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澉 ｜ 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和《西游记》写作刊刻考论

　　原标题：陈澉 | 吴承恩“荆府纪善之任”和《西游记》写作刊刻考论

　　［作者简介］陈澉（1947），男，黑龙江海伦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副编审，从事明清小说研究。

　　［摘要］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晚年的“荆府纪善之补”，对于其是否实际到任，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通过考证归有光、吴承恩长兴县征粮事件，对吴承恩《送入我门来》和徐中行《送吴生游楚》两首词的解读以及对《西游记》存在多位合作者、《西游记》“官板藩刻”等情况的考察，可以确认吴承恩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并且确曾到任就职，并在蕲州荆王府创作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如此，那就与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所撰序言中揭示的《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线索，即与某藩王府的三个“或曰”的内容严丝合缝，这对于认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最迟在隆庆四年（1570年）。

　　［关键词］吴承恩；荆府纪善；《西游记》

　　1983年10月，在江苏省淮安-连云港召开了全国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笔者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补”和〈西游记〉的写作刊刻》，后被收入大会论文选——《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一书。

　　我在文中提出：“从《西游记》问世算起的三百多年中，它的各种版本都没有署过吴承恩的名字。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甚至被误认为是出自元代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之手，直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做了精辟考证，才正式肯定‘出于吴氏’……稍后，郑振铎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根据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序言所提供的三个‘或曰’的线索，作出这样睿智的推测：‘吴氏或曾为八公之徒欤？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这个问题也还远没有彻底解决。以后几十年中，也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拟在郑振铎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新的探讨。”在上述拙文中，笔者的结论是：《西游记》一书是吴承恩晚年罢长兴丞后，在湖北蕲州任荆府纪善时写成的，由荆王府刊刻问世，并且没有署吴承恩的名字。这就使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很少为人所知。

　　吴承恩逝世后，由他的表外孙丘度等人主持刊刻了他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以下简称《存稿》）四卷，有万历十七年（1589年）刻本，流传极少，也很少有人收藏。直到1929年，原刻本《存稿》四卷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被发现。《存稿》中由他的“通家晚生”吴国荣撰写的跋文中说：“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绝世无继，手泽随亡，呜呼伤哉！”人们由此得知，吴承恩在长兴县任县丞之后曾有“荆府纪善之补”，吴承恩晚年很可能在荆宪王府任过纪善之职，这就使他的身份和世德堂本《西游记》中陈元之所撰序提供的关于作者问题而和“今天潢何侯王之国”密切相关的线索即三个“或曰”的内容严丝合缝。

　　而在当时，无论是反对“吴承恩”著作权的“否吴论”者，如俞平伯先生；还是肯定鲁迅、胡适考定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结论的“拥吴论”者，如郑振铎先生等，都相信陈元之序中三个“或曰”具有极大的可靠性、真实性，将其视为能否最终认定或否定《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试金石。因此，证实《射阳先生存稿》吴国荣跋中披露的吴承恩“荆府纪善之补”确有其事，即能证明吴承恩实任此职，从而会进一步夯实鲁迅等先贤论定的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这一结论，亦可使《西游记》著作权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如果说40年前笔者的那篇论文还颇有些大胆假设意味的话，那么今天的这篇拙文，则自认为是严格用事实说话，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努力使这个困扰吴承恩和《西游记》学术研究多年的难题得以解决。

　　一、令、倅长兴结怨怼

　　吴承恩是在晚年任浙江省长兴县县丞时遭罢免且入狱被释放之后才有“荆府纪善之补”。一般认为，吴承恩到长兴县上任的时间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春夏之交。当时，长兴县知县是著名散文家归有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位文学家就这样不期而遇，并由此催生了一段颇不愉悦的文坛史话。

　　归有光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被授官长兴县知县，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同治《长兴县志·卷三十》‘碑碣（下）’：《梦鼎堂记》石存：知县归有光撰，淮阴吴承恩书，隆庆元年十月立，在县治。……《圣井铭》，知县归有光撰。”此二石刻残碑已在长兴县被发现，与记载相符，乃吴承恩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职长兴，与归有光共事的直接证据。苏兴先生、蔡铁鹰教授各自所著《吴承恩年谱》均持此说。

　　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间，归有光、吴承恩的当务之急是秋粮征收工作。据《明史·食货志二》：“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从明初开始，官府对征粮实行“粮长制”。所谓“粮长”，是明清时所设的征收、解运所在粮区田粮的人员，由粮区内大户（地主）担任。据《明史·食货志二》：“里甲催缴，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据清顾炎武《日知录·乡亭之职》：“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五十多万石，运粮至京。”

　　从洪武年开始，征粮一直实行“粮长制”，官府对大户给予种种优遇。如朝廷往往直接授其官职，甚至可以免除其死罪。因此，大户们不惜用行贿的方法来钻营这个位置，有的大户甚至世袭粮长几十年。明代著名文学家何良俊家就是这样，据他说：“余，农家之子弟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自祖父以来，世代为粮长。后见时事渐不佳遂告退此役，此髫龄时也。”所谓“时事渐不佳”，是说正德以后“公逋负日积”，由于统治阶级日趋骄奢侈糜，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加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纳粮户大量逃亡。因此，官府将本地所编制的粮差，原额向没有逃走的小户按原数分摊，同时责令里长、粮长如数缴足。小户支持不住，相继逃亡，官府便唯里长是问。据记载:“递年派粮偏差，无所归者俱令小户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由是流移载道，死亡相枕，户口耗矣；由是鼠狗窃发，窃掠公行，盗贼兴矣；由是争斗不息，告讦日滋，狱讼繁矣……故凡人遇签当粮长，大小对泣，亲戚相吊，民间至有‘宁充军毋充粮长之谣’。”当时长兴县的情况就是以上引文的真实状态，因此将“粮长制”改为“里递制”，由值年的里长兼领粮长一职，负责税粮征解。

