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智库视角 ｜ 谭建生：一部“有料、有用、有趣”的治理思想力作

　　编者按

　　4月15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新书发布暨治理思想研讨会”在银湖CDI大厦举办。马洪基金会理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谭建生受邀出席并致辞。以下为谭建生先生现场发言部分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发展脉络。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社会留下了浩瀚的文化遗产，孕育了独特的中华文化，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每个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互、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作为我们血脉相通的基因在不同时期给予了不同的精神内容，也在不同历史阶段融合了各种时代的特征，从根源上塑造了我们每个人。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质。积极对待外来文化、包容文化差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历程和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开拓未来力量的源泉。

　　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表达与展现，时代的改变时刻让我们保持着生命力，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新的发现。

　　中华文化隐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包含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智慧。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目标，马洪基金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一书出版为契机，邀请了各位有丰富管理经验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专家学者，从文化传统中吸收知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探讨对新时代发展的价值。

　　我与本书的作者殷教授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伙伴，看到他的新著，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的这本书写了20多年，我拿到这本书以后花了20小时进行阅读，形成三点体会。

　　第一，写成这本书非常不容易，需要“三历（力）”

　　殷雄是学理科出身的，本科、硕士都是理学，参加工作后又攻读了法国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学历是跨界的。他的经历也是跨界的，在部委当过核工业部部长秘书，又到两个地方去挂职、任职，既当过官员，又在大型企业集团里面当过总经理、党委书记，经历非常丰富。另外，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跨界的，有翻译、诗歌、文化、经济理论，也有管理专著。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很厚重，假如作者没有丰富的经历、高深的学历和雄健的笔力这三种“历（力）”，是写不出这本书来。

　　第二，本书的内容具有“三新”的明显特色

　　按照中华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作者根据他的深入思考和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梳理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本书共分五篇，核心内容是三篇，加上绪论和结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理论框架体系。概括地说，就是从“旧”的历史事件和“老”的历史叙述中提炼出“三新”，即新的体系、新的理论、新的思考。

　　第三，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三有”

　　一是“有料”。作者并不是单纯地论述或综述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论思维，提出了非常丰富的六项思想成果，概括为“一二三”。

　　“一”，是一项社会学定律：“代际衰竭定律”。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改朝换代，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代的精神养分缺乏了，作者形象地概括为“不知‘艰苦功德’”，即不知稼穑之艰、不知创业之苦、不知节俭之功、不知自律之德。

　　“二”，是两项经济学定律。

　　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经典力学是量子力学的一个特例，决定性变量是物体的运动速度；市场经济乃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例，决定性变量是可供配置的资源量的稀缺程度。

　　企业经营的五项“黄金定律”：克制欲望，扬长避短，未进思退，现金为王，思想制胜。

　　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最能体现作者的视野广度、知识厚度和思想深度；五项“黄金定律”反映了作者在长期的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独特体会。

　　“三”，是三项管理学定律。

　　政府机构运作的“碎片化效应”：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过程，是一个产生社会所不需要的“碎片”的过程。

　　单位管理水平的“天花板效应”：一个单位或地区的一把手的水平，就是该单位或该地区的水平，再也无法提高了。

　　更有意义的是，作者还根据《红楼梦》中“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文学故事，概括提炼出“王熙凤管理八法”，表现出见人之未见的敏锐思维和独特视角。

　　二是“有用”。这本书一开始确定的题目是《大国之治》，所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很多视角和论述，都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谈的，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对于每一位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甚至个人家庭生活中的管理，都是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有用”的。

　　首先，治国犹如治家，这是《礼记》的精神。用现代西方国家理论来看，国是国，家是家，国是与政治相关的组织，而家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成的组织，两者组合而成的“国家”这个词很难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但是，从本质上说，国是因为家而产生而存在。家是个体，是部分，带有个体色彩，是微观的；国是群体，是整体，带有国家意志，是宏观的；没有家就没有国，家是国的基本要素。国家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千万个家庭的需要。因此，所谓治国，必须以治家为基础，或者说，治家即为治国的出发点。

　　其实，治国更似治企，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企业，是由人组成的，它是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承担着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重大使命，这就离不开治理的手段。中国的企业，存在并发展于中国的社会形态之中，当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在治理企业的过程中就需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进而逐步形成有别于西方企业的治理思想、治理制度和治理手段。前文所述的作者的诸多思想成果中，有许多内容和方法都是可供企业管理者借鉴或吸取的。

　　再次，治国平天下的人文基础，离不开各级各类领导者、管理者的修身养性。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作者在本书的主体结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而且每每有独特的体会，令读者不由为之击节。比如，作者提出的企业家的五项“黄金定律”，其实就是对企业家个人修养的行动指南，极有参考价值。

　　三是“有趣”。这里所说的“有趣”，不是像一般观众欣赏一部喜剧那种轻松一笑的有趣，而是阅读之后结合自己的体悟而常常有的那种会心一笑的“情趣”。比如，作者在“有形的辫子与无形的‘辫子’”一节中，讲述了清末一代怪杰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拖着一条辫子走进课堂，引起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辫子是旧中国的象征，虽然头上没有辫子，但如果思想还是像旧中国的迂腐思想一样丝毫未变，那么就如同长在心中的辫子一样，虽然看不见，但仍然顽固不变。辜鸿铭曾告诉国人：“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作者举这个例子，表面上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不然，他是有着深刻的思考的，借此说明中国人为什么要有文化自信，以及这种自信的表达方式在“里”而不在“表”。作者由此发出呼吁，中国人脑袋后面的那条有形的辫子已经被剪掉了，骨子里残存的那条无形的“辫子”更应该被彻底根除。读者读到此处，当然会觉得作者的论述是“有趣”的。

　　作者本人作为一位企业管理者，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提出一个“三位思考”的方法论范式，这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中“思不出位”的扬弃与升华。作者认为，“思不出位”其实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忠于职责，就是本位思考，所谓“在其位，谋其政”；第二层含义是坚守伦理，就是换位思考，所谓“不媚上，不欺下”；第三层含义是提升境界，就是上位思考，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三个层次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思不出位”。通过对作者这种思辨性论述的咀嚼，读者应该会感觉到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高级“趣味”。

　　本书除了正文精彩之外，作者的“导言”更是思辨缜密，其为文手法远而近、近而远，点、线、面三者穿梭有致，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真是难得的好文章，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营养。作者本人在后记中说：“我十分期望广大读者肯花时间阅读本书，因为只有读者的阅读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大奖赏。”我十分理解作者的心情，认为此书人人可读，人人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