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栩颖：文人画“逸品”的最高要求便是对“道”的感悟

　　摘要：自宋元以来，品评文人画的标准被划分为“神、妙、能、逸”四个品类，其中“逸”字作为历代用作品评画作的重要术语，其意义在不断更新，其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自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对于辞令的品评中首次将“逸”“韵”结合起来，到了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借鉴《文心雕龙》中的评价术语，对画家的品评多次用到“逸”字，发展到唐朝时期李嗣真首次将“逸品”用在品评书法的等级之中，“逸”字此时被赋予“超绝”之意。自张彦远、朱景玄之后，“逸”与被品评人的社会身份相结合，开始“以人论画”。后来，宋代黄休复将画的品评标准分为“逸、神、妙、能”，首推“逸格”，后世未出其右。

　　关键词：逸格；文人画；游世

　　“逸格”之所以能够以第一位的品评标准贯穿自宋代以来的整个中国画历史，就是因为它所蕴含的内容不单单囿于对一幅或者几幅画作的评价，更是对作者本身品质的品评，这种品质就是游世的高逸品质。只有具有了这种高逸品质，才能得于自然，出于意表，画作中才能具有“逸气”。中国画中的美学艺术与老庄哲学密不可分，宗炳在《明佛论》中提到“且坟典已逸，俗儒所编，专在治迹，言有出于世表，或散没于史册，或绝灭于坑焚。若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阐述了老庄之道的重要意义，在《画山水序》中更是将“道”作为中国画要体现的最高境界。

　　文人画“逸品”的最高要求便是对“道”的感悟，想要找到那种与自然交融的状态，就要求画家澄明心胸，独畅游于天地之间，充耳不闻、视若不见功名利禄、凡尘嘈杂，解衣般礴，抒写胸中逸气。古今追求这种状态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随着中国画体系的不断完备，绘画的品评标准也在不断颠覆，张彦远对于谢赫《古画品录》的品评标准就有新的质疑，他认为：“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期，山水画的评断不再单单限于其本身的笔法、所表现的意义之新奇，还要考虑到画家本身的品格，画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往往逸士高人的作品总是具有鉴戒贤愚的社会作用，这就为后世首推“逸格”、重画家人品的品评标准做了奠基。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画能够传承千年，但从未落于俗套的根本所在。因为历朝历代都会有游逸于世俗之外的文人士大夫精神寄托于画作之中，总会有人去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至高境界。

　　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将不守画之本法的画家单独列为“逸品”，置“逸”于三品之外，将“逸”的评语与被品评人的社会身份相结合，有鉴贤愚、计冠冕的作用。宋初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面首次将画作分为“逸、神、妙、能”四格，首推逸格，在记述逸格画家的篇幅中，述及其生平、品性，而其他三格的画家均只是述其画作，未述品性。其中所提到的“逸格”画家孙位，性格奔放，情高格逸，品性正直，好饮酒而少醉，喜欢与方外人交往，对豪门贵族，纵使千金相赠，也很少为其提笔作画一二。其《高逸图》描绘了魏晋时期七位著名文人隐士对坐清谈的画面，原作仅剩下山涛、刘伶、王戎、阮籍四人，四人分坐在花毯之上，小童伫立一边，段与段有礁石树木相隔，阮籍手执麈尾，王戎手执如意，山涛赤袒上身抱膝而坐，刘伶喜酒。整幅画面于细节之处体现了人物的性情、身份，将贤人不拘礼法、清高孤傲的性情体现无遗。作品笔简形具，体现了那个时期“贵在肆志”的社会风尚。黄休复记载孙位还擅龙水、松石、天王等，赞誉其：“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于此邪？”黄休复认为逸格是最难以达到的，很多画作往往都沦于循规蹈矩、纤毫不失。而被称为逸格的画作，都是以寥寥简笔表现了深厚的意蕴，心之所向与自然交融，超乎世外，无可复制，那才可以被称为逸格。

　　孙位《高逸图》（上海博物馆藏）

　　北宋邓椿在《画继》中提到：“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表明了他支持黄休复首推“逸格”之举，认为“逸格”应该高于三品之上，而非附于三品之后。自此，以人品定画品的标准得到了沿用，尤其在宋元时期，“逸格”的品评标准深得人们推崇。到了元代，蒙古族开始统治朝政，汉族士人很难入仕途，即使入仕，也多不如意。于是乎，文人士大夫开始追求“贵得肆志，纵心无悔”的精神境界。庄子“游”的精神为文人雅士开辟了一条审美自救之路。一时间书画作品“逸气”盛行。元代士人倪瓒本性好游于山水自然之间，家境优渥，不愿入朝为官，中年散尽家财，寄情山水诗画，浪迹太湖一带。观摩倪瓒的画作，初觉简单，细看入神，他笔法清雅质朴，如一块浑圆的璞玉，不经雕琢，干净而不染凡尘，树木墨竹多劲拔挺立，参差向上，瘦而不枯，浓淡相宜，品格脱凡，不妄生杂枝乱叶，孤傲不似寻常。正如他的《六君子图》，坡陀上有松、柏、樟、楠、槐、榆六种树木，有四棵为一组，另两棵为一组，树木之间相互掩映，墨色呼应协调，好似品质相投的六位贤士，不屈不挠，脱逸于世俗外。元代黄公望注诗云：“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倪瓒在《答张仲藻书》中说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的画作得之自然、笔简形具，又处处体现清逸高雅的隐士品质，称得上是“逸格”。他的画作也体现了庄子“乘物游心”“逍遥驰骋”的游世之说。

　　倪瓒《六君子图》（上海博物馆藏）

　　《庄子·外篇》提出了“解衣般礴”的观点，引用典故阐述“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将“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所谓画之“逸格”，也正是先要养“胸中之逸气”，然后逸笔生发于纸上，表现游于自然之上的那种意境。这种文人画的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社会的变革，在现在的画家心中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我们依然还能够看到很多作品，不流于世俗、不谄媚、不囿于形式，观之可以卧游畅神，这些作品可能与主流的绘画格格不入，显得过于淡雅，也可能不被很多人欣赏。然而我认为中国画生生不息的要素正是因为这其中蕴含了高逸的品质内核，也正是有人传承了这种文人风骨，才能让人们在城市垒起的高墙之内，也不忘窥见一两眼自然之美，才能让国人们在国际艺术语言主导的时代之中，听到自己民族的声音。（作者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山水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