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烛照未来

　　

　　

　　

　　

　　

　　近十年来，《南方日报》汲汲于接续岭南历史记忆，一直坚持不懈地持续发掘广东历史文化的新闻富矿，从2004年起，先后推出了《广东历史文化行》、《广东文化建设大潮观》、《岭南记忆——走近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系列报道。

　　而2010年启动的《世纪广东学人》，首次把聚光灯打向一群上世纪为中国现代知识转型做出奠基性贡献、却长期静坐于历史角落的寂寞学人，就操作战略层面、方法论层面而言，《世纪广东学人》都是一次飞跃式的突破，也是一次艰巨的考验。

　　为了避免将入选学人塑造成高大全“样板戏”，参与系列报道的记者平均每做一期报道，要阅读数十万字的材料，并在深入采访、充分掌握信源的基础上，尽力追述细节，行文精打细磨，力图让其人其事“回到现场”，让学人形象可亲、可感、可信。值得注意的是，采编团队秉持客观、理性精神，对于陈垣等学人解放后“紧跟形势”、容庚曾执教伪北大而被斥为“文化汉奸”的细节也没有丝毫回避。

　　参与采写的记者、编辑为完成报道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例如曹斯在2013年春天准备着手做有关“红色医生”、中国著名医学教育家柯麟先生的报道过程中，意外得知柯麟先生长子柯小麟先生逝世的消息，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柯麟另一个儿子柯小刚完成采访；记者李培接到的任务是岑仲勉和杨成志两位学人，由于学问相对冷僻或弟子稀少，至今没有任何一本人物传记，甚至连人物年表都没有被整理出来，还原两位学术先贤风采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侦破”历史的过程。

　　“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世纪广东学人》策划统筹、《南方日报》编委、文体新闻中心主任陈志表示：“一个没有学者的社会是可怕的，这些‘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前辈学人们，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精神基础、核心价值，真正的学术和思想，会突破尘封，超越俗世，并终将在时间中永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参与《世纪广东学人》采写工程的年轻人，就像沉潜于历史当中寻找珍宝一样，追寻代代相传的恒久价值。

　　河流彼岸的烛光

　　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总共50期《世纪广东学人》，我有幸写了4期。从在改旗易帜之际抢救学人的“岭南第一校长”陈序经，到中国眼科界的“居里夫妇”陈耀真、毛文书，再到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罗元恺，每期都写得很艰难，被编辑一再“追杀”催稿。因为，“不好好写，对不起他们的名字，更对不起自己的职业良心”。

　　写得最艰难的，还是去年底写“岭南词宗”詹安泰。他是我外公的大姐夫。我从小就知道这位很厉害的“老姑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革中去世了。高中时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才知道他曾与陈寅恪先生诗词唱和、遭遇“倒春寒”的那段康乐园往事。

　　因为这份亲缘，所以下笔愈加诚惶诚恐，怕写不出先辈的道德文章、学人风骨。去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一是詹安泰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山大学在12月初举办学术纪念活动；二是清明时节，詹先生的遗孀、我的“大老姑”柯娥仙在100岁高龄辞世。所以这份报

　　道，是献给二老的一炷心香。

　　关于大老姑，这个平凡而值得尊敬的潮州女性，应该做一点补白。表哥、知名足球评论员詹俊在悼念文章《我的奶奶》中有一段描述：“奶奶家境不错，有屋又有田。家人让她念韩山师范，但19岁的她就嫁了自己的老师。爷爷清俊潇洒，但在照片中没见他笑过。有一晚，我问奶奶还是否记得饶宗颐先生。奶奶点了烟，说：当然。这是从未听长辈们讲起的一段往事：1940年，日寇南下，爷爷已随中大迁往云南澄江，奶奶要从老家饶平前去相会。兵荒马乱，太爷不允许她带大伯去，只能带上三岁的大姑。爷爷举荐饶先生入中大任教，正好他陪伴奶奶出行。走陆路不安全，他们坐船先到了香港。遗憾的是饶先生病倒了，希望养好病再继续行程。不，我们自己走，奶奶吐了口烟。那个年代恐怕打不到电话，怎么通知爷爷？电报。就这样，奶奶抱着大姑，坐船从香港漂到越南，再从那里坐火车上昆明。她说到在火车站终于见着爷爷的情景时，我脑子里全是电影《滚滚红尘》的画面。”