　　归有光已到任主持全县按“粮长制”征粮一年有余，但对“里递制”不仅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不得力，甚至还设法进行抵制。从《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粮长制“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硕辅，来至拊循者，岂不能深思熟虑为民兴利除害，补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临近年终，归有光、吴承恩的征粮任务导致两位大文学家在短暂共事期间结下怨怼，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以及吴承恩将要开始的小说《西游记》之创作（后文详述）。

　　首先，朝廷明文规定必须在二月前完成秋粮征收工作。其次，知县归有光必须在年底前赴京朝觐。《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隆庆二年为戊辰，归有光按例应于元旦日朝觐。为此，归有光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称：“前岁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来代其事。”在十月前，上司派来长兴代理归有光朝觐期间职务的代理县令（或称摄令、署印）已经到达长兴。派摄令来长兴，原因是归有光曾“忤分守道”，即在工作中冒犯了主管钱谷的顶头上司，因而上级派人来对其工作进行监督、纠正。

　　归有光在朝觐动身之前，在征粮工作方面做了两件事。一是拟定秋粮征收方案，交由摄令、县丞执行，其主导思想是对上级推行的“里递制”进行“变通”，实际仍然坚持“粮长制”。对此，他明确说：“当职恐重害小民，连昼夜编定，虽承里递之文，实用第三年之粮长。所以用第三年之粮长者，以前官将一县大户堪当粮长者，编定三年轮当，以劳逸更休之法也。”“今审里递，即前二年者已经役过而后一年独得以规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二是为使征粮方案得以实施，分别对大户析分之子户和小户做了所谓调停即沟通工作，他说：“用大户之子户为‘里递’。然其实今日之里递即旧日之粮长也。”这样“小民颇以不扰”，但实际上大户之子户并不心甘情愿，为安抚他们，归有光才“颇调停其间”。所谓“调停”，不外乎软硬兼施、说服与压服并用、威逼与利诱兼行，从而使大户之子户暂时接受担任“里递”之职。而后，归有光又“拘集小民”，即召集其开会以交底，让其放心。

　　隆庆元年年底，归有光放心地踏上了朝觐之路。然而，事情并没按他的意愿发展。据归有光在《乞休申文》中说：“大户复萌规避之心，乘职入觐移祸与小民，流言飞文，诖误府县，追求小民之里递。以致逃亡鬻产弃妻子者，不可胜数，有自经者而上不闻也。比职还，自京口至苕、霅之间，沿途哭诉者相望也。职悉召复其旧，而所伤已多矣。”此外，最令人震惊的是“署印官与县丞，被察院访逮”，即二人被下了诏狱，罪名是征粮中收受大户的贿赂，所谓“署印与丞之以赃败也”。据归有光《乞致仕疏》，此案发生的时间是隆庆二年初，即他从北京朝觐归来时，“隆庆二年四月内，朝觐回任……领到吏部文凭一道，即离任至原籍某府某县”。

　　长兴县案发后，有人指责归有光接受了小户的贿赂。归有光为自己辩白：“职家世宋、元以来，号称钜族，室中所俸，相承亦不菲薄，而职用极简陋，衙内日取百钱，令卒出市，日不过斤肉蔬菜。”“且如里递，苟少有为利，何不与大户市恩？而力维护小户，不顾其怨怼而专取小户偏护之耶？”至于摄令与县丞（吴承恩），他则这样说：“署印与丞之以赃败也，由其发狂自宣露，囚服跪首于太守之前。”“昨有岁贡自京还者，言京师已知之，今被访逮。即其发狂，乃职尚在北河时也。”“今府中藉藉，归咎于职，若然，则察院不当访人耶？又因缘其所访之自，而欲扳以为仇耶？”

　　归有光与已经被下狱的副手、文学家吴承恩之间的关系已颇微妙：一是他极力辩白自己与摄令、县丞的被访逮无关，在时空上不具备参与条件，以防止二人对其生恨。二是他对被下狱的两个人不作区分、一视同贪，说二人“以赃败也”，只说“由其发狂自宣露”，却不指明发狂者是二者之中的何人。按常理，发狂（精神分裂）者一般不可能是两个人同时发作（事实证明是摄令发狂，见后论述）。他在《与周淀山四首》中说：“此事殊异常，摄县者日欲中伤。一日，忽发狂自系太守前殆若有神。”而前述归有光却对二人不加区分，这就容易给人造成错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下狱者“欲扳以为仇”，即要拉他下水，陷害他。他进而说道，“今二怨（摄令与县丞）与里递大户及所治恶吏，结构为一。被访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于职；里递大户，不肯服从：恶吏被申，不归狱，而反肆行于外；群不逞藉藉而谋咋啮，则一身无余矣”。在另一篇文章《乞休申文》中，他又说小吏沈良能“公与群不逞日治谤书，噬啮长吏，国家法纪荡然矣”。

