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难忘高中母校‖王代伦

　　难忘高中母校

　　王代伦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同学们就读的高中母校——毛狗洞山上的四川省绵阳忠兴中学，它是那个时代广大农村高中学校的缩影。

　　一

　　当年起伏绵延的毛狗洞山光秃秃的。从流经忠兴（今绵阳市游仙区忠兴镇）的芙蓉溪的水碾滩望上去，老远就看见毛狗洞山腰躺卧一坪灰褐色的火砖平房。那就是我们的高中学校——四川省绵阳忠兴中学。

　　母校建于1976年，停办于1982年。“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急需人才，恢复了高考。为了广大农村更多的孩子能读高中上大学，解决当时高校生源严重不足问题，各地新办了一批高中学校。绵阳县（今绵阳市）在忠兴区、丰谷区等地，也分别新建起了高中学校。

　　绵阳忠兴中学，当时也有人将其称为忠兴“五七高中”。大概此处曾为当地的“五七干校”吧。“五七干校”是指20世纪“文革”时期，全国各地贯彻毛泽东同志“五七指示”办起的接受干部、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和学习教育的地方，选址一般在偏远贫穷的农村。

　　在绵阳忠兴中学读书的同学，主要来自当时绵阳县（今绵阳市）忠兴区所辖的6个公社。太平、凤凰的同学经陆家桥、火烧桥，柏林、朝真的同学过三八水库、旱山庙，忠兴、云凤的同学沿白家坝、石垭子，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腿泥，每周来回几十里，往返于家里和毛狗洞山上的高中学校。我和同学们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会背着沉沉的，父母为我们准备的一周的伙食，气喘吁吁地爬至毛狗洞山腰，就到了挂有“四川省绵阳忠兴中学校”吊牌的校门口。

　　学校分三块区域。左边是一个封闭式四合院，进入四合院，大门对着的一排房子，是女生宿舍，其他三面是教师宿舍和老师办公室，院内坝子上方有一大平台，作开大会主席台及节目演出用。校门口的右边，一个大操场，操场右当头是食堂，操场下个台阶是一长排男生宿舍。在四合院与大操场上边，上一个台阶是一排教室，有十余间。我和同学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重要的、永远值得回味的高中学习生活。

　　当时，学校条件很差。物理、化学、生物等基本的实验课，由于缺少设备器材等，大部分无法开设。校内没有一截硬化的道路，仅有一段不烂脚地往食堂走的路，是用碳渣铺成的。几百名师生的饮用水保证都很困难。学校食堂边打有一口水井。水井边有几亩大的一口堰塘。全校师生饮用水就是从这唯一的水井里抽水解决。天旱或农民犁田栽秧放水，堰塘就只剩下垫底的一层浑浊的泥水。有时，哪个放牛娃耍忘了，牛冲进堰塘卧澡，屙些屎尿在里面，堰塘浸渗到水井里的水质就更难以保证了。夏天，我们从井里提上来的水放进饭盒，有时还看见蛆虫蠕动。“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在同学们口里，是无奈也是乐观之戏语。遇上井里水浅得不能往上抽，或停电无法抽水，只好全民动员，我们端起脸盆，提起水桶，顺着山坡层层梯田弯曲迂回的土埂，走两三里路，到山下农民打的井里取水。站在校门口看下去，同学们端水提水形成游龙似的队伍，蔚为壮观。突遇天下起撒豆似的阵雨，个个淋成“落汤鸡”，别有一番情趣。回到寝室，我们用端回的甘洌清泉，漱漱口，抹个澡，疲劳顿消。

　　作者（后排左四前）高中同学毕业合影

　　学生生活很苦。除来自场镇居民的同学外，其余都是农民，大多数家庭很困难。“痨肠寡肚”是我们在毛狗洞山上高中学校读书那几年铭心刻骨的。

　　有的同学家里常年缺粮。在学校蒸饭，经常蒸的是红苕等粗粮，饭盒里很难见着几颗米，一周有半周没吃饱过。那时，正长身体的我们“饿其体肤”，很契合今天专家为健康吃“八分饱”的倡导。一位姓何的同学，有个下午放学好像饿慌了，来不及等那长长的排队。我们见他冲进食堂，飞快地从蒸笼里抓起一个热腾腾的馒头，狼吞似的一大口把馒头咬了小半块，而后惶恐地看着伙食团师傅，梁师傅只好将他啃过的那半个馒头卖给他。我们在外面老老实实排队，再有怒气也只好忍了，因为谁也不会买别人吃过一嘴的馒头。这位同学考上了绵阳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企业老总。现在一起喝茶时，我还对他提起过那一“特写”的镜头。我说他太聪明了，他只是一笑了之。

