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VS应试教育？别再二元对立了！

　　一直以来，网上围绕着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展开着各种二元对立的争论。仿佛两者之间向来是水火不容。

　　不过似乎争论的人并没有完全搞懂两种教育的性质，甚至把我国的基础教育单纯地定义为应试教育，这是一个明显的概念性的错误。

　　首先，我们要清楚两种教育具体指代的是什么。

　　

　　一、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什么是应试教育？

　　1）素质教育

　　简而言之，素质教育就是品德，情操，创造力，观念的塑造。像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就算素质教育的一种。人们常见的误区是将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视为一体，而实际上快乐教育只是素质教育里偏向以娱乐为教育主体的一类；此外，也有人讲琴棋书画这种上层建筑定义为素质教育，认为素质教育是有钱人才能触碰的东西，这显然也是不准确的。

　　素质教育包含像高尔夫，帆船，古琴这些高端上流的一面，也包含像基本公民道德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爱国主义教育这些普世的一面。而且可以说两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基于一种逻辑：塑造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或者说培养一个人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2）应试教育

　　顾名思义，应试教育就是针对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完成指定的考核，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注重方法论的培养。

　　就像你连做十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和读完霍金的《时间简史》两者之间获得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过前者，你机械性地，有的放矢地锻炼了自己做题地能力，哪怕你并不知道光电效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清楚为何广义相对论需要使用黎曼几何才能够解决。但透过机械性地训练以及与出题老师思路的深度互动，你深刻地领会了做题的套路，即便对知识本身不求甚解。

　　而通过后者，你了解了一个叫作黑洞的神奇存在；了解了所谓世界线，光锥地含义；了解到一旦一个天体自身半径小于所谓的史瓦西半径，其引力会强到连光都无法从中逃逸，更别提维持自身物质结构的稳态，最后只能坍缩为黑洞。但知道这些却并不能指导你精确计算出一个从斜坡上斜抛出去的小球何时可以落地，也无法计算出一个一边注水一边放水的池子何时能被掏空。

　　

　　总的来说，素质教育侧重于思维，气质的塑造，应试教育侧重于应对特定的考核。

　　二、应试教育真的就一无是处吗？

　　有人说，应试教育是纯粹功利性的，真正进入社会后是看素质。持有这个观点的人一看就是缺乏实际的社会经验。

　　怎么说？但凡在一家拥有正规组织架构，考核体系的公司工作过的人，应该能深刻地体会到：在实际的工作中，综合素质与应对考核的执行力是相辅相成的。

　　况且应试教育真的就一无是处了吗？

　　非也！

　　在我看来，应试教育除了普遍的公平性和易于量化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便是锻炼人的心态。

　　心态的锻炼，往往需要在有一定压力的环境下进行。一方面是事情的难度让你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则是事情的量让你应接不暇。就这点，应试教育对应的考试与考核完美地契合了这个点。

　　有人说，中国的应试教育很变态，西方都是素质教育，都很快乐。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去了德国留学之后，特别经历了亚琛工业大学这种变态考试的历练之后，才发现网上的传言都是骗人的。

　　德国TU的考试是出了名的变态，老Diplom的学位更是噩梦。而亚工大的考试难度可谓是冠绝TU9，像我这种学渣基本上每次考试都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悲壮感。

　　

　　机械系的考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即是在有限的120分钟时间内，会给你出几乎不可能做完的题（学霸除外）。要么是庞大的计算数据，要么是看不到头的大题数量。考个试，挫败感非常的强。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挫败感，反而让我的心态慢慢变好了，脸皮也厚了起来。在一场做不完题的考试中能够选择重点，各个击破，同时也敢淡然地去参加坊间传闻中国人必挂的口试。

　　相对于单纯地提升知识而言，心态的锻炼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说更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被Klausur虐了那么多遍，我却依然很感激亚工大，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人生最关键的塑造。

　　而现在想想，所谓工程师的培养，恰恰也是要培养其面对困难时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的心态，这是以培养思维方式的素质教育所不能完成的。

　　三、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基础教育

　　事实上，中国的基础教育，其实是涵盖，包含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个层面。真正的问题也只是其比重的失衡。就这点而言的话，那些还在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的人，显然是不入流的，哗众取宠的。