　　大表舅、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詹伯慧说过另一段凄凉往事：“父亲一生清贫，1967年患癌症去世，没有剩下什么财产，母亲只能把他一些藏书卖给古籍书店。一本就是一毛钱左右，总共卖了2000多块钱。在动荡的日子里，母亲就靠着这笔钱，让全家度过时艰。”

　　对于父母，慧舅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安泰先生著作手稿在“破四旧”运动中被勒令焚毁，幸得小儿子叔夏偷偷埋藏部分手稿在地下，才有残余。1981年，慧舅应邀去日本讲学，悄悄携带整箱父亲遗稿，与饶宗颐先生相聚京都三缘寺，共商刊印遗稿大计，终于将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庵词》在香港影印刊行。去年，6册繁体版《詹安泰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已八十、一目基本失明的慧舅作为主编，拿着放大镜在电脑前一一汇总校对，总算还了一个夙愿。正如《中庸》所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詹俊兄动情地写：有人说，人世间有一条生命之河，我们在此岸，先人们在彼岸，只能隔岸相望。百岁的奶奶安详地渡河而去，爷爷在彼岸已经等了整整

　　45年了，那有您的好友，我的外婆，你们很久没有用家乡话聊天了吧？那还有您日夜牵挂的二子。对了，见了我的父亲，请代我们叮嘱一句：别太省。

　　写这篇小文，恰逢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朋友的小馆听歌，弹唱主题是“祖先灵魂回家日，用歌声照亮冥河”。想起《论语》名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钱穆先生《论语新解》中解释说：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葬祭之礼，因此乃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即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孔门常以教孝导达人类之仁心。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则慎终追远，确有其不可已。

　　本报《世纪广东学人》持续数年报道，圆的不仅是每位文化大师家人“慎终”的心愿，也是广东人“追远”的大缘。沿着历史、亲情的河流溯源而上，不仅会与大师、先辈相逢，还能更好地知道我们从何而来，让彼岸的智慧之光烛照未来。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写了两期世纪学人，突然觉得运气特别重要。

　　开写前，需要“运足气”——资料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字，海量采访，最终浓缩在两个高端大气的版面上，如何结构、怎么表达，的确需要好好“运气”；而要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也得看够不够“运气”。

　　在写中国血吸虫专家陈心陶先生时，我的运气就不错。关于他的资料不多，而且大多较晦涩，在做前期准备时可谓费尽神思。

　　记得那是2010年夏天，我刚从“见习记者”华丽丽地变成“记者”，还有点“小激情”，于是在一个傍晚，我象征性地来到陈心陶先生的故居中山大学南校区，美其名曰找灵感。

　　在门前小路的树荫下，我看到了世纪学人的展板，陈心陶先生照片下放着一朵新鲜的雏菊，当时我就好奇谁这么有心？没多久后，我就听编辑说，陈心陶先生的女儿陈静芝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发现父亲在学人名录之列，主动致电报社表达感谢。就这样，我顺利和陈静芝女士接上头。她说，此前已到广州拜祭过父亲，听闻要采访，答应计划外在回加拿大前再到广州走一趟。见面时，我无意间聊起小雏菊，竟是她放的，这种感觉很奇妙。

　　采访就好像婚姻，若找到了合适的人，很多事便水到渠成。通过陈静芝女士的牵线，我找到了陈心陶先生的学生李桂云老师，经过扎实的采访，很快完

　　成稿件。审稿时，刚好碰上80多岁的李教授有急事要回家乡，可眼看着要发稿，我不得不催促她尽快审阅。在1000多公里外的城市，老人家用手机审稿，电话和我沟通文中点滴，如今想起，仍觉温暖。

　　不知道是不是“人品守恒”，在2013年春天准备着手做红色医生、中国著名医学教育家柯麟先生时，“运气”似乎偏离了轨道——柯麟先生的材料不少，连纪录片都不止一个，这意味着，此稿出新不易；正想通过中山医约柯麟先生的长子柯小麟先生采访，却意外得知老人家刚逝世的消息；几经周折，我终于在各路神仙的帮助下，联系到他另一个儿子柯小刚先生的秘书，等老人家忙完公务，好不容易约到采访。

　　后来，加上中山医老书记卓大宏老教授的帮

　　忙，接下来的工作顺利了些。不过，这两位友善、慈爱的老人家真心不爱接电话。这类大题材，“一次性”的采访肯定不够，需要和被访对象反复沟通，因此我每完成一个阶段性采访，和他们告别后，马上又开始担心下一次会联系不上他们。