　　同学们家里经济拮据。经常是没钱买上食堂炒的几分钱一份的素菜，更谈不上买两角钱一份的荤菜。中午或下午放学，同学们跑向食堂，争抢着在笼床里找寻端起自己的饭盒，老远闻着扑鼻的菜香，直奔寝室，吃着一年四季每学期每周，周而复始从家里装来的泡菜，或者辣酱，或者豆豉等下饭菜。一个寝室的同学经常相互邀请对方品尝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下饭菜。有时能尝上用油炒的泡菜或豆豉，大家会啧啧称赞：“真香，好吃！”被夸奖的同学心满意足，有时还会自豪地捎带一句，“我妈给我炒的！”惹得其他同学羡慕不已。

　　高中母校的艰苦条件和困难生活，磨炼了我们坚韧不拔战胜困难的意志，一生受用。

　　二

　　在毛狗洞山上的绵阳忠兴中学教我们的老师，大多来自农村，基本上是高中或中师学历。学校师资是无法与当时的南山中学、绵阳中学及魏城中学相比。但他们像园丁辛勤浇灌花朵一样，悉心教导培育我们，我们难以忘怀。

　　高中母校具有大学学历的仅有张宜孜、唐云贵、朱旭、任席生四位老师。他们鲜明的个性，迥异的风格，印象深刻。

　　唐云贵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五十多岁，瘦瘦的，有一米八左右，戴一副细框眼镜，白白的牙齿微露，总是面带笑容，很和蔼。唐老师是绵阳县（今绵阳市）忠兴区凤凰公社七大队（乜家村）人，他之前在简阳师范学校任教，为家乡培养人才作贡献，才回到新建的绵阳忠兴中学工作。我家住忠兴公社二大队（安乐村），与乜家村只有一山之隔，翻山越岭回家时，唐老师经常带我们走一路。在学校，课余出入唐老师寝室也不少。他经常问我们在学校缺不缺啥用的，学习上有没有不懂的。

　　唐老师讲课，声音拖得长长的，朗读课文特别是古诗文，像在吟唱，悦耳动听，给人以享受。他无论是在黑板上板书，还是在本子上批改作业，字都写得像他的个子一样，瘦长瘦长的，一丝不苟，颇有风格。我一度时间还模仿过他的字体。

　　任席生老师是60年代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教过我们英语和语文。他个子不高，颧骨微凸，眼窝略深。老家与我是一个大队，村子坝人，他参加工作后，家安在了忠兴场镇白家坝。

　　任老师给我们上课，声音有些小。他讲解字、词、句的读音及释义，非常严谨。每一堂课结束，除课本后的作业外，他还要给我们出几道思考题，启发同学们的思维，巩固和拓展所学知识。

　　任老师喜欢写点诗文，后来我在报刊上偶尔读到，很亲切。2022年7月高中同学聚会上，近八十高龄的他还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诗《相会在这里》，声情并茂，令人感动。

　　朱旭老师和张宜孜老师是绵阳城里人，大学校友，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张老师比朱老师年龄小一点。“文革”期间他们都被当成右派分子，劳动改造，在绵阳东方红大桥桥头的“红联社”一起拉过“板板车”。

　　朱旭老师数学系毕业，教我们的数学。他个子矮矮的，胖胖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曾在绵阳师范学校教过书，不辞辛劳到毛狗洞山上的忠兴高中来教我们时，已近六十岁。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中气颇足。朱老师高度近视，在讲台上看书很吃力，他的眼睛几乎要触及课本了。

　　他讲课经常拖堂，生怕同学们没听懂。一个数学公式或一道例题，往往会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同学们脸上的疑惑全然消失。个别同学上课还没听懂，课后朱老师就给“开小灶”，直到他们真正理解。几位女生由于喜欢数学，活泼可爱，甚得朱老师偏爱，同学们称她们为朱老师的“打心锤锤”。

　　张宜孜老师毕业于历史系，家住游仙区魏城郑家沟。恢复工作后，他第一站就到毛狗洞山上的绵阳忠兴高中，教我们历史和地理。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浓眉大眼，有时蓄起粗挺的“八字胡”。张老师性格刚直，对学生既威严又亲切。

　　张老师讲课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语言简洁，风趣幽默，富于启发。同学们都喜欢张老师上课，可以说他把学校一些优秀的学生吸引到了文科班。我们原来在理科班成绩比较好的一些同学，后来转读文科，就是冲着张老师而去的。理科一般数学成绩比较好，我们转读文科，在高考中就占了优势。当年从忠兴高中直接考上大学的同学，其中一多半出自张老师 当班主任的文科班。

　　张老师批评教育学生，有时语重心长，娓娓道来，似细雨润物，我们感动至深；有时怒气冲天，劈头盖脸，像炸雷彻空，我们心灵震撼。有一次考试，我把做好的卷子偷偷递给同桌看，突然张老师在背后大喊一声我的名字，我的身体被吓得从座位上弹起，倏地收回自己的试卷。张老师下来没有批评我，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遵规守纪，从此成为我的自觉。

