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驯服资本及其代理阶级的三段挫败史或是波折期

　　

　　资本这匹野马，历来是难以驯服的，连资本主义肇始地的欧美大本营近来也是在这方面频频爆雷，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瑞信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已经破产崩盘或正走向泥潭。这使得类似于1929年大萧条的新世纪经济危机风险开始蔓延。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者们对资本的控制与驯服更是难上加难。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社会主义革命者对资本及其代理阶级的控制与驯服，大致经历了三段挫败史或是波折期。

　　

　　第一段挫败史或是波折期，就是马恩及其以后的那个年代。在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下，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欧洲率先爆发了前仆后继的工人起义以及各类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学会驯服资本之前，先把其代理阶级拿下。如《共产党宣言》所讲：“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而后面发展如大家所知，在欧洲特别是其西部这一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社会主义革命者们并没能通过工人革命拿下资产阶级政权，反而是以参与议会斗争这种改良方式，和平地加入到这一政权体系中。在被伯恩斯坦称之为恩格斯政治遗嘱的《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

　　所谓改变了“进行斗争的条件”，实际上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面对着超强的资本及其代理阶级，暴力控制与驯服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有必要通过工运、选举、议会斗争等方式进行和平演进。这也是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兰克福学派大体坚持的宗旨。当然，这路径一直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诟病和反对。

　　但事实是，在欧洲西部这一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社会主义者虽没能将资本及其代理阶级控制和驯服，但却通过斗争将社会主义理念与元素带进政权体系之中，从而造就出拥有一定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且各具各的特点。当然今天来看，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受制多因，难以为继。且这些国家虽经济发达，但却并不意味着军事强大与政治独立，连德国这样一个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头铁国家，在东西两大强权之间尽管想通过结（欧）盟自保，但仍有种种心酸与无奈。

　　

　　第二段挫败史或是波折期，就是苏联整个发展阶段。在欧洲资本主义核心地带难以实现的革命目标，在资本及其代理阶级控制力弱的边缘地带及其他空白地区是否可以实现。这也正是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后所延伸形成的一个命题，即有无“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是列宁。通过一个坚强政党及其发动的革命接手了国家政权，并在政治制度层面消灭了资产阶级，在经济制度层面构建起国家统筹发展、运营、管理资本的计划经济模式。应该说，这一制度是成功的，仅三、四个“五年计划”后，苏联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工业实力的新型国家，抗住了各类内困外扰乃至纳粹的进击。

　　问题在于，一方面是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地带就没有过多资本可言，原本就是先天性地缺欠，而且后天的发展中，又在冷战所需的重工装备制造与民众生活所需的轻工产品制造间失了衡，弄得是民怨载道。事实证明，卡夫丁峡谷并不好逾越。

　　另一方面，在将已有资本驯服并发展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后，其对应的国家政权管理阶层却逐渐发展成为自我封闭的利益集团，与民众是渐行渐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那是官员的专政，而不是工人专政，就目前来说谈论工人的专政无论如何都还为时太早。”

　　到苏共的二十大以后，其政权管理阶层脱离群众的倾向越来明显，最终在内困外压的境况下崩了盘。实际上，列宁在政治制度框架搭建时，曾设计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之外设立由先进工人、知识分子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职责，但未得落实。应该说，苏联对资本的驯服算是成功的，但是对经管与运营资本的政权管理阶层的有效治理却是失败的。

　　

　　第三段挫败史或是波折期，就是我们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探索历程。在土地资本上，采取先分后收方式，以生产队或公社名义，将建国前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收归为集体资产，虽有争议却是后面数十年发展的定盘星。对私有资本，采取和平渐进的“双重改造”方式，不仅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且也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前三个“五年计划”，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问题跟苏联一样，一方面是一穷二白，资本奇缺，却自我禁锢资本的自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在将所有资本驯服并发展成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后，政权管理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一把抓，权力及其管理摊子不断扩大，既超过了实际能力，又丛生了一堆官僚习气。

　　毛对后者是极其不满意的，并最早意识到了其后续发展的巨大隐患。因此，采取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进行监督的方法，来推动和督促政权管理阶层进行整改，以践行其延安“窑洞对”的策略。当然，这一实施路径是有问题的，过度的民粹主义产生了群氓式暴力政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政治模式还不如君主专制。

　　这三段经历有经验有教训，给后面四十年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可行路线基础。特别是在放开对私有资本的束缚后，既丰富了资本样态，又增强了发展活力，更为应对各类危机打下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当前乃至今后，如何驯服并发展资本对社会主义者们来说，仍是一个重大命题。

　　按照恩格斯话来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他的任务不再是构想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段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寻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在这一解决社会主义要素与资本要素惯有冲突过程中，既应重视在战略高度上加强对资本的控制与驯服，也应强调在实施进程中注重对各类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的保护与发展。坚决防止部分人把对资本在政治理念上的控制与驯服当作谋取个人或者集团利益的工具性手段，非要在这百年变局不知变向何处的境况面前，去曲解落实“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等宣言片语来自毁长城。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