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欧洲教俗权威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

　　对于即将离开大学的学生们而言，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莫过于自己的学识能否得到外界的认可。

　　1159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论政府原理》中指出：“国君们有必要精通学问……倘若一位君主没有学识，即便他德行出众，也应该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征询建议，以便各项事务能够合理进行。”

　　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看来，知识是维护君主统治的“工具”。他本人也正是凭借自己的学识赢得了丰厚的职场回报。

　　

　　在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与诺曼王朝的斯提芬争夺英国王位的过程中，约翰曾是亨利二世的忠实支持者。

　　此外，他还连任两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秘书职务，并且在教皇尤金三世和教皇阿德利安四世在位期间，多次参与教廷的重大事务，最终在1176年获得夏尔特尔的主教职务。

　　作为一名游学法国十余年的知识分子，约翰的政治哲学主张及其成功的职业经历说明，至少在那个年代，用“知识”来维护教权和政权统治，已经成为教会和世俗掌权者们的普遍共识。

　　

　　其实，早在11世纪晚期，教会的管理阶层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受俸教士被准许外出求学。

　　而且，为了提高教士群体尤其是高级教士的受教育水平，从12世纪后半期开始，教皇以及教会的大公会议逐渐将主教座堂和总主教座堂内部的免费教育提上了日程。

　　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每一个主教座堂都应该设置一名拥有圣职俸的教师，免费为本教堂的教士和其他穷苦学生提供基础教育。”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不仅重申了这项要求，还规定“每一个总主教座堂也必须提供一名神学教师”。

　　

　　为确保有充足的神学教师来满足总主教座堂学校的师资供给，教皇洪诺留三世在1219年的教令中明确指出。

　　教堂的教士团及高级教士应派遣任何可教之才学习神学专业，这些人在离职学习期间还可以连续5年从圣俸收入中获得经济支持。

　　既然要用知识来“武装”统治阶层的管理人员，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或者说哪里传授的知识才最有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教会的态度可以从受俸教士的离职许可中窥见一二。

　　

　　其实，不管是早期教士团的章程还是教皇的教令，都没有对离职教士的求学地提出明确要求。

　　教皇洪诺留三世在1219年鼓励受俸教士学习神学时，也只是说让他们“前往神学专业学校学习”，并没有规定“学校”的类型。

　　因为在当时不只“大学”拥有神学专业，许多修道院学校甚至地方学校也都有神学教师开讲授课，所以去哪里学习才能获得离职许可，就成为妥善执行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

　　对此，继任的几位教皇以及诸多教会法学家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大学”学习的教士才能获得离职许可。

　　

　　虽然教皇英诺森四世曾经将修会学校纳入教士求学的范围，但是亚历山大四世继位之后却明确规定去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神学学校学习的教士不能享受离职赦免。

　　另外，从1219年教令颁布的意图与对象出发，也不难推测，洪诺留三世所说的“学校”指的更可能是“大学”。

　　首先，洪诺留三世准许教士离职学习神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一所总主教座堂学校的神学教育能够顺利开展。

　　所以，离职教士只有在传授更高级别知识的大学当中接受神学训练才有可能胜任这项工作。

　　

　　其次，在1219年教令的开篇，教皇致信的对象是“巴黎主教座堂的教士团，及巴黎主教区和巴黎城内的其他神职人员和教士团……”

　　无论是对洪诺留三世来说，还是就巴黎教士团自主选择的可能性而言，以神学著称的巴黎大学无疑都是第一位的。

　　因此，在对1219年求学许可不断阐明的过程中，离职教士的求学地逐渐与大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只有前往大学学习的受俸教士才能获得离职许可。教会对大学的青睐还体现在高级教士的人员构成上。

　　

　　例如，1216-1499年间，至少有67%的英国主教都在大学接受过教育。

　　而从1307年爱德华二世继位到1499年，英国所有担任座堂牧师的教士中，大约有10%的人来自剑桥，58%的人来自牛津。

　　这种情况对于教会的最高统治者——教皇来说也不例外。亚历山大三世、英诺森三世以及英诺森四世都曾在博洛尼亚大学或者巴黎大学求学。

　　其中，英诺森四世本人就是著名的教会法学家。而且，“尽管13世纪后半期的教皇没有什么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和阿维农的教皇们一样，曾经获得过法学或者神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虽然按照第三次和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的规定，每一个主教座堂和总主教座堂都应该设立免费学校，但是教会始终将大学看作人才的训练营和知识的储备库。

　　14世纪后半期，由于黑死病的肆虐，教士人数急剧减少。面对这种境况，温彻斯特主教威克姆的威廉在牛津成立了一所“新学院”，希望通过此举吸引更多的人前往大学就读。

　　他在学院成立的章程中，将大学称作是“培养博学人才的场所，这些人无论是对上帝的教会还是对君主和国家都大有裨益”。

　　也就是说，只有大学的生源数量得到了保障，教会和国家才能有充足的人员来维护运转。

　　

　　同样，在世俗君主和城市自治政府看来，大学传授的自由七艺、医学，尤其是法学和神学专业的知识，比城市学校或者教会学校的基础文法教育在管理工作中更有优势。

　　处于襁褓中的大学最早受到的官方庇护均来自世俗君主。1155年，腓特烈一世向博洛尼亚颁布《完全居住法》以保障外地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200年，巴黎大学的第一个官方特许状不是教皇授予的而是法国的国王菲利普二世。在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君王、诸侯们也越来越仰仗大学的智力支持。

　　

　　1307年10月13日，法王菲利普四世逮捕了法国境内圣殿骑士团的所有成员。

　　由于受到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激烈反抗，他在1308年围绕世俗王权对圣殿骑士团的司法审判、财产剥夺等方面的问题，特意向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写信请教。

　　不难看出，菲利普四世的主要意图就是想在大学这里为自己的行为找寻合法依据。除了咨询建议之外，世俗权力者们有时候还直接从大学“租用”人才。

　　14世纪80年代，为了处理在加来的外交事务，英国的兰卡斯特公爵希望得到牛津大学的帮助。

　　

　　在意大利，类似的回报还体现在城市的公共职务上。12世纪后半期，意大利的贵族阶层和执政官体系发生了制度上和社会上的重大变革。

　　不论是贵族出身的执政官，还是协理政务的法官、公证员和秘书，都越来越倾向于招募受过法学训练的专业人员。锡耶纳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政府管理部门，越来越多的职务，特别是司法领域的职务都是留给学位持有者的。”为了能够侥幸获得这类职务，有些申请人甚至会冒险使用那些“不合法”的大学学位。

　　总之，教会、诸侯君主以及自治城市对大学传授的知识，基本上都秉持着尊重、认可的积极态度。所以，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在离开大学之后面临的，将是一个机会众多的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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