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5世纪，江南对欧洲游历者的吸引，体现在哪些方面？

　　13-15世纪，江南对欧洲游历者的吸引，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元朝时期，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东渡，留下了大量史料，涉及面广且研究价值大，为后世研究元朝时期东西方交流交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欧洲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不仅涉及经济和军事，而且体现在对基督教精神的宣扬和传播。

　　由此，欧洲传教士便担负起将基督教的教义和世界观进一步传播的使命。而此时人口众多的异教国度——中国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传教的核心目标，东方中国以神奇的魔力吸引了一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实际上，元朝时期天主教确有传入中国，并在一定区域有所传播，但存在时间较为短暂，并随着元朝的衰亡而逐渐没落。

　　

　　尽管如此，依然阻碍不了传教士东来的脚步。回归到欧洲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最初目的上，此时还未涉及宗教传播层面，而仅是希望蒙古军不要再进犯欧洲，当时蒙古第二次西征使欧洲各国大为撼动并陷入恐慌，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被派往东方、访问蒙古，并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在欧洲人眼中留下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决定派遣特使前往蒙古，说服他们停止对基督教世界的战争，询问蒙古人的情况和意图，并在法国里昂召开宗教大会，讨论预防措施。方济各会修士普兰诺·卡尔平尼膺命出使，离开里昂，穿过东欧，来到伏尔加河岸，谒见拔都，根据拔都的指令去蒙古参见可汗。

　　卡尔皮尼所写的《蒙古历史》对蒙古的地理和人民以及王朝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梳理，为欧洲人了解蒙古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此后，教皇和法国国王也相继派使者与蒙古进行了交流会晤，逐步了解到蒙古人中有许多基督徒，可汗给予传教士优惠待遇，对传教士持接纳态度。

　　

　　1253年5月，路易九世派鲁布鲁克一行以教士身份前往蒙古，从君士坦丁堡穿越黑海到达克里姆，进入钦察汗领土，沿着黑海、里海和咸海以北的邮路向东行进至蒙古境内。凭借渊博的知识和仔细的调查，他写了一份比卡尔·平尼更详细、更准确的旅行报告。

　　经过一系列的传教士交流活动，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向东方派遣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为寻求统一和占领巴勒斯坦。总的来看，在东西方交流的整个过程中，第一批接触东西方的使者大多是传教士和商人。他们被信念和利益的力量所驱使，他们有勇气和毅力去陌生、甚至可怕和危险的地区。

　　对东方世界长期以来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好奇心使他们战胜了困难和艰险，并完成了了解这些可怕的“鞑靼人”的使命。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来自东方的目标决定了在游记中描述中国形象的取舍和偏好。

　　

　　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征服活动，入侵斡罗思和东欧，这让整个欧洲感到了震惊和不安。在西欧，马太·巴黎曾将蒙古人西征描述成“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的势力，运用比喻的手法描写出当时欧洲人对蒙古的恐惧和惶恐心理。

　　遥远的东方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强势的东方力量让欧洲人不寒而栗，使欧洲大地的统治者感受到威胁。蒙古西征后，与欧洲的交往可以说是近代东西方交往的前奏。元明时期对整个欧亚大陆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它直接催生了早期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

　　在此期间，欧洲游历者来到东方，促进欧洲进一步了解遥远的神秘国度，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蒙古西部远征队对中亚和中亚以西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也为东方世界接触和了解欧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元明帝国的社会动向

　　13-15世纪对应中国的元明时期，这也是一个处在变动中的历史阶段。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但伴随着元后期社会问题尖锐，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最终激发了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的统治，新的历史朝代明朝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不同于前代的王朝治理风格。这里重点聚焦元明时期的社会动向，特殊的社会环境成为欧洲游历者前往中国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文化语境，主要呈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以南北相生发展为显著特征。

　　南北方地区的强烈反差

　　元朝定都大都，明成祖迁都北京，元明时期的政治中心始终在北方。而南方的显著优势则体现在经济实力相对雄厚，这得益于从东晋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整体上元明时期南北方存在差异与制衡，呈现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南扶持北的社会格局。这其中潜藏着元明帝国南北方的博弈与较量。继辽、金、西夏之后，一个新的南北统一的王朝确立起来。

　　从元朝开始，在国家制度层面便出现南北制并存的复杂形势。但总体上仍表现为北方统治居上，南方属于从属地位。但值得肯定的是，南北制的融汇与互动成为元朝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唐宋改革在元明时期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随着元朝的覆灭，朱元璋建立明朝，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致力于重新建立以汉族政权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并通过采取诸如以南京为都城、严惩贪官污吏、建立鱼鳞图册、废除中书省和丞相等一系列新制度，以期改变蒙元旧制所带来的弊端，恢复中国古代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

　　这些政策改革与元亡后遗留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密不可分。尤其是统治者朱棣的政治文化心态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前期南北制的发展与走向，北制占上风再次回归。直到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再次进行重组与整合，南制成为重心。

　　其中“一条鞭法”的实施是南制压倒北制的重要历史事件。但事实上，在社会某些领域内北制改变较少甚至保持如故，由此看来，元明时期南北之间的博弈始终潜藏在社会深层。

　　推行官营工商业和拓展海外贸易

　　元朝在经济方面，实施江南漕粮海运与海外征伐的政策。这是蒙元王朝统治历史上积极向海洋扩张探索的重要事件，作为运输和贸易关键阵地的江南地区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就要谈到与这种社会变动相关的元明江南政策。

　　

　　一系列的相关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助推欧洲游历者不远万里探访中国大地、江南乐土的重要社会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子，体现欧洲游历者驻足江南、书写江南的欧洲推力与中国引力的双向互动关系。

　　元朝江南政策复杂多面，其社会影响也呈现繁复错综的特征。主体为“安业力农”、“重商”和“重市舶”，元代以苏松为首的东南地区，形成了一个财富集中、权力扩张的地带。这一地区拥有繁荣的对外贸易，对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江南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长期延续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元朝统治者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结束近三百年的分裂统治、实现多民族的统一，贡献还表现在继承了南方唐宋变革的成果、较为完整地留存了江南地区最富庶、最发达的经济实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此时的江南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备受关注，而且吸引了来华游历的欧洲游历者，江南地区成为可与元大都比肩的重要地理坐标。另一方面，元代江南政策是把双刃剑，放纵大土地占有及租佃制的膨胀、士商亲融与贫富悬隔等造成江南“富民”农商经济的某种畸形。

　　官府统治与富商经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蒙元统治下的江南面临多重叠加的挑战，最终以爆发一系列反动起义而潦草收场。明代江南政策不同于元代，虽然在整体政策观上试图破除蒙元旧制，但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不少元朝制度。

　　在江南地区，明前期重点实施卫所军户、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尽管诸多政策对明初恢复社会经济具有合理性，但致使延续近千年的江南富民地主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江南地区的经济也逐渐从富庶之地被迫降格为单一的农耕自然经济状态，削弱了南方地区在经济方面的贡献力。

　　直到明中叶，国家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才逐渐松弛，被破坏的江南农商秩序也在开放海禁、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等政策中重建，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再度兴盛。

　　总的来说，即便如此，江南的地位在南北方制衡中发生变化，但在欧洲游历者眼中仍然是不可多得的讲述素材，依旧频繁出现在他们来华的行旅记游文本之中，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