　　正当归有光因为征粮工作陷入困境时，另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紧随而来。随着朝觐结束，大察（考核）的结果发布，归有光的考绩不佳。他在《上万侍郎书》中说：“昨者大计群吏，仅免下考。”因此，他没有得到升迁，被调离知县岗位，于隆庆二年（1568年）六月十八日改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之通判（知府的副手），专管马政。归有光没有马上赴任，而是称病回乡，直到隆庆三年三月二十日才从家乡昆山出发，五月十日到达顺德府任上。据《明史·归有光传》：“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倅者。名为迁，实重抑之。”这对归有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乞休申文》中说：“今兹之调，实由谗邪之中伤，中朝士大夫盖犹不忍遂弃之，而置于此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以宁舍生而不顾者，惧毁其人之名也”，“故名者，与天壤俱敝者也。诗人之篇，荀卿之书，屈原、贾生之作，其逃谗自沉而不顾，乃犹惜此区区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本来，是他在征粮时抵制上司推行“里递制”，影响了征粮进度，导致上级不满。而他却将责任推卸给他人，让县丞吴承恩当了替罪羊。

　　为以后论述方便，这里先说一下归有光到顺德通判任后几年间的简单经历。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以顺德倅入贺万圣节，上疏，乞改调国子监一职，求以“五经”训诲学者，未果。“会囧寺（太仆）檄留京师，修《马政志》盖专管马官，素隶太仆故也。时大学士高拱及赵贞吉‘雅知’先生。遂引为南京太仆寺丞。而兴化李春芳（内阁宰辅，即首相）复留掌制敕，修《世宗实录》焉”，至此归有光总算是正式调到中央机关，做起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不料，归有光于隆庆五年（1571年）正月十三在北京病逝。因归有光生于1506年的腊月二十四，是1507年的年初，按民间风俗计算，享年六十六岁。

　　当归有光调离长兴县，已到顺德上任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副手吴承恩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关于吴承恩何时出狱，以及出狱后的一些经历，在《射阳先生存稿》中仅有他“罢长兴丞”及“不谐于长官，遂拂袖而归”的简短记载，无法考证他出狱的确切时间，在他的文集中也再无任何线索。我们只好另辟蹊径，迂回到知县归有光诸多文论中去爬梳研判、阐幽发微，从而捋顺头绪、厘清事实、锁定真相。

　　二、老贫益壮誓“探梅”

　　吴承恩因“贪赃”而被下狱，出狱后有“荆州纪善之补”，有学者推断吴承恩逃过这一劫，“另有异数”。因为两年前将吴承恩安排任长兴县丞的吏部尚书李春芳，此时已经升任内阁宰辅(首相)，按照归有光《乞休申文》的说法，摄令和县丞（吴承恩）被逮之事传得很快，年底前京师就知道了，李春芳既已知道，当然不能不问，“既是为了朋友，同时也关系到他本人的清誉”。这位学者又说，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但我坚信‘荆府纪善之补’（指吴承恩离开长兴县后补授湖北荆王府‘纪善’之职）应当就是李春芳运作的结果”。

　　关于此事，笔者要向读者告知的是，这位学者“没有直接证据”的“坚信”，现已被事实所证明。在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再与余太史》文中曾这样写道:“前瞿少宰致书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怜，非有光之有求。而辞不尽达意，亦以有明公代为言之耳。”在《与吴刑部梁》一文中，归有光又说:“顷在家日，闻吴兴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纵，然中伤之计日行矣。……知子兰之谮深也。”此处之“大吏持平”则很可能是指李春芳居间调处，而吴承恩此时仍在狱中。

　　关于吴承恩出狱的时间，归有光到顺德府任上后写的《与陈伯求》一文曾这样说：“吴兴方置狱，掠无罪人锻炼，为罪人解脱，甚可骇。此其于仆，非同蚊虻之噆肤而已，不得不恐，为知己者言之。”此信时间应在隆庆三年五月归有光到顺德通判任后，说明此刻吴才被释放。在此前的《与吴刑部梁》一文中，他还有“顷在家日，闻吴兴事甚怪”之语，可互证。在《与慎御史》一文中，归有光又这样说道：“比得改官，一时匆遽，又不得诣别。恨恨。当其在贵郡，甚迩也，可以见而不见，今去之，虽欲见而不可得矣。县事无足言者，执事姻亲在彼，必能略道之，闻郡中置狱大异，为善者惧矣，谓随、夷溷而蹻、跖廉，昔贤云然，今乃真见之。”

　　综上，在归有光从昆山出发赴顺德府上任期间，即隆庆三年三月至五月十日左右，吴承恩才被从狱中释放。而他离开长兴县赴蕲州荆府纪善任，其动身时间也肯定距此时间不远。“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表达了吴承恩想尽快离开长兴这个伤心之地的心情。此刻，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某位论者长期持吴承恩于隆庆二年（1568年）“约正月赴蕲州荆王府到任，为答荆府同事的接风作《宴凤凰台》”之论点，并在其诸多论著中用“推论”“反证”“立论”及“诗证”的方式对其进行阐发，尽管影响较大，但由于其此前在判断长兴狱案发生时间的疏忽，使他关于此问题的那些论述成为沙上之塔。