　　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素质与应试的二元对立之争，恰恰是两者比重的不合理。

　　如果把考试作为一场考核，这种考核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要给全中国千万考生一个量化的评判标准与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考试，特别是高考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方案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方案没有问题。或者说，这个考核制度虽然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平性，但由于其载体--学校，衍生载体-补课班过于市场化的影响，因为考核而产生的服务需求已经被过度地商品化了。

　　

　　如何理解？看看遍地的补课班，看看某些重点高中的老师上课讲一半，要想深入了解，补课班听我下回分解的做法就知道了。

　　我高中那会儿特别喜欢我的物理老师，主要就是因为我参加了他的补课班，结果发现他上课讲的内容跟补课班讲的几乎一模一样。开小灶都开得这么有良心的老师，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确实不多见。

　　而实际上，应试教育在一个相对公益的环境下（比如像亚琛工业大学这种靠国家拨款的公立学校）是能够最大发挥其教育作用的。恰恰在过于市场化的环境下，因为将应对考核的需求过度商品化，故而极易产生相对负面的价值导向。

　　现实中，一些中学教师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将传销那一套拿来给十来岁的孩子洗脑，大肆宣传所谓的狼性文化。我高中的化学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每天像传销头子一样煽动学生的积极性，甚至放出以后班里只有十名百万富翁的说法（意思就是考进前十）。为了达成考核目标，采用一种反智的传销手段，虽然这在某些结果导向的行业和岗位是可取的，但对于一群三观都没发育完全的孩子来说，真的合适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试教育商品化是一种灾难。在此我想说的是，素质教育商品化尚可接受，因为素质教育在结果导向上不明显，也不够功利。但应试教育因为结果导向属性过于强烈，同时不同于素质教育对于知识的熏陶和积累，应试教育在达到其目标结果上可以通过一种短时间的刺激性的肌肉训练来完成，因此一旦商品化，那结果必然是丧心病狂地培训狂潮。

　　而这种丧心病狂的究极产物，就是所谓的小学生培训。

　　李永乐老师曾经参加了一场关于小学生学奥术利与弊的辩论。这也是当下小学生培训非常热门的话题。与之相伴的，还有小学生编程，小学生AI等听上去就违和感爆棚的东西。

　　

　　小学生早教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要说绝对意义，那肯定有，毕竟十亿级别的人口出几个少年天才也不奇怪。但普遍的意义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

　　为什么？因为如下三点：

　　1）透支式教育

　　

　　这个观点是郑强教授反复在各种演讲场合提到的，即小时猛学，长大疯耍。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过度透支孩子的学习热情，当他一旦进入高等教育（大学）时期变开始大面积地疯耍，最终对高等教育资源造成大量的浪费。

　　按照基本的逻辑，国家在基础教育上的大力投入，是希望为高等教育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才池。但过度透支学习热情，结果就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反而失去了学习的热情，违背了基础教育的初衷。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理是系统熵增在教育学应用。我们假定人的大脑是一个通过电信号建立感知的机器，电即能量，而能量即满足熵增的原理。

　　每次新学期开始时，小明都会为每个科目精心地准备一个笔记本，制定最完美的学习计划，同时在开学的前一个月，能够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运行。然而一旦过了这个时间点，小明的思想开始松动，计划开始崩坏，最后又回到了那种无序而随意的学习状态。

　　这种无序的回归，一方面是小明自制力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情绪熵增的结果。

　　对于一个热机来说，随着系统熵值的增大，能够利用的有效能会越来越少；而对于一个人来说，随着不断挥霍学习的热情，能够集中调用于驱动学习热情的情绪能量也会越来越少。

　　能否实现系统的可逆运作，取决于挥霍的程度是否剧烈到对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在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的学习状态曲线也是如此。虽然也有人到了大学之后，能够重新找回学习的感觉，完成系统的可逆运转，但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大多数人因为提前透支了系统的有序度，最终只能陷入无序的状态，只能等待社会的鞭挞来唤醒第二春（而这种在进入社会后焕发出来的第二次学习热情，往往又会被成功学与知识焦虑贩卖所收割）

