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商贸流通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初级的柜台交易模式转变为以大数据、物联网为依托的新型流通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居民消费需求的高级化、多样化又进一步倒逼商贸流通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着行业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转型。

　　

　　在商贸流通经济跨越式增长的过程中，流通资源供求失衡的现象也逐渐凸显，尤其在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下，各地区的流通经济效率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局面。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又进一步加剧了商贸流通行业的内部竞争，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流通资源的空间集聚过程。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区域异质性视角，从空间集聚层面分析中国商贸流通资源集聚的演变特征，为科学预测商贸流通经济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商贸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部门之一，其在联结生产与消费部门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商贸流通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并且伴随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升，商贸流通行业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扩大。

　　

　　但是商贸流通行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突出表现为以东部地区的商贸资源最为充足，而中西部商贸行业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这也引发了学界关于商贸行业发展差异及资源配置的关注，

　　曾蓼在研究中指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但是在2007年以后，该区域的行业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下滑趋势，区域间发展差异逐渐显现。

　　柳思维从消费需求扩张的角度指出，我国商贸流通行业的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存在，尤其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约束条件下，中西部商贸流通经济的增长总量相对缓慢，但是在后发优势的影响下，其在增长速度仍然处于较快水平。

　　

　　王先庆在研究中提到，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商贸流通行业的区域分化特征更加凸显，尤其在数字化的影响作用下，东部地区在集聚商贸流通资源过程中更具区位优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其在人财物等流通资源的吸引力度方面则较为滞后。

　　张文军认为，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异，而这种现象又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差异形成，即对于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商贸流通行业的发展资源也较为充裕，反之对于经济条件落后地区，其商贸行业的发展态势也较为平缓。

　　李加奎从创新性角度指出，商贸流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耦合性，2008年后中国商贸流通经济水平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在2013年之前出现了短期的下滑过程，而影响商贸流通行业创新性程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的整体经济水平及生态相关指标。

　　

　　徐吉霖以华东地区为例指出，商贸流通行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其贡献程度表现出类型层面的显著差异，尤其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其所产生的经济动能效应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商贸流通经济的讨论较为丰富，但是，关于行业增加值的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仍然有待扩展。本研究边际贡献包括：一是利用泰尔指数对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不同地区及省域层面商贸经济的发展水平；二是利用Moran’I指数对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为商贸资源的区域配置提供参考。

　　以人口规模为权重依据的测算结果。首先构建了以人口规模为权重依据的泰尔指数模型，进一步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泰尔指数值进行了测算，以比较各地区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的差异特征。

　　

　　可以看到，全国层面的泰尔指数值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减小趋势，即意味着我国30个省域（港澳台及西藏地区因数据缺失，故不在研究范围）的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收敛过程。

　　具体到各地区而言，中西部的泰尔指数在样本期末的测算值较期初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小，尤其西部地区的缩小幅度明显较大。另外，东部的泰尔指数值均小于0，即意味着该地区的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出现了差异逆转的现象。

　　以经济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结果。报告了以人均GDP为权重依据的泰尔指数模型，同样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泰尔指数进行了测算。

　　

　　可以看到，在以人均GDP为权重依据时，全国层面的泰尔指数值明显偏大，各年份的测算值均大于0.2，不过其在2015年之前仍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整体下降趋势，但在2016年后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过程。

　　具体到地区层面，东部泰尔指数值的下降过程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发现在2000-2020年间中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均小于东西部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7年东部泰尔指数大于西部地区，而2007年以后西部泰尔指数明显拔高。

　　研究采用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域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与空间Moran’I指数测算方法对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的区域差异及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差异测算结果显示，当以人口规模为权重依据时候，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的区域差异水平整体偏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收敛趋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相对较小，而西部各省间的差异相对较大，东部地区的差异形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逆转现象；

　　

　　当以人均GDP为权重依据时，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的区域差异水平有明显提升，不过也表现出显著的收敛趋势，西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仍然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相对较小，并且上述特征在省际层面也具有普遍性意义。

　　空间Moran’I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呈现出典型的空间集聚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具有明显的增强过程，分地区来看，东部商贸流通经济增加值整体上处于高水平-高集聚特征；中部各省间的资源集聚趋势不存在明显差异，西部省份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低水平-低集聚特征。

　　从我国商贸流通经济的现阶段发展特征来看，西部仍然是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发展的薄弱地带，并且这一地区的商贸资源并未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即意味着该区域的商贸流通产业在资源的规模化利用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

　　

　　因此，面向“十四五”规划期，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商贸流通资源的倾斜力度，着重关注现代商贸技术与商贸模式的推广，同时要注重对现代商贸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尤其要加快推进大型仓储与物流设施的建设，改善西部地区商贸设施的落后局面，提升商贸流通行业为现代市场发展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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