　　据此可知，吴承恩在隆庆三年三至五月间肯定已经出狱。笔者认为，他出狱后直接奔赴湖北蕲州荆王府赴“纪善”任，其原因如下：一是母老家贫，迫于生计。二是能够使他短暂的仕途得以延续。三是借以自证清白。吴承恩在即将出狱时，兴奋且匆忙地写下了一首词——《送入我门来》：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肯安排！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漫说些痴话，且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这首词有助于我们认定吴承恩作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身份，同时也加强了他出狱后立即赴荆王府上任的可能性、合理性。客观地说，吴承恩的这篇词作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有时甚至被误读：明明是作于吴承恩的老年，却被一些研究者当作表达他中壮年志向的证据。直到蔡铁鹰教授在《大道正果——吴承恩传》一书中将其称为“一条老人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的誓言”，认为这是吴承恩即将创作《西游记》的宣言。笔者认为，在吴承恩奔赴湖北蕲州上任时携带的简单行李中，应该包括这篇词作和“荆州纪善”任命书，以及一部20多年和他形影不离的元代小说——《平话西游记》。下面试对全词进行解读：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吴承恩对着镜子发问，“不知何处潜来？”道出了老人中年丧子的痛苦和悲戚，蔡铁鹰教授在《吴承恩年谱》中对此有精辟的考证。20多年的丧子之痛时刻在啮噬着老人孤独的心灵，怎能不使他的满头青丝过早堆积上白雪？“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而“严霜”的意思，如果不避牵强地说，正是指吴承恩一年前含冤入狱，身陷囹圄（五月飞霜）。一句“试探取梅花开未开？”让我们看到吴承恩所具有的梅花般孤傲超世的人格。梅花不惧凌寒、傲雪而开的特征，正与吴承恩“平生不解受人怜，慷慨悲歌气傲然”的品格相契合。“未许壮心灰”一句，应该是说自己还要执着实现壮年时的理想。那么，此刻已花甲之年的吴承恩，其“壮心”究竟是什么？“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吴承恩晚年所追求的早已不是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而是要“漫说些痴话，且赚他儿女辈，乱惊猜！”他从小就喜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迨于即壮时，独此十数事……作《禹鼎志》”。但这本小书和理想中一部“盖不专明鬼，实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的史诗般的“野史”相比，无疑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词中又说：“狗有三分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表达了花甲之年的自己比早年写《禹鼎志》到中年写《二郎搜山图歌》时具有更加坚定不移的志向，立志创作一部大作来寄寓理想抱负，即使自己时日无多，也要以杜甫为榜样，做像他那样有才气、有骨气的文人。于是，写完这篇宣言兼誓言，吴承恩毅然踏上赴任之途。

　　如前所述，既然位高权重的李春芳早已介入长兴县征粮事件的处理，当事人之一的归有光已经就任顺德通判近一年，为什么另一当事人吴承恩还未被从监狱释放？因为，当时长兴县实行“里递”征粮，其推行者并非浙江省巡抚，也不是湖州知府，而是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庞尚鹏。庞尚鹏其人，字少南，广东南海人，嘉靖进士，《明史》载其“介直”，他创行一条鞭法，轻民徭役。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四·揭帖》:“揭为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东南财赋之乡，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编审均徭，如库子、民皂、门橱之类，悉佥乡民应役，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使侵渔，公私俱尽。于是庞御史尚鹏首行条编法，计直征银，民力大纾，载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征也。”所谓“又议革去粮长，以里长收粮，彼此互管，贫富通融，十年一审，大约中户之家应役，有期，力均时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当道可谓苦心，地方亦云人幸矣”，指的就是“粮长”改“里递”之事。对此《湖州古代史稿》亦载，嘉靖四十三年（1566年），巡按御史庞尚鹏根据余姚、平湖两县行之有效的均徭一条鞭法，竭力对杂泛差役的进一步改革，一条鞭法在湖州府得以具体实施。一条鞭法的内容为：“总计一岁中里甲、丁徭、土贡、雇募之数为一条，通一县丁田均派兑征而分给焉，诸库子、斗级等官给价募吏兑之，递运伕马皆官吏支发，民如限输钱。”

　　这里需要强调，明代巡按御史是“代天子巡狩”，事权极大，“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唯御史尔”。前面说过，所谓的长兴县摄令和县丞贪赃案一开始就是“蒙察院访逮”，而归有光所涉之事只需在省府、吏部等行政部门处理即可，而巡按御史和按察司在明代地方司法中具有相同的地位和责任，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会同执法，就是说，吴承恩的案子从始至终都由巡按御史过问，这样就使李春芳虽是首辅也不能不有所忌惮，他出于避嫌而不便多加干预，更无法推动或决定结案的时间或进度，这一切只能由巡按御史来决断，因此归有光早就改官到任，而吴承恩却还被关在狱中。

　　三、赴任探友奉诗翰

　　对于吴承恩出狱后是否以及何时赴湖北蕲州荆王府任职的问题，长期以来在《西游记》学术研究中是个争持不休、见仁见智的问题。首先，在认同吴承恩拥有《西游记》著作权的研究者阵营中，关于吴承恩的著书时间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一是“中年说”，二是“老年说”。苏兴先生一直倡导“中年说”，主张吴承恩“罢长兴县丞后被授予‘荆府纪善’，没有实际到任，只是得到一个名誉上的补偿”。因此，如果承认吴承恩晚年确曾到纪善任并创作《西游记》就会动摇“中年说”。由于苏兴先生的声望和影响，颇有一些研究者追随“苏说”，就这样一度遏制了“晚年说”论者的主张。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刻有“荆府纪善”字样的吴承恩棺木档板在吴承恩家乡淮安县吴氏祖茔中出土，依据郑振铎先生的主张，以及蔡铁鹰教授等“晚年说”学者的强力推动下，使吴承恩晚年赴“荆府纪善”任，并创作《西游记》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

　　目前，吴承恩出狱后赴蕲州荆王府纪善任的确切时间和证据已被找到，即吴承恩的挚友徐中行于隆庆三年（1569年）在湖北武昌赠给赴任荆府纪善任，并途经此地的吴承恩的一首诗——《送吴生游楚》。