　　

　　2）闻道非线性且需要实践经验去支撑

　　输在起跑线是一种已经听烂了的话术。它有道理吗？有。但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吗？未必。

　　首先，从普遍的角度来看，幼儿的知识半径/思维能力不可能支持他大量消化攫取与之年龄不匹配的复杂知识。因为人认知水平的成长是与周遭环境长期复杂交融相关的。幼儿虽然有机会通过培训班接触到大量深奥的知识，但对于知识本身的理解则因为其阅历的缺失而无法做到合理消化，甚至无法将其合理地储备在大脑中，供以后有相应的理解能力后爆发式地应用。

　　就拿编程来说，有人认为从小学时代开始学习编程语言，提前开始相关知识的原始积累，那到了中学，大学时一定因为积累时间长度大于他人而在相关领域的知识领先于他人---这是典型的线性闻道思维。

　　记得小学学习英语，基本上不知道单词背后的实际意思，更多用汉字谐音来记，当时班里也有同学是真正学懂了的，还能流利地向老师解释单词的意思。按照线性闻道的思维，是不是我的英语就永远不如这位同学了吗？

　　显然不是。上了中学后，由于理解能力得到提升，再加上学校的系统性教育，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无论是参加外面的培训班，还是在班上的考试，总是能稳定在前几名。同时因为受《指环王》系列电影的影响，会经常自言自语地模仿里面的对白，因此将口语也锻炼了起来。而之前那位小学时代英语犀利的同学却并没有依靠原始积累而更进一步，到最后反而被我远远甩在身后。

　　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说明我有多热爱学习，恰恰是说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的展现未必是线性的，有时候往往会在某个点突然爆发。

　　闻道有先后，而兴趣是闻道的钥匙。每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兴趣爆发点不一样，与其过度地透支学习热情去完成粗犷的知识原始积累，不如去寻找，诱导，把握孩子对于某个事物的兴趣爆发点，在恰当的时机向其导入某个知识，这才是更为科学的学习方式。

　　正如有些人小学时期没有学过编程，但在中学，或者大学期间，因为具备了理解编程意义的思维能力，同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而深度钻研，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知识，然后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最终成为大师。虽然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线性积累的过程，但放在其从小到大的时间长度来看，这样的闻道方式却是非线性的。

　　不同层次的道，只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去领悟。就像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学习组织结构，管理学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他没有具体的社会实践经验，不能切身地理解建立一个完善的组织结构对于合理运转一个组织的现实意义。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明白某些小学生抗癌论文的荒诞性。

　　

　　3）早教目标定位功利化

　　事实是如果仅仅把早教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倒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样做至少不会过分地以结果为导向，不与考核强挂钩。就当让孩子去了解一样新鲜事物，不求甚解，那还尚有陶冶情操的作用。

　　然而现实是，因为教育过于商品化的结果，早教的目标定位早已完全地与升学应试功利地结合了。

　　小学生参加兴趣培训班，目的是为了给小升初加分加筹码；小学生学习奥数，是为了完成数学考试的附加题，获得比别人更高的成绩以便于升学。

　　如此种种，把本来可以用素质培养来定位的早教，变成了压在家长和孩子身上的，绕不开的大山。

　　这种目标的功利化，是真正让中国家长对教育制度怨声载道的罪魁祸首。一方面它扭曲了素质教育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被转变成不可避免的教育成本，硬生生地让家长去背负。

　　

　　同时，早教功利化也滋生出了诸如“量子波动速读”，“日赋千诗岑某诺”等反智的现象。传销开始向低龄化蔓延，各种“神童”粉墨登场。虽然这都是一些极端恶劣的例子，但随着媒体对其的放大，已经着实开始破环广大民众对于当前教育环境的信任。

　　

　　四、如何平衡基础教育中素质与应试的比重

　　当下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基础教育中素质与应试的比例失衡。

　　这种失衡，一部分是外因，即我上面提到的，应试目标商品化，造成大量的培训班与补课班泛滥，形成庞大的应试培训浪费，另一部分则是内因所致。

　　当下基础教育应该如何去调整，在下有两点浅见：

　　1）提高科普教育的比重

　　何为科普教育？科普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但与琴棋书画这类培养艺术气质的素质教育不一样，科普教育本身的内容与应试教育相互重叠，是能够与之较好结合的。

