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鱼与熊掌，我怎么选？

　　一九八三年，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放在我面前，一张是著名大学夜大学本科的，一张是另一所著名大学全日制大专的，我两张都想要，但只能择其一。于是，我站在了重大选择的三岔路口。

　　说起考大学，我经历了不想考和拼命考两个阶段。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在一家国营企业学徒，岗位是机修工。当时，厂里有人拉我一起高考，我不以为然。我觉得，高考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途径，脱农的一个通道，我已在上海市区，已是国营企业的技术工人，何必去凑那个热闹，学好技术才是要务。

　　进入一九八0年代，文凭热腾起，有了大学文凭，直上云霄，没有大学文凭，似乎寸步难行。我一想，我小学毕业于文革期间，没有文凭，中学毕业那年，因同样的原因，又没发文凭，活了二十多岁，手里竟然没有一张能够证明我文化程度的凭证，那可不行，怎么着也得弄一张。我决定先考进高考复习班学习，然后参加高考。

　　我自小数学不太好，于是考入了业余文科高复班。我下了班直奔学校，屈身于窄小的课桌椅间，孜孜不倦地啃读各种课本，如饥似渴地聆听各科老师的讲解，专心致志地完成各种作业，晚上到家半躺床上，头一冲一冲了，还手不释卷，早起上班骑车途中，脚在一上一下蹬车，眼在观察路面交通，脑子里却正翻滚着各种问题，陈胜吴广到底于哪年揭竿而起？虎门销烟究竟有何历史意义？

　　经过一年的复习，一九八三年，自认为复习得差不多了的我，参加了五月份举行的全市各大学的夜大学和各区的业余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觉醒于文凭重要的远不是我一个。据说那年全市的录取比例是二十比一，可见参考人数之众。所幸，我被录取了。

　　考上后的我一蹦老高，兴奋之余，傲劲十足，心想，一样复习了，何不乘胜追击，参加当年七月的全日制高考，再下一城？

　　热昏头脑的我轻敌了。全日制高考，除了文史地政，还要考数学和英语。数学我没那个脑子，英语压根儿就没有好好学过，中学学的是俄语。结果，可想而知，只考上了一个大专。

　　于是，读夜大学本科还是上全日制大专，重大选择就这样摆在了我面前。我明白，我只能选一个。我清楚，我只要选择了一个，我今后的人生之路就将沿着我的选择而伸展。

　　其实，我哪个都想要。

　　夜大学虽然是业余大学，但却是本科。厂里一个一九八一年大专毕业的技术员告诉我，千万不要读大专，太让本科生瞧不起了，滋味不好受。

　　但是，大专是全日制的，说出来响当当，虽然比本科低一档，但蚊子虽小也有肉。厂里负责教育的师傅鼓励我，去读全日制大专，业余本科总归是业余的。

　　读夜大学，我可以继续待在已经熟悉、效益还不错的厂里，厂领导和班组的同事们对我都很好，老远就响亮地与我打招呼。

　　可是，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不定全日制大专毕业后，分配去了机关事业单位呢，那是我从未见识过的新天地，应该有别样的精彩。

　　纠结啊，往左走，风景真好，往右行，鲜花绿树。

　　

　　正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一项政策促使后知后觉的我痛下决心。

　　之前的政策规定，考上并就读全日制大中专学校的在职职工，带薪上学，工龄连续计算。上海的这个政策似乎是在一九八二年还是一九八三年取消的，但因为我埋头于复习迎考，没有注意到政策的改变。

　　知道了后，我思绪万千，没了工资，我的生活怎么办？虽然有一点点历年的积蓄，但要维持三年，肯定是杯水车薪，我这么大了，再伸手向父母要钱，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工龄中断三年，就意味着以后退休时，我的工龄比同年龄的人少，这肯定会减少退休工资的数额。

　　另外，三年大专毕业后，一定就能进机关事业单位吗？万一新单位也是工厂，而且各方面还不如我现在的工厂呢，那我真要懊悔了。

　　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就有如此想法，平心而论，是心思很重，说好听一点，是思虑深远。

　　于是，最后，我选择了读夜大学，也就选择了一直在企业工作。我很快入了党，本科毕业后，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获得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即使在我工作的那家国营企业关门了后，我也凭着本科文凭和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移步于一家知名民企集团，管理它的一家企业，直到退休。

　　光阴匆匆，四十年一晃而过。现在的我回望这一路，觉得我之前的选择是对的，总的来说，结局满不错。

　　有时闲着没事，喝了点贵州习酒，我开始畅想，如果当年去读了全日制大专，我的道路将会去向何方，前面有什么美丽风景，或者有什么沟沟坎坎。其实，这是无解的，就是想想而已。

　　人生只能择一路，选完就算数。人生坚持这条路，总归会有福。

　　窖藏88岁月弥香---我与光阴的故事，感谢贵州习酒发起的本次活动，让我有机会为大家分享我八十年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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