　　江介多悲风，庭草率已萎。

　　贫士久失职，抱影西山陲。

　　负薪岂不苦，披裘有良规。

　　落落吴季子，夙称东箭奇。

　　论文得吾党，金石誓不移。

　　送子涉远道，言访潇湘湄。

　　三楚富奇节，眄睐成心知。

　　平生国士胆，慷慨得所施。

　　枫林已摇落，江水何逶迤。

　　清深气愈烈，赠以猛虎词。

　　虽非季布诺，聊用惠前绥。

　　据蔡铁鹰教授《吴承恩年谱》中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丙寅项下介绍，本年“明人誉为‘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丁母忧回家乡长兴，与县丞吴承恩相识并有密切的交往”。李炤《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状》中说徐中行“三月量移瑞州同知，十月，闻丧，奔归。太安人讣至去位。无何，就其家起山东按察司佥事，未任。隆庆戌辰，服除，补湖广佥事”。隆庆戊辰是隆庆二年，按照守孝三年实际二十七个月的规矩回推，徐中行母亲去世的“三月”，应该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三月，也就是说吴承恩在长兴丞任上时，徐中行正在家守制。服除后，徐中行隆庆二、三年之行据《徐中行集·附录·年谱》记载：“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秋，谒选得湖广佥事，管武昌道，隆庆三年己巳（1569）春，抵武昌。”吴承恩于隆庆三年出狱后赴湖北蕲州荆王府“纪善”任，徐中行也恰于此时谒选补得湖广佥事，且管武昌道，并已先期到达了武昌。

　　接下来，对徐中行的《送吴生游楚》进行解读：“江介多悲风，庭草率已萎”，篇首二句，交代了徐、吴（吴生）二人相遇的节令是秋天，“江介”表明地点为长江之畔的武昌，“吴生游楚”表示武昌并不是终点。此处与吴承恩赴蕲州荆王府上任在时间、空间上都吻合。“贫士久失职，抱影西山陲”，交代了“吴生”的境况：一介“贫士”，久已失去职位，仍孤独地坚守自己的气节和理想，基本符合彼时吴承恩的状况。“落落吴季子，夙称东箭奇”又与前面形成呼应，突出强调了此“吴生”的才调卓荦与气节非凡。至于“论文得吾党，金石誓不移”句，则是赞佩“吴生”具有卓越的文学才华，说他的文学主张与“后七子”见解相似，这恰巧又和吴承恩《存稿》所载陈文烛撰《花草新编序》中“长兴有徐子与者，嘉靖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和，把臂论心，意在千古”，“过淮访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倦，夜分乃罢”的记述契合。“送子涉远道，言访潇湘湄”一句，说“吴生”到武昌之后还要“涉远道”去“访潇湘湄”，则是指吴承恩去湖北蕲州荆王府赴“纪善”任之事，与后面“三楚富奇节，眄睐成心知。平生国士胆，慷慨得所施。”的诗句也相关联。吴承恩曾被淮安府的葛木、孙继鲁等长官视为“国士”，但长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而这次到荆王府任职将使其能够施展抱负，与徐中行诗意甚合。“枫林已摇落，江水何逶迤。清深气愈烈，赠以猛虎词。虽非季布诺，聊用惠前绥。”秋意渐浓，落木萧萧，徐中行用这首“猛虎词”为吴承恩送行，二人于武昌惜别。

　　此外，本诗的第五、六句:“负薪岂不苦，披裘有良规。”与归有光的《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之七《与傅体元》中“唯徐龙湾书来云”一句后面紧接的“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遗金者乎？”相对应。此前，徐中行丁母忧在长兴时，曾为归、吴二人所涉案件多方疏通，对两位挚友的操守都深信不疑，先是在给吴承恩的诗中用“披裘负薪”这个赞美高洁之士的典故评价他，然后又在给归有光的信中称赞他为官清正、廉洁自律，用“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遗金者乎？”一句对其进行宽慰。

　　至此，可以确认吴承恩先生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并且确曾到任就职，并在蕲州荆王府创作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

　　四、纪善戏笔刺太仆

　　本节将要探讨的是《西游记》的准确创作时间及部分内容。首先从百回本《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说起。经过笔者考察，明以前各种体裁的《西游记》作品中都没有弼马温的故事，日本太田辰夫先生在《西游记研究》中也说:“弼马温大概到明本才开始出现。”

　　在弼马温的故事中，吴承恩这位“跅弛滑稽之雄”，为我们描写了孙悟空因不谙世事、善良单纯而屡为天庭愚弄而大出洋相，终于恼羞成怒、忍无可忍而大闹天宫的故事。

　　故事开头，玉皇大帝派太白金星对孙悟空进行“招安”，利用悟空急于“拜受仙箓”（上天庭当官）的心理，将其骗到天上，封给他一个御马监“正堂管事”的官职，也被称作“弼马温”。孙悟空不明就里，欢天喜地，立即就任。他到职后尽心尽力，甚至“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有捉将来灌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抿耳攒蹄，都养得肉肥膘满”。不久，他从同僚口中得知，“这弼马温也不过是个‘未入流’的小官，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孙悟空勃然大怒，翻个筋斗云返回花果山。回山后，孙悟空听了鬼王献计，当即竖上一面“齐天大圣”的旗子。玉帝派人兴师下界，讨伐他不成，又是太白金星老谋深算，利用孙悟空只知出言、不知大小的弱点，撺掇玉皇降招安旨意，封他做齐天大圣，“只是空衔，有官无禄”。后来，玉帝又听信了道士许旌阳真人之言，派悟空去看管蟠桃园。结果可想而知，悟空“先偷桃，后偷酒”，搅乱“蟠桃大会”，又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将御酒偷去山中享乐，最后遭天兵围剿。当时，李天王传了令，着众天兵扎了营，把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罗地网。结果，孙悟空打退了哪吒三太子，战败了“四大天王”。吴承恩写“弼马温”故事的深刻用意，其实是出于他“复善谐谑”的天性，用辛辣锋利的笔锋对曾和他心存芥蒂的老上司散文家归有光进行讽刺，借以发泄自己被诬下狱的怨气。