　　

　　比如我们讲牛顿三定律的时候，一方面可以用它来完成考试题目，这是应试；另一方面可以介绍牛顿三定律产生的背景与力这种神奇现象存在的逻辑，这是科普。

　　科普与应试有机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一个知识点。就像高中时期反复听到的“黎曼猜想”，单从应试角度去理解，我对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好感。但看了李永乐老师与袁岚峰老师对黎曼猜想的科普性讲述后，我对其的反感顿时烟消云散，反而觉得非常好奇。

　　要知道，兴趣作为一种强大的源动力，是能够让人打破对一个繁琐事物的枯燥感的。然而目前学校老师在讲课时，因为过于看重结果，因此侧重点不在让学生理解知识点本身，而是让其做题。而我们上过学的应该很清楚，不懂知识点也有一万种做题的方法。但即便能做对题，对于知识点的生疏也是常有的。 那是因为，应试和科普是两回事。

　　不过如果让学校这种以考试结果，升学率为结果导向的机构去自发调整科普教育的比例，这显然有些强人所难，因此个人的建议是将类似李永乐老师这样优秀的科普类自媒体予以整合。可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单独的商业模式运行。

　　虽然商业模式存在一定的功利性，但比起以应试目标为功利导向的商业模式，科普性质的商业化相对而言要温和得多，也更好管控。

　　2）重视品德教育

　　过于以应试结果为导向，就会导致学校极限压榨那些不对考试结果产生影响的教育内容的空间。就这点，相比科普教育，品德教育的处境要惨得多。

　　毕竟，品德对于考试成绩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品德教育却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影响。

　　

　　过度纵容应试结果导向，由此滋生出的传销式的教育方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在破坏品德教育。

　　同时品德教育中最关键环节---爱国主义教育与相应的文化教育相当地缺失。

　　虽然我们国家的崛起身体力行地向年轻的一代上了一堂爱国教育课。但事实上系统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始终是有价值的。

　　想想许可馨，想想季子越，想想公知，跪族，那个不是因为国家民族意识的缺失造成的？

　　想想最近热议的清华北大学子出国深造不归，我们基础教育辛辛苦苦培养出的优秀人才，结果全送到了太平洋彼岸去弥补别人基础教育的不足。如此一来，即便拥有最公平最成体系的基础教育，也难免为他人做了嫁衣。

　　而爱国主义教育与相应的文化教育本身就是对抗西方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的重要环节。

　　如果觉得不重要，那就看看台湾，看看香港，看看教科书被篡改之后对年轻一代造成的恶劣影响。

　　当然，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品德教育可以在形式灵活多变。一方面可以结合热点时事，一方面可以推广一些高水准的自媒体节目，比如张维为教授的《这就是中国》，比如观视频的系列节目。

　　五、教育与民生

　　当下的中国存在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那即是我们有着最为完善也相对公平的基础教育机制，但这样的机制却广受诟病。更甚地是，我们在宏观上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最公平的基础教育选拔方式，但在微观层面却在每一个家庭里产生了巨大的教育成本。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舍得对教育投资，是好事；也有人说，投资教育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不亏。

　　诚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定性的看法罢了。如果定量地来看待问题的化，我们必须清楚中国家长在教育的投入中，到底有多少比例是有效投入，到底有多少比例是无效投入？

　　家长花钱让孩子去一个好的学校，获得一个好的成长学习环境，这是对其有用的，可以视作有效的投入。但正如我前面几个小节提到的，当我们为了小升初这个名额，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小学生早教上，让孩子去学习自己也搞不懂的奥数或者编程时，这样的投入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

　　这个很难说。乍一看，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花钱让孩子去好学校。但其中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为什么奥数和编程会成为考核小升初的一个指标？这样的指标究竟有没有必要去额外添加？背后到底是筛选的需求，还是利益的需求？当家长为了孩子升学，把大量的钱放在类似的超出孩子理解能力之外的项目上时，这算不算是一种教育成本的浪费呢？

