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人口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相关背景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飞速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长期难以收敛的问题，这已成为制约中国扩大内需市场和促进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约束因素。

　　城乡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中国农村正处于人口生育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转型的重要时期，而收入与劳动者数量和质量息息相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至2019年由0.37万亿元增长到99.09万亿元，增速迅猛。

　　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分别为343.40元、133.60元；2019年，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2359元、16021元，分别为1978年的123倍、120倍。

　　收入数据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长期存在的问题。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涉及效率与公平，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因此，处理好中国经济较快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一些高速发展期的一些问题愈加凸显，此时我们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要愈加重视。

　　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值来说，197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比值为2.57。

　　2007年城乡收入比值达到3.3的最高点，2009年之后城乡收入比值缓慢下降至2019年的2.64，1978年至2019年比值并未收敛；

　　从绝对数值来看，1978年的差距为210元，2019年为26338元，2019年的差值是1978年的125倍，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如果考虑到城镇较高的医疗、教育等隐性福利，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更加严峻。

　　因此社会和学术界对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一直都投入了较多的目光，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和研究。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国内外大量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包括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城市偏向政策、金融发展状况、对外开放程度、财政分权、技术进步等。

　　这些理论大多着眼于资本投入要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或者制度政策等外生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这些因素的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的扩张受到资本、政策的较大影响，相关的研究具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逐渐完成，政策和资本红利逐渐释放，叠加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城市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度和资本制约将逐渐减少。

　　根据现代发达经济体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来看，人力要素在城乡不同地区的发展中的作用将会愈发重要。

　　个体自身的劳动力质量将对其收入水平产生愈加重要的影响，其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高低。

　　

　　现有的关于劳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主要考虑人口质量问题，而不考虑人口数量问题。

　　但是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一直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从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进程来说，农村人口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共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它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促进了中国城市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

　　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实行的偏向城市的政策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

　　

　　人们指出农村地区由于区域大，人口分散，农业生产总值占比低，其在政治体系中话语权远低于城市，因此政府往往制定偏向于城镇的政策。

　　后通过分析认为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必然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将农业生产剩余转移至工业生产部门，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和资本。

　　认为农村经济由于工业发展战略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

　　有序的经济体制大多起着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也存在起相反作用的现象；无序的经济体制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

　　

　　认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会通过代际传递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指出偏向城市的战略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制度变革的临界点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财政政策的不均衡发展会产生恶性后果。

　　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等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些不平等使得收入呈现多者愈多，少者愈减，差距愈大。

　　同样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各种不平等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分化，而这些不平等因素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户籍、就业以及无形的社会等级制度等的建立。

　　

　　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家也存在着城市偏向，对农村、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有学者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包括政策、制度的制定以及考核制度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负有责任。

　　以人大代表的比例衡量参政权利的大小，通过分析发现城市由于参政权较大，因此容易产生偏向城市的政策，这不利于农村的发展。

　　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城市化和偏向城市的政策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城市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忽视了农村经济增长，而各城市却竞争性增长。最终使得城乡经济增长失衡。

　　

　　发现中国的很多制度都是偏向于城镇的，这些制度使得中国的城市居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占据巨大优势，而且这种城市偏向的制度还具有自我强化能力。

　　除此之外，这种制度通过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了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

　　分析发现中国农村的税收负担高于城镇，而接收的财政转移支付程度低于城镇，这种“双偏”的财政制度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

　　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就业机会不平衡的原因，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发现中国居民收入中，初次分配时，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逐渐下降，但是再分配中中国存在着城市偏向，再分配中的城市偏向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认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利于引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该战略甚至不能够提供给城镇居民足够的就业，叠加城镇偏向的政策和制度，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对中国东中西城乡收入差距历史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同样认可了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但同时认为对外开放对中国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教育政策的不均衡对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

　　研究发现在中国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决策者倾向去扩大城镇化的预算，这在起初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后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认为户籍制度是城市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壁垒，破除该壁垒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

　　城市偏向制度造成了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能力的分化，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认为中国广泛存在的土地财政政策带有显著的城市偏向的特点，该政策在短期内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通过统计分解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解认为，工资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工资性收入。

　　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并且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城市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面影响。

　　认为“城市工业化”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持续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的内生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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