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我国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可采取哪些措施？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二〇〇九-二〇一九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考察了经济集聚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并就其作用机制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两个重要路径进行了验证，并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等检验了结论的稳健性。

　　

　　此外，还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差异性划分，就区域异质性问题做出了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一）基于省级研究数据，我国经济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也即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进一步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发现，经济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此外，中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出“U”型特征，但除甘肃等部分省份的部分年份外，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仍处于拐点左侧。

　　这可能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紧密相关，因此整体来看，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依然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二）经济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不仅体现在区域内部，还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

　　

　　随着省域之间经济联系强度的不断提高，劳动力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省域范围内的经济集聚不仅能够缩小本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的作用缩小临近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该结论在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依然成立。

　　对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效用分解的结果也依旧支持了该观点的成立。

　　（三）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是经济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中介机制。

　　实证研究还表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是中介路径。

　　由于社会分工协作的差异性，农村居民高级人力资本水平才是经济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中介机制，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也即其路径作用是局部的。

　　经济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实现，这有待于之后的进一步研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一）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首要前提

　　普遍而言，经济集聚所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会带来累积循环趋势，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具有其必然性，这愈发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规律。

　　这要求我们在大局上认识上，应承认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性。

　　不能将区域的发展“平衡”等同于区域的发展“平均”，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有效的现实支撑。

　　具体而言，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应充分展示其经济集聚的正向效应。

　　同时不要高估接纳来自农村就业人员的城市治理成本而应提高政府对农村就业人口的服务水平，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转移提供现实支撑。

　　对于区域内部的非中心城市，应充分重视区域经济禀赋，发挥比较优势。

　　同时积极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更好地参与到区域整体的协作分工中，以此提高农村就业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

　　

　　在这一过程中更要认识到，不同区域之间出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而一味限制要素流动或采取其他形式的区际分割。

　　既会有损于区域经济效率，也更不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因此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应打破“门户”嫌隙，放宽户籍管理。

　　以经济联系所确定的经济区域概念在要素流动层面取代政治区域概念。

　　以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取代以往区域发展的平均主义倾向，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二）促进经济活动的合理集聚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现实前提

　　尽管经济集聚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此过程中应促进合理有效的经济集聚和着力防范非效率的经济集聚。

　　

　　具体而言，不应有意防止区域范围内的“一城独大”。

　　尤其是东部省份应充分发挥其正向的集聚外部性效应，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提供现实支持，不应以学历高低、户籍情况而限制流入城市的农村就业者，反而应该提高其就业地位。

　　防范来自于社会和就业市场的不正当歧视。

　　另一方面，即使经济活动向某一区域集聚如省会城市是区域经济规律的必然，尤其是中西部省份。

　　但政策制定应万分防范和警惕省会城市凭借自身政治地位所带来的过度集聚和不合理集聚，避免不必要的要素扭曲和资源错配。

　　应着力打破这种基于行政命令式的低效经济集聚，进而为农村居民基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就业区位选择提供适度且正当的岗位供给。

　　（三）打破要素流动限制是经济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保障

　　

　　不同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会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区位竞争差异对就业进行多元的区位选择。

　　因此在促进经济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打破限制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藩篱。

　　具体而言，省会或直辖市等区域性大城市应大力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应时刻秉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正确认识农名工进城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财政成本，不应只滞怠于短期支出，而应着眼于农村居民进城就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贡献。

　　尤其要着力缩小由于户籍身份所带来的诸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实际差距。

　　带动农村劳动力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降低其制度性成本负担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人口流失问题，这要求地方政府之间更应建立起通畅协作的联合机制。

　　鼓励农村劳动力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分工协作，激活底层经济活力。

　　（四）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是经济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举措

　　农村居民之所以在收入水平上相较落后于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

　　在农村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保障力度，提高乡村医疗等的全面覆盖程度。

　　尤其要加强对于贫困农村家庭的教育和健康扶持，减少农村地区青少年群体的辍学比重，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为其平等参与社会就业竞争提供现实支撑。

　　同时也应防范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适度着力提高农村家庭父辈的就业教育，避免代际传递下子辈的人力资本困境。

　　

　　在城镇地区，随着农村人口的就业迁徙，各级地方政府也应秉持公平理念，高度重视随迁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保障其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着力推进城乡子女教育公平化进程，尤其要防范由于户籍限制、学校规制对随迁农村子女入学的限制影响。

　　以此从教育、医疗等角度着力，为农村居民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公平有效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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