　　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可以在学校里讲完内容的老师，因为利益的导向，可以把更精华的内容留到补课班上去讲。这样的结果使得家长必须在学校的常规支出外额外付出大量的教育成本。这样的成本是否合理，是否属于过度教育的范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在我看来，对于教育的投入是可取的，关键在于让投入有效化，避免纯粹内耗性质的消费。

　　何为内耗性质的消费？放在一个公司里，就是老板无法协调各部门做决策，最后只能请各部门领导一起吃个饭，在饭桌上借着酒性解决问题，这桌饭钱就是内耗消费；又比如像美国这种动不动就打官司请律师的国家，只要钱给到位，律师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只要官司打得持久，任何纠纷都可以无限搁置。

　　

　　内耗性消费，多半是因为一个系统内部协调性失衡造成的。放在教育系统里，就好比一个孩子明明可以通过在学校里努力认真学习就可以达到的成绩，现在因为水涨船高，必须跑到外面花费巨资去补习做题才能够达到与之前同样的效果。

　　效果本身没有改变，但成本却相应地提升了。对于中国大多数家长来说，以升学为目的的过度的补习，过度地培训就是一种典型的内耗性消费。

　　用跨学科的思维来看，内耗消费就是能量系统中的无效能。内耗消费增加的过程就是一种熵增的过程。如果我们忽略内耗性成本的危害，那这个系统总有一天会因为熵增达到极致而形成热寂，最后彻底失去生命力（其实这就是社会学里常说的内卷化，只不过用理工科的思维来解释，就是熵增）。

　　回到教育的视角来看，中国年轻一代的家长肩上有着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正确地进行熵减的话，对于这些家长养育后代的积极性会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减负的目的永远不是减少目标的绝对值，而是对目标进行减熵。就是将其负担中那些无效的成分减少。放在教育身上就是要降低家长的内耗性/无效消费，但并不是说要降低其对于教育消费的绝对值。

　　事实上，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是一个没法去否认的事实。即便开放了二胎政策，养育成本过高仍然打击了大多数年轻夫妇的生育积极性。再加上类似于田园女权的极端平权思维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错误引导，使得现在的社会存在一个非常无奈的现象，那便是：没钱的生不起，有钱的不想生。

　　以我这个89年出生的80后的留学生圈子来看，身边结婚的比例往往不高，结了婚生孩子的比例更是惨不忍睹。

　　就此我曾经跟他们深入交流过，不结婚的主要是认为婚姻是坟墓，进了就没自由。

　　而对于结了婚不生孩子的，有男方想生，但女方女权意识爆炸，认为女人不是生孩子的机器，坚决不生的；也有女的想生，但男的觉得养个娃儿太费钱，迟迟不愿行动的。

　　对于国民生育意愿的降低，本质上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个体意识提前发育。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和代差。然而对于生育这块的生产力要短期内迅速发展到满足年轻人追求自我的程度那是很难做到的，故此，从现实意义出发，我们应当从下面两个点来解决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

　　1）思想层面

　　思想层面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简而言之，适当回归我们传统的家庭观有助于避免不恰当的女权主义对于生育意愿的破坏。

　　2）物质层面

　　生育补贴是一种方法。比如像德国的生娃政府给奶粉钱给到25岁的操作，也比如美国对于有孩子家庭征收更低的个税的方法（鉴于中国个税收得低，可以与如社保公积金等其他项目挂钩。甚至可以围绕公司不愿意招新婚女性的特点，以在职员工生育为参考点，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等）；而在这些之外，对高居不下的教育成本进行定向的减熵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六、结语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不妨我们以客观理性的思路去对待。在此，工业文化又一次发挥了其在分析问题上的优势。

　　此外，即便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公平，最高效的一种举国教育体制。很多人在批评本国教育问题上不自觉带入意识形态滤镜，骨子里认为不与西方一样就是落后。在2020的今天，这样的想法显然是要贻笑大方的。

　　同时，如果还在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二元对立地放在一起看，无脑地将快乐教育等同于素质教育，减负不减熵，那也是肤浅的，缺乏深入思考的娱乐化，标签化的言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