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专家从神坛变成笑话？一点都不冤

　　“专家”本应该是一个代表着“专业，中立，权威”的别称。“专业”代表着他在某一领域有着专业的看法，独特的见解；“中立”代表着他们在立场上并不为谁牟利，也不为谁服务；“权威”代表着他们的见解，看法和意见对普通大众甚至是国家走向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然而，现在“专家”这个词已经“泛滥”了并且“滥用”了，他们的意见不断被普罗大众吐槽，甚至无法理解。现在人们都听“专家”生厌。4月11日，海南海口经济学家陈文玲称年轻人不生孩子是不对的，“子女是耐用消费品，可以带来长久回报”。

　　

　　生儿育女本就是爱的自然衍生，如今竟然被当成了“耐用消费品”，如果父母不是因为爱而生养孩子，仅仅只是它当成是一种“能带来长久回报”的“投资”，那孩子岂不是成为了一种“投资工具”？

　　没有人愿意被当成一个“能带来长久回报的工具”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同样没有人愿意带着“亏欠父母”的负罪感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次，“不生孩子是不对的”，此话何解？生育本来就是个人的权利，“对与不对”何须别人来指点？现在中国进入负增长模式，然而“专家”如此这般生搬硬套大条的经济大道理，用“责任”“担当”“道德”来绑架式“鼓励生育”，不理解，不尊重更不深入理解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专家”又何对之有？2021年在北京的蓝筹年会，厦门大学赵燕青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适当处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赵教授的原话是：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所以他建议:我们也可以将养老金、社保、保障房分级，然后与子女多少挂钩——子女多的标准高于子女少的，没有子女的只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障。进一步，还可以将社会劳动再生产作为新的‘国策’，所有公共福利——就学、交通、就医——都和子女数量挂钩……将生育变成有价值的经济行为。

　　换言之，生孩子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实施，“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只生一个好”这样的口号和宣传语很多人都听过或者在农村宣传墙上看到过，有超生的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因为他们占用了更加多大社会公共资源了，现在社会养老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要成为“无源之水”了，却说“鼓励多生”甚至“不生就处罚”？还是上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的一番言论一下子就让网友闹翻天，“早买房是孝敬父母，不要怕掏空了‘四个钱包’，因为父母的钱终究是你的”，“年轻人如果有能力买房一定要早买房，早买房是孝敬父母，哪怕用父母的钱买房也行”，“生育率低与高房价没有直接关系”。

　　“现在的女同志们都重视自身的教育、自身素质的提高、自己的工作，甚至到干自己的事业，把这些东西看得特别重。当把这些东西都看得特别重的时候，就没有心思生孩子，也没有精力去照顾孩子。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她就选择了少生或者不生。”

　　

　　不论是哪位“专家”，我发现他们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他们不把人当人，仅仅只是把人当成是一种工具。这些“专家”仅仅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第二，他们高高在上，站在空中楼阁对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甚至渗透到人们的生育上“指指点点”，信口雌黄。从经济手段，到行政手段，甚至不顾人们的承受能力，强硬建议。这种功利性尤其在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和领域的专家尤为凸显。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退休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并长期关注中国中学和农村教育，他指出，即使是在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想说的就是像上面一样的“专家”。

　　第三，这些专家就是“何不食肉糜”的典型分子，“为什么不吃肉粥”，当自己处境优越的时候，说话不切合实际，体谅不了别人的难处。不深入分析社会矛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又或者知道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而不敢去指正，也不去想办法化解，只把问题的原因归结到“年轻人”身上，把“有罪”这顶帽子扣在了下面的人身上。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我想有如下几点原因吧。首先，经济实力不允许。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就相当于古代的“食盐”。房子是刚需产品，同时是中国人精神寄托自留地，房子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家”一样的存在，其次现在婚嫁娶亲，房子更是一个衡量的必备标准。没有房子的很大程度上在异性竞争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所以房子从异性竞争，中国人情感寄托方面都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最后从房子的经济属性去分析，房子属于大宗商品，价格高昂，一套房子可以掏空6个腰包，可以说是“用未来20-30年的钱来圆今天的买房梦”。

　　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事实矛盾了：想要结婚就要有房子，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没有一定经济条件的父母可以“啃老”想要娶妻生子，很难。所以退而其次，想想一个人也挺好的，现实如此也没有办法，况且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论是自己还是给下一代都只是想活得更好。

　　其次，没有时间。在疫情前，996是福报，007现象普遍存在，无故辞退，义务加班，拖欠工资，就业歧视（年龄和孕妇等）等就业恶劣情况循环往复，就业人员是处于弱势群体，因为僧多粥少，只能默默承受。所谓物极必反，疫情过后，要求改善就业环境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的悲哀。6天前，也就是4月6日，加班怼领导的陈某被推上网络评论的热点，10天就被查清真相是谣言被行政拘留了，可是他说的难道不是普通大众的心声吗？加班，甚至是义务加班的现象一直存在，剩余价值被剥削得体无完肤，工会在哪里？《劳动法》在哪里？长期的加班掏空的不仅仅是个人时间和空间，还有身体，累死累活赚回来工资都不够医药费了。

　　

　　最后，没精力，低欲望。一个字“卷”，两个字“内耗”，应对工作，还有人情往来，勾心斗角，利益得失，心累身累。家里老人又老了，而且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年轻的一代，有着区别于老一辈的生活体验，在教育观，生育观，世界观，价值观都趋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经历，他们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和独到价值观，所以不愿生孩子，这个“锅”不该他们来背，他们也不会去背。

　　在他们面前 什么“处罚不生的人”“生孩子是耐用消费品”“小三合法化”“调低婚育年龄”“生育登记取消婚姻限制”，“鼓励三胎政策”等等等等，对提高生育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把房价调下来，工作稳定，城乡养老赡养体系完善，教育福利更大程度普及……简单地说那就是，公共福利和资源杠杆向那边倾斜，生育率就会有相应的反响。

　　

　　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搞经济，一方面要提高生育率，并且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怎么平衡和权衡，这很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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