　　张老师在生活上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每天都要喝几杯小酒，或中午，或晚上。几粒花生米，或一个咸鸭蛋，哪怕只有碟泡菜，他都要抿上几口老白干，而后悠然自得。

　　教我们高中的老师，很多虽然他们自己也是高中或中师学历，但教学水平是不低的。

　　我们的校长任长智老师，他的学历不高，给我们上政治课，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内容。每堂课开始，任校长都要先抽学生回答几个问题，了解同学们对上节课知识的掌握，然后自然导入本节课要讲的新知识。他讲课既简明，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阐述问题爱用“第一、第二、第三……”条分缕析，易懂好记。我当年高考政治分数得了89分，高于大学同班同学（有些来自名牌中学）政治考分，绵阳师范专科学校讲授《中共党史》的蒋懿菊老师还指定我作科代表。

　　高中老师们辛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们敬业奉献、为人师表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我们。

　　三

　　虽然我们那时很多同学都读上了高中，但要想上大学，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在毛狗洞山上读高中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参加高考的。经过毕业考试后，先得参加全县统一组织的高考预选考试，通过预选筛掉百分之七十的同学，剩下百分之三十的同学，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复习，于7月上旬的全国统一高考时间，老师便带着我们到绵阳县城里住上宾馆（也是我们第一次赶县城），然后紧紧张张地到森严的考场参加高考。当时全国高考招生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高中同学，是难以圆上“大学梦”的。一个公社几年中，只能偶尔听说某某家的娃儿考上大学了，实属凤毛麟角，一时惹得众人夸赞和羡慕。

　　那时，读不上大学是正常，读上大学是个别。同学们自然适应了当时的这种常态，怀揣“一颗红心两种打算”。

　　能读上高中，成为高中生，在当时农村也是令人羡慕的。回家去学个木匠、裁缝、开拖拉机等手艺，或去当个村社干部、代课老师，部队当兵……出路多了。能通过预选，参加高考，读上大学，跳出“农门”，当然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当时在忠兴高中读书，我们没有感到和难以想象到，今天的学生们，在高考招生录取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情况下，还有如此大的压力，应该是争考名牌大学更好就业的压力吧。

　　在毛狗洞山上的绵阳忠兴中学，我们既有挑灯夜战刻苦拼搏，也有蹦跳打闹欢歌笑语。

　　1996年11月，绵阳市忠兴中学同学聚会留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学校仅有的四张水泥乒乓台，一个土坪篮球场，成为男同学课后争抢的阵地。课间休息短短的几分钟，女生也要任情嬉戏，有时，她们银铃似的笑声，上课了都还在教室荡漾。同学们经常在星期天下午早早地来到学校，挤在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前，目睹天下大事，观赏文艺节目。1980年，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成功发射，从电视上亲眼见到这一壮观场面，我们欢呼雀跃，非常激动和振奋，同学们为祖国和科学家感到无比自豪。观看陈冲、刘晓庆主演的《小花》、南斯拉夫的《桥》等中外电影，我们泪水盈眶，热血沸腾。《妹妹找哥泪花流》《啊朋友再见》等主题歌曲，在校园广为传唱。

　　凡预选上了的同学，那是要全力奋战一番的。晚上，教室和寝室关灯了，我们有的会打开手电筒或在路灯下，看书到深夜。大家把每门学科仅有的一两本高考复习参考资料，翻来覆去记背，无数次演练习题，书都被翻揉成了腌菜似的。同学们对没弄懂的问题，从不放过，有时同学之间讨论，为一道数学题的几种解法，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吵起架来。向老师请教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一位姓姚的男同学，下课后问教生理卫生的杨老师，关于课本里“受精卵”那一节的知识，同学们也你一言我一语，紧追不舍地问下去。不知是杨老师回答不上来了，还是当着一群男女学生不好意思回答，突然见她脸色一沉，“回家问你妈去！”我们便在一阵哄笑中散开了。勤思好问的品质，弥补了我们农村学生就读的农村中学条件落后信息闭塞的不足。

　　我们在高中母校，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知识，为走向社会或进入大学奠定了基础。

　　在毛狗洞山上的四川省绵阳忠兴中学的学习生活，已成为过往。消逝的高中母校校园，早已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和五彩缤纷的花草淹没。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那段经历，却深印于我的记忆。

　　作者简介

　　王代伦，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1985年6月毕业于绵阳师范专科学校。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现为绵阳市游仙区财政局三级调研员，游仙区决咨委社会发展组组长，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文教学通讯》《领导科学》《四川散文》《剑南文学》《绵阳日报》等报刊，著有《教书育人文集》《做与思文集》《岁月叙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代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