　　可虽然折腾是折腾了点，我发现这两位被访者都是“宝”，付出再多也是应该的——海量资料，他们帮我梳理、分析，告诉我什么需要补缺补漏，还讲述了不少有关柯麟先生的轶事。柯小刚先生，给我发了800多兆的视频供我参考；卓大宏教授字斟句酌地给我修改了稿子

　　……

　　看，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在采访中领悟学人精神

　　从“运足气”到运气

　　南方日报记者 闫昆仑

　　我最初领到了《世纪广东学人》的题目，是写华工的创始人罗明燏和罗雄才。这两位学人都是广东教育界中地位非常高的人物。然而在撰写这两篇稿件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受到了真正的学人精神。

　　由于两位学人都已经辞世，再加上所能找到的资料文献有限，要做一篇近万字的稿件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只能想方设法通过寻找他们的后人、学生、同事来尽量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学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我连续去了华工和中大十余次，分别拜访曾经共事的老教授，其中的一些已经退休，曾身居学校领

　　导。通过采访，整理出的录音就有数万余字。

　　在采写罗雄才教授的稿件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罗雄才教授的家人的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第一次和罗家的后人接触，她用半天的时间给我详细讲述了罗雄才的一生，言语生动，情真意切，许多内容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历史。这给我写稿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而从我最初采写的初稿开始，我和罗家一次次反复进行沟通、修改，对方也提供了许多罗教授生前的学生、同事的联系方式以便我采访核实。我经常在半夜12点还会收到罗家人用邮箱发来的修改

　　意见，很认真的用word中的“修订”标出每一处需要商榷的地方，然后双方再进行交流探讨，看如何表述最为合适。

　　经过罗家审阅修订后的初稿，大约有两万多字，其中有很多细节和事实都是鲜为人知的，舍弃掉哪个细节都挺遗憾的，如何将这些内容尽可能地精简到5000字内，并且提炼出能够吸引读者阅读的标题，让我“头大”了数日。有一次晚上10点多，我收到了罗家发来的短信，提醒我修改稿件中有三处需要进行调整的内容，并提醒我查收邮件。这种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贯穿于我整个采访写稿的过程。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磨”，一篇真实反映罗雄才的稿件终于出街，并受到罗家以及他的同事及学生的肯定和好评。

　　人们都说，新闻是易碎品，是快消品。印在纸上的铅字，一旦过了时效性，便成为旧闻历史。而《世纪广东学人》则不同，每一个字，每一篇报道，都是记者扎扎实实通过采访得来，里面所讲述的故事，记录的历史也都会成为广东的学术界中最有价值的文本。这些学人的后人，传承了前人的学人精神，并运用在工作和生活中，让我真切感受到学人精神的内涵与真谛。

　　甘居幕后的建筑教育家

　　南方日报记者 范 琛

　　当我刚接到《世纪广东学人》这一稿件写作任务的时候，不知为何，心里涌起了一种莫名的焦虑感。而在网络上搜索了这名学人的资料后，我的焦虑感愈发强烈了。与此人相关的资料简直可以用“零星半点”来形容。采访还没开始，心里倒先凉了半截。

　　我的写作对象是陈伯齐，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创系元老之一。当时，他与另外两位教师夏昌世、龙庆忠被称为华工建筑系“三老”。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奇怪地发现，在这三人中，陈伯齐担任华工系主任时间最长。然而不知为何，关于他的流传至今的文章资料却最少。

　　起初的采访经历几乎是连连碰壁。先是向华工

　　图书馆申请帮忙查找资料，结果只拿到写着陈伯齐简介的两页A4纸。后来，由华工宣传部介绍联系的建筑系冯江老师向我介绍了一些陈伯齐经历的时代背景和岭南建筑史的基本知识，但仅靠这些零星的资料，还远远不够完成一篇内容充实的学人传记。

　　幸运的是，靠着冯江老师的帮忙，我联系到了华工建筑系“三老”之一龙庆忠先生之子龙可汉。虽然他和陈伯齐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毕竟是我采访到的第一位直接和陈伯齐有往来的人。而且，龙可汉为我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华工建筑系退休教师的电话本。这其中，有几位教师曾经是陈伯齐的学生。

　　直到采访到陈伯齐学生胡荣聪的时候，陈伯齐的个人形象才渐渐在我的脑海中丰满起来。根据胡荣聪的描述，华工建筑系的另一位元老夏昌世生性幽默风趣，讲课发挥自由，很受学生欢迎。而陈伯齐则是另一种授课风格，注重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学生要求严格。胡荣聪坦言，自己受陈伯齐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颇深。