　　归有光由长兴知县改任顺德府通判，做了一个专管马政的府倅。至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以顺德通判身份赴京入贺万寿节，他上疏乞改任国子监，未果。然恰在此时，太仆寺（中央管全国马政的机构）要修《马政志》，就将管马政的归府倅有光留下来帮助修志，将其借到太仆寺临时帮忙。由于大学士高拱和赵贞吉都“雅知”归有光，承诺帮助他运作职务问题，“诸公相怜，谓更有别处，仆殊无望于此”。眼见前途有了希望，归有光的精神振作了许多，“因在金铺玉砌间行，殊不觉老也”。他扬己之所长，夜以继日，短期内就完成了一系列的“马著”，如《马政志》《马政职官》《马政祭祀》《马政蠲贷》以及《马政府藏》等，虽不算成绩辉煌，却也硕果累累。在高、赵二位大学士的帮助下，隆庆四年旨下，归有光被提拔为南京太仆寺寺丞，“遂引为南京太仆寺寺丞，而首辅李春芳复‘留掌制敕’，给予重用，修《世宗实录》”。

　　吴承恩正是利用南京太仆寺寺丞与“弼马温”的相关性，对归有光进行一番讽刺与调侃。这个妙趣横生的故事的创作因为与归有光荣升“弼马温”的隆庆四年（1570年）同步共时，也为我们留下考证《西游记》创作的时间线索，当然还从另一面坐实了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为了防止我们“乱惊猜”，而忽略他的“师心匠意”，在书中第七回“又诗”中写下“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是知音”的诗句，其中下联用“是”而非“岂”，以期引起仅“粗通文墨”的读者会意，理解他的“其中味”，不负他的一片“笑心”。当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讽刺归有光的地方并非仅此一处，笔者对此已早有论证。

　　综上，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最迟在隆庆四年（1570年），全书不管是完全出自吴手，还是以元代《平话西游记》为底本，即如郑振铎先生所论“做骨骼”，由吴承恩进行“赋魂”，以及注血、丰肌和填肉等再创造，百回本《西游记》的最终面世肯定是毋庸置疑了，而吴承恩也注定要以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写定者或改定者的身份与这部著名的神话文学艺术瑰宝永远联系在一起。

　　五、道韵仙姿樊山王

　　在《西游记》百回本内容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直干扰着对吴承恩著作权的认定，即在《西游记》的许多内容中体现出浓郁的道教思想。在这部以“三教归一”思想或“扬佛抑道”为其主要倾向的作品中，道教理论、道教术语、内丹修炼思想甚至师尊道祖的诗作比比皆是，以至有一些论者对《西游记》中的丹道思想连篇累牍地进行阐发，把《西游记》说成是一部“无一字无来历”的道家内丹修炼之典籍。其实，唐僧取经是一个佛教题材的故事，而作者吴承恩的宗教思想并没有超越一个明代士大夫所普遍秉持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范畴，绝无宣扬拥道思想或表现崇道倾向的可能。不仅如此，由于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度不满，使全书表现出明显的抑道倾向。

　　另一方面，从鲁迅、胡适先生在百年前即已论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如今我们追溯吴承恩写《禹鼎志序》《二郎搜山图歌》《送入我门来》，直至笔者在本文前面对徐中行《送吴生游楚》一诗的解读，吴承恩著作权的立论越来越牢靠，证据也越来越扎实。而主张《西游记》“道教说、道长著”的那一方面论者，仍固持己论，甚至把早已被抛弃的“邱处机说”抬出来补缀其“道教说”妙论，却无法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西游记》作者人选。笔者认为，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百回本时，极有可能有一位精通道经或信仰道教，又研习内丹素养深厚的人士作为他的助手或合作者，书中有关道教的内容很可能出自他的手笔。随着对吴承恩和百回本《西游记》研究的渐次深入，这位人士已悄然进入我们的视野。

　　笔者在1982年发表的《吴承恩的“荆府纪善之补”和西游记的写作刊刻》一文中曾写道:“当时的荆王翊钜‘严明有制’，郡王载埁‘折节恭谨，以文行称，读书穷理，著大《隐山人集》’。载埁之子翊‘字孟尝，颖异博学，工诗文’，当时与王弇州、吴明卿诗筒往来，著有《广宴堂集》《震岳诗话》。与弟翊、翊鎙共处一楼，以诗唱和，号‘花萼楼’，翊‘字仲良，文学书翰俱有名。’‘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弇州）除与翊唱和，还写过一篇《题荆王赠张太史文后》的短文。历代荆王府中能诗、善文、长于训诂者很多，荆国均‘重其为人’‘雅重之’‘倚重之’。由是观，荆府和其他藩王府一样刊刻书籍，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吴承恩写成《西游记》之后付梓，也就有了便利的条件。”

