面上不能宣战的情况下设计的替代策略。“二十一条”后，政府意识到只有谋求成为协约国一员，才有可能在战后分享成果时，借“国际”之势，抵御日本进逼，不致山东权益旁落。

　　战场吃紧的英法顾不得“面子”，终采纳了这一提议。他们招收的华工大多来自山东，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很多身高在一米八以上。每个被录取的人要经过20多项体检，包括沙眼等，选出了百里挑一的“壮汉”。法国招募的华工主要在工厂工作，为英美在法国的远征军工作的华工则要跟着军队，一路挖战壕、送军火、清理战场、检修坦克等。最终，14万华工中有大约3000人客死他乡。也有不少和当地人通婚，留在了当地。

　　尽管如此卖力，华工的形象却被西方“妖魔化”了。在华工生活过的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华工沦为抢劫、强奸、谋杀案的代名词。协约国曾在战后将胜利勋章颁发给了每一个在军队服务的人，只有中国和黑山除外。

　　事实上，从被雇用的那一天起，华工就从来没有被西方真诚地对待。他们被承诺不会前去战场，可大量华工死于前线的炮火和轰炸，平日还得忍受严厉的军纪，甚至虐待。他们也被许诺将获得优厚收入，待遣返回国，由于通货膨胀，华工却发现在法国和在青岛做工并没收益上的太大区别。既苦又不被认可，乃至于中国学者陈三井将他们的旅程称作“人类历史之一大悲剧”。

　　一战的爆发被视作西方文明的转捩点，彼时正值中国发生剧烈变动，传统的儒家文明正在解体，中央政权疲弱不堪，像一盘散沙。甲午之后，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重新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参战正建立在全球意识到民族意识双重危机之上，14万目不识丁的华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

　　华工通过在欧洲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国家工人的相处，产生了现代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认知，回国后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支生力军。而未来中国的精英领袖参与了大量的华工事务，这一经历使得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港台动漫的力量，并确立了早期革命的方向。

　　也正由于这些华工的参与，中国外交官才能在巴黎和会上理直气壮地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为弱国的外交奠定了平等的基石。可惜的是，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巴黎和会长时期被解读为“丧权辱国”，曾被北洋政府寄予厚望的华工参战就此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虽然没有人给予他们应有的肯定，但他们的确是中国自己‘伟大一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国琦赞叹道。而他，至少把这个被遗忘的边缘群体重新拉回了历史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