　　随着采访的深入，先前困扰着我的问题也慢慢得到了解决。前广州市设计院院长、陈伯齐的学生蔡德道告诉我，陈伯齐的性格就是“甘居幕后”，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关于他的资料如此之少的原因。与夏昌世相比，由陈伯齐设计并流传于世的作品数量较少。在华工任教期间，他多是负责规划和主

　　持等工作，还参与了建国后全国建筑学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些看起来颇为吃力不讨好的组织和协调工作，陈伯齐却勤勤恳恳地接了下来，且完成得极为出色。

　　这篇稿件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对陈伯齐这位学者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起初提笔写作本文的时候，本想将陈伯齐称为建筑家。但转念一想，与其说陈伯齐是一位建筑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建筑教育家。建筑家创作优秀的建筑作品，而建筑教育家却能影响和培育出优秀的建筑家。在当下一些风气浮夸的大学校园里，如陈伯齐这样甘居幕后的耕耘者，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力求对得起笔下的人物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写这篇手记当天，我正好采访印度驻穗总领馆的一位外交官，他的直言不讳颇令人难堪：“我那些初来乍到的印度朋友觉得，在中国很难找到真正传统的东西，传统艺术式微的同时，从着装、建筑到电影，从内到外几乎全盘‘国际化’。”

　　他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非常成功，每座城市可与世界任何最繁荣的地区相媲美，但也很可惜，纽约、巴黎、伦敦反过来绝不会和广州、北京、上海相似。

　　我想告诉他，中国的传统，安静地存在于它消逝的角落。我们知道它在那里，但往往无法用眼力所及的事实去说服别人——从领事馆办公的海航大厦14楼180度落地窗望出去，崭新的天河高楼林立，有最时髦的建筑风格，路上快速移动的行人和汽车刷新着城市的财富数字，独独缺少的是中国元素。

　　物质之传统曾被时代飞快、蛮横漫卷，文化之传统也同样如是。幸运的是，他们会随着记忆和生活存活下来。

　　我再次想起他们，一个个在时间的洪流里被急剧冲刷，风口浪尖不改初衷，终为古老中华在现代文明建构中站稳脚跟的世纪学人，他们或仍声名喧盛，或已寂寂无名，但他们本身所承载的传统不该被无视。将瑰宝搜集于博物馆而展示于世人，是我们对过去真实存在杰作的阅读，重新走近、还原、书写至今仍在影响各个学科却与普通人距离遥远的一代学人，是我们这一代该承担起来的，对精神文物的抢救和对历史的还愿。

　　过去两年里，从近代植物分类学之父陈焕镛、农史学家梁家勉到教育家王越，我很荣幸能够用文字参与了三位广东学人的还原、修复工作。因为三位学人跨越不同领域，我深知自己专业上的缺陷，

　　可以说每一篇都做得战战兢兢，每句每字不求惊艳夺目，只力求对得起笔下人物。

　　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修复工”们的苛刻态度。类似文物专家尽千钧之力而求微末之精，小伙伴们的专注几乎体现在每个人物的写作中。

　　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尤为清楚。在撰写天文学家张云时，记者郑照魁和编辑金强一开始十分头痛。这位为白纸一张的中国天文学做出不可比拟贡献的科学家生于1896年，逝于1958年，身前身后事迹却仅有寥寥几行字，没有后辈、学生，没有传记、纪录，百寻不得其获。我的办公桌离金强很近，看着他们俩在MSN上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聊，光讨论采访线索就有几十页记录。羚羊挂角，终有迹可寻。最后，这篇最难写的文章，成为最出彩的一篇。

　　采访对象也是重要的“修复”艺术家。采写王越先生这一篇时，王老的儿子王思明、王思华两位教授充分展现“理工人”的严谨，每说一字必有出处，长聊了4个小时后，老先生递上一张写满采访对象的A4纸，密密麻麻手写着21位与王越接触过的人士的名字和电话。

　　正是这种合力砥砺、正本清源的态度，打磨出了更细腻的人物。稿子见报当天，采访对象之一、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导夏泉接到教育厅厅长罗伟其的电话，他说读了报道，对王越的一些教育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希望搜集他的论文著作作进一步研究。

　　应该相信，那些因为残破、遗失或死亡而让我们感到痛的美好事物，正在痛的地方开始破土、萌芽、生长、开花。

　　编辑统筹：李贺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