　　由王岗先生著、秦国帅先生译的《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后文简称王著）中说:“荆藩分封于蕲州的樊山王朱翊 （约1557—1626）好道，‘闻古有淮南八公、梁四公，慕之，折节名士。师事桂岩公，陈玉帛、少牢、形盐簋，问不死之道，屏息，膝行委蛇，桂岩公谢不敢，王匍匐固请。……桂岩公立东面，王北面罄折。’其拜师问道时的‘屏息’‘膝行’‘委蛇’‘匍匐’‘罄折’乃至站立方向的礼节和跪拜方式，堪比拟于……朱常淳。桂岩公指顾阙（1528—1613），是蕲州阳明学的代表人物，他并非道士，但著《方外记》，解辨《庄子》，补注《黄庭内景经》《周易参同契》等道经，‘精筮卜天文风角’，其门客中就有相当多的道人方士。”“顾阙本人显然精通内丹之类的修行。朱翊 师事顾阙之举，更像是……朱约佶（引者按：明宗室人物，号云仙，又号弄丸山人，靖江王朱守谦后裔，以修炼为事。有道教著作《观化集》）受度而入某内丹法派的翻版。”

　　据王著，当时的荆王府有着比较浓厚的道教氛围：荆恭王朱翊钜结交了武当道士麸子李（1506—1521）以及其弟子柳道春、徒孙郝悟通。朱翊钜修建了祠庙奉祀麸子李，并在郝悟通羽化后埋葬了他。此前，朱翊钜的父亲，即荆藩分封于湖北蕲州的永定王朱载墭（1517—1550）亦与麸子李过往甚密，曾屡次礼聘其到蕲州，寓武当宫中，祈长生诀，赐金帛甚厚。同时，他还对郝悟通礼遇有加。朱翊钜之孙，即荆定王朱由樊，亦对道教理解颇深，并大举支持道教活动，他的客室中经常云集来自藩城蕲州的众多道士，万历四十三年荆定王朱由樊在他的花园濯濯亭“宴集宗室能诗者命朱翊 分字作诗咏亭”。朱翊 则在诗中描写了朱由樊“清尘光避华林住，元气召从水镜浮”，此外，他还以“知是君王性玄畅，聊将濯濯示真修”的诗句，颂扬朱由樊志在玄修及其在道教修真方面的成就。

　　朱翊 “作为一位多产诗人”，结交了一些声名远播的文人如李维桢、俞安期、晚明福建诗派领袖曹学佺（1574—1646）、潘之恒、公安派成员丘坦（1564—？）以及明代最后一个文学流派竟陵派的创始人钟惺（1574—1624）。朱翊 及其兄弟、荆藩宗室朱翊 、朱翊鎙与著名的正直官员湖广人汪可受（1559—1620）及其他的一些文人，共同组织了‘花萼社’。同时，朱翊 还聚集该社团的宗藩亲戚进行作诗比赛，虽然这种比赛并不是以出仕为目的的科举考试，但却将一些藩族成员融入了在明代精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科考文化当中。

　　朱翊 留下了大约83首与道教相关的诗歌，涉及与道士的友谊、道教庙宇、阅读道经、道教修炼和道教意象等。在这些诗歌中，朱翊 沉迷于仙境，如昆仑山、海上仙山以及刘晨、阮肇故事中的洞天以及清虚天、太微天等其他天宫，并经常提到道教的神明、圣真及仙真，如老子、洪崖先生以及赤松子等。在这方面，作为一个涉猎广泛的作家，朱翊 还非常熟悉西王母及其他道教神女的传说，对道教神女与世间男子之间的人神之恋这一主题尤为感兴趣。他宣称自己与道教“素有渊源”，喜谈道教“玄言”，“参讨玄牝义”。他也渴望一种隐士的生活，“自许吾身求隐道”。

　　朱翊 还屡次提及他的道教修行实践，如服食仙丸药草，“我有数丸药，本自昆仑山。……神仙教我食，颗颗凝丹颜”。 而且他还自铸“金丹”，称“我欲烹砂成素雪”，“瑶炉丹药仙成霞”。当有人致意于道教外丹烧炼，朱翊 的反应是：“予时耳热，向之剧谈金丹返还之理”。他还多次用“水激金晶飞肘后，气压玉液到心头”“大药刀圭不计年”这样的诗句，谈论内丹术，他声称这些修炼方式可以让人“精神下完足，筋力妙济攀。既无烦念出，复已尘欲缘”，不再有任何的世俗理念。不仅如此，通过掌握道教玄秘和大药，他想象自己有一天会“高揖谢人寰”，“许多大药都成就，共入虚天自在春”“能够升天朝真”。“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三十日，朱翊 与诗社中其他同伴绘制了一篇《缑山图》（缑山位于河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据称王子乔于此升天），并作诗一首，用以庆祝荆藩都梁王府对道教‘玄学’非常熟悉的宗室堂弟朱忠宝的三十岁生日。在这首诗中，朱翊 认为，‘伊昔仙人事有征，琅函金格岂虚构？’即王子乔飞升成仙的传说可以由道教文献得到确证。并断言，‘不绝红尘道未能’，人只有超尘出世才能证真得道。”

　　此外，据王著，朱翊 的府中云集了众多的僧道朋友。“他与好几位道教内丹大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叶炼师、李芃、南京的张梓以及马道士等，朱翊 非常仰慕他们的道行，并表达了跟随他们修道的意愿。他将一位道士朋友称为‘道侣’。同时，他还将道士沈炼师称为自己的‘方外之交’。” 王著中还指出，明靖江王府的朱约佶在与文坛领袖之间关系上，占有独特的位置。他不仅与王世贞交好，后者甚至尊他为师。朱约佶还撰有被视为道教著作的《观化集》，在这部著作中，朱约佶以诗的方式，配以散文和图示，阐述了内丹原理和修炼方法。在这方面，朱翊 也创作了一组词，由16首关于内丹修炼全部过程的长短句构成，总题为“丹药演玄十六阙”，所有关于朱翊 道教内丹方面的著述都在他的《广宴堂集》一书中。关于此书，我们现在仅能通过王著知道其复制本藏在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里，至于原书，目前暂时无法目验。朱翊 与吴承恩早有师生名分，这是因为纪善为宗室子弟老师。因此，吴承恩所著《西游记》百回本中有关于道教内丹修炼的理论等方面的道教术语、词语韵文及小说回目所反映出的浓厚的道教思想和气息，最大的可能是出自荆王府中这位与吴承恩各方面关系都堪称密切的荆王支系樊山郡王，明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朱翊 之手笔。

