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秦朝宰相李斯辅助嬴政一统天下，他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庸人

　　原标题：秦朝宰相李斯辅助嬴政一统天下，他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庸人

　　李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从一个刀笔小吏登上秦帝国宰相的高位，辅助嬴政一统天下建立不世功勋，一篇《谏逐客疏》传诵千古。但是醉心权力的李斯最终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夷灭三族。李斯既是一个眼光敏锐、见解独到的政治家，又是一个胆小苟且唯利是图的庸人。

　　李斯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他在废分封，立郡县，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等重大而有影响的问题上，功绩卓著，被后人誉为“千古一相”。

　　李斯自幼拜师荀况学帝王之术，入秦后向秦始皇分析当时的天下形势时指出：“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王，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提出了灭六国的具体策略：

　　“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

　　秦国就是根据李斯制定的以武力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战略，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秦国地处西北一隅，为了发展壮大，历代秦王任用东方各国人才。这些人在秦国掌权引起秦宗室大臣的嫉恨，他们上书秦王“逐客”。

　　李斯用一篇《谏逐客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和道理，帮助秦国改正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完成统一大业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在秦完成统一大业后，为秦国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沿用两千多年，影响极为深远。

　　秦实现统一不久，不少大臣主张恢复分封制。李斯力排众议，提出废分封、建郡县，把全国分为36郡，各郡郡守直接由皇帝任免，彻底加强了中央集权，标志着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了奴隶制度。

　　李斯主持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创造出小篆，为文化的传播和文字发展立下殊勋。李斯堪称“千古一相”。但是“沙丘之变”中，李斯出于私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使赵高的阴谋得以成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客观的评价李斯，他的一生历史功绩是主要的，功是远远大于过的。

　　李斯年轻时任郡县小吏，一次“见吏舍厕中鼠食不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鼠叹本质是“鼠在所居，人固择地”，即环境影响人的成长发展，人应该主动创造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鼠叹之后，李斯拜儒学大家荀子为师，学习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之术。

　　入秦后，李斯凭着卓越的远见、高深的谋略，赢得了秦王嬴政的信任和器重。秦国在其辅佐下踏上了统一中国的征途。

　　秦朝建立后，私学议政之风盛行，导致朝廷政令不通、公信力下降。李斯建议将民间私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学说著作一律焚毁，这就是有名的“焚书”事件。“焚书”固然破坏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但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逝于沙丘。赵高策划了改诏易主的阴谋，在赵高威逼利诱下，李斯的义利观开始动摇，最终选择了与赵高同流合污。

　　秦二世登上帝位后，横征暴敛、贪图享乐，为保全自身俸禄爵位，李斯写出了媚上固宠的《行督责书》。这篇文章极尽媚态，主动迎合秦二世，对秦朝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李斯一起发动改诏易主阴谋的赵高，一直欲除李斯而后快。在赵高的构陷下，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具五刑，腰斩于咸阳。临刑之际，李对子哀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死后，赵高把持朝政，指鹿为马，甚至弑杀秦二世，两年后秦朝正式灭亡。

　　李斯才华横溢、功勋卓著，为秦王朝的建立和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参与沙丘之谋，为求自保献媚固宠，对秦朝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斯的人生悲剧，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在历史和人生的关键时刻，李斯德不配位的人性短板暴露无遗，趋利的自然性战胜了“义”的社会性，最终导致国丧身诛的悲惨结局。

　　李斯出生在战国末年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传统道德体系崩溃，百家学说各争雄长。李斯选择修习最能彰显个人才华的“帝王术”，一生与秦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李斯认为，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应该像粮库里的老鼠，要抢占好的地位，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

　　李斯的社会人格目标在于追求做一只所处自在的“官仓鼠”，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富贵名利。可见，李斯的成就动机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卑贱”之位，是对位高权重高贵之位的向往。

　　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对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李斯这样的人，更容易急功近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虽然李斯在治国安邦上有很大的能力，但他人格的先天缺陷、动机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对其日后的成败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秦统一天下后，李斯被任为丞相，无论其自我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得到了极大地实现，早已远远超出他“官仓鼠”的人生目标。斯是在践行法家的政治主张时，由于个人急功近利，把法家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到了扭曲的地步。正是由于缺少对道义的顾及，“人格侏儒”李斯才能从那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脱颖而出。

　　秦朝建立后，儒生们议论国事，应该只是个学术上的问题。可是李斯将其上纲上线，建议，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可以说，是李斯一手制造了秦始皇的“焚书”，也是李斯积极推行文化专制，消灭言论自由，他的这把火烧掉的是人的“言论权、话语权、思想权、质疑权、批评权、议政权”。

　　焚书事件之后，李斯处处迎合、屈从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进一步表露，已由一个醉心功名的政客完全堕落为一个失却目标的鹰犬。

　　从制造“焚书之祸”，到参与“沙丘之变”，再到媚献“督责之术”，李斯已经完全背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政治操守和价值取向，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自己的权位害。

　　司马迁在《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李斯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之人。李斯在政治实践中，采取非道德的方式，以个人的眼前利益为导向，缺乏必要的政治伦理观念和政治家应有的价值坚守，甚至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

　　李斯为了实现自己“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的人生目标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杀斯之身者非高，而斯自杀也；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这或许就是李斯一生的注解。

　　（文/历史漫谈君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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