　　如果说笔者上述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长期以来关于《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结论，即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并非只有吴承恩一人，很可能还有一位甚至多位合作者——荆府樊山王、著名宗室诗人、明代文学家朱翊 等。

　　六、荆藩“官板”刻《西游》

　　笔者认为，《西游记》全书在吴承恩离开王府时已由荆王府刊刻行世，作为民间书坊，世德堂本在《西游记》上署“新刻出像官板大字”字样即是明证，说明其底气来自其所购底本的“官板藩刻”性质。在此，根据笔者对《西游记》作者的以上考证结论，并结合王著中荆府郡王樊山王府刻书等资料，对《西游记》最终成书时间作一点补充。吴承恩于隆庆三年（1569年）到荆王府纪善任上就职后，就开始创作《西游记》。隆庆六年（1572年），他参加完在扬州兴化举办的李春芳父母八十大寿庆典前，应该已经完稿甚至刊刻行世，然后才正式从荆府离职回乡，这与吴国荣所说“归田来……十余年（1582年）以寿终”相吻合。

　　此前，我们尚未发现荆王府同明代其他藩府一样刊刻书籍。但在王著“参考书目”部分即书中306页写道：“朱翊 《广宴堂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藏有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元年（1628年）樊山王府刊本复制的副本。”“樊山王府刊本”明确说明了荆府樊山王朱翊 所著个人文集《广宴堂集》，即王著199页 之记载，由汪可受撰序、由竟陵派文人参与校订的朱翊个人文集，原来系由荆藩支系樊山王府刊刻出版。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八公之徒”吴承恩主创，很可能有宗室人士参与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完稿后也是在蕲州荆王府付梓，由其分支郡王樊山王府刊刻成书，绝不会让稿本从王府流出卖钱，再由民间书坊刊刻。而世本所依旧本（官板藩刻），实际上是极少量藩刻本由湖北文人如李维桢等亲近王府的人士从王府带出，几经辗转由书商金陵世德堂购得，后来又经民间书坊翻刻成书，在此情况下，世德堂本《西游记》应运而生。

　　笔者在《天津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上发表的《吴承恩研究二题》一文中提出，国内认为吴承恩没有去荆府任职的学者都称在《射阳先生存稿》中没有发现他到过荆府或湖北的迹象。然而，笔者却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中的《对酒》一诗，就是在荆府纪善任内所写，抒发的正是他任职荆府后期，在已经完成了《西游记》的写作时的复杂心境。《对酒》全诗如下：

　　客心似空山，闲愁象云集。

　　前云乍飞去，后已连翩入。

　　回首杳无端，周旋巧乘隙。

　　劳劳百年内，未省何时毕。

　　闻古有杜康，偏工扫愁术。

　　问愁何以对，杯斝能驱除。

　　年时不能饮，对酒成长吁。

　　剥啄闻扣门，良友时过余。

　　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

　　顾愁忽已失，花鸟同欣如。

　　纵观全诗，“劳劳百年内，未省何时毕”，说明作者已历尽沧桑，饱经忧患，有些厌倦时事的意味。“年时不能饮”，又说明作者因年岁关系身体状况不佳，已不胜酒力，从而表明此诗写于吴承恩老年。“客心似空山”，表明作者此时客居外地，客居又有密室，且时有良友造访，当不是短暂停留，而是较长时间的定居。“客心似空山”是说客居地有山，说明作者此时是面山而居。因吴承恩满腹闲愁，故有“闲愁象云集”之句。“闲”，说明他此时无案牍之劳、政务之累，官也是个闲散官职。“愁”，表明他对前途有些茫然，似有“不知将来向何处去”之感。由“共展千年书”一句，我们知道吴承恩此时有一部可以使自己忘怀忧愁、慰藉平生的“千年书”。诗中用“空山”“密室”“千年书”等语，婉转、巧妙地把自己这部著作同司马迁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相比附。

　　吴承恩晚年比较长时间地客居外地只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兴县任县丞，另一次是在蕲州任荆府纪善。如《对酒》诗作于长兴县，但长兴县城附近地势平坦，无高山，“客心似空山”就失去了依据。任县丞是知县的佐贰，管理粮马（马政）之事，政务繁忙无“闲”可言，罢职后，因被逮下狱，非一个“愁”字可形容。因此，此诗肯定不是写于浙江长兴，而湖北蕲州荆府纪善所里，诸多方面则与前述诗意中的情景完全符合。

　　因此，笔者认为百回本《西游记》其初版首刻肯定是在荆王府，属于道地的“官板藩刻”，这样就使世德堂本陈元之序中“出自今天潢何侯王之国”“出王自制”等与藩王府有关的作者线索三个“或曰”全部得以坐实。而且，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发现蕲州荆宪王府也参与“藩府刻书”这个具有鲜明的明代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中，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三十几年前，笔者在写作前述拙文时还多少有些“妆罢低声问夫婿”的忐忑。如今，在鲁迅、胡适等先哲科学考定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且又有新证出现的时候，我们热切期待《西游记》和吴承恩研究的学术宝藏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加令人惊喜的成果被挖掘出来、公之于世。

　　以上所论，如有不当，敬祈方家、读者不吝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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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屈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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