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沉默背后的真相

　　在我心目中，王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者。

　　——李银河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编写的杂文随笔集，于1997年首555电影网次出版，该书收录了王小波大部分关于对中国文学、艺术、科学、道德的认识，并对社会道德伦理、国学、新儒家、个体尊严以及小说、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有着深刻的理性认知，理性的思考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杂文集，王小波曾有过一段袒露心声的自述：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上面引用的这段自述，正是王小波撰写这本杂文随笔集的初衷。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如在《思维的乐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等篇章中，王小波的笔触涉及了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家等问题。

　　在《肚子里的战争》《苏东坡与东坡肉》等章节中，王小波将视角投放到日常生活中，并从中提炼出的各种真知灼见；在《生命科学与骗术》《科学与邪道》等篇章中，王小波探讨了科学与伪科学的问题；在《盛装舞步》《男人眼中的女性美》等章节中，王小波探讨了女权主义。在最后的章节中，王小波从衣食住行等入手，论及了在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在《我对小说的看法》《小说的艺术》《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盖茨的紧身衣》《关于文体》《关于格调》《关于幽闭型小说》《文明与反讽》等篇章中，王小波论及了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作者对文体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

　　尤其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等章节中，王小波好涉及到了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以及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

　　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王小波从沉默这个现象展开天马行空式的随意的漫谈，他的确是在一本正经地谈沉默，又的确是在谈一些冰山之下更深的东西。为什么说沉默容易办到呢？王小波拿自己和身边人证明这一观点的可靠性，“这是中国人的通病，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既然沉默并不是个案，即作家所说的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有一些独有的信息可以传播。它也当然有资格被上升到一种文化现象的高度来被解读、剖析。

　　那么，沉默是否符合这样的定义呢？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生动有趣，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他的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他致力于打破叙述者单方面先入为主的模式，偏爱把自己的观点都藏在有趣的故事里。在散文中，王小波会用三个贴近生活的片段，分别论证了沉默作为一种文化的合理性。

　　首先是沉默有自己的语言。王小波设置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来帮助说明：如果有人的自行车停放挡了你的路，求助居委会或者直接找车主都会被人说你斤斤计较，这让人不禁觉得有些荒诞，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为什么反而有错了呢？然而偷偷找车主麻烦，却是可以被大众理解的方式。

　　也就是说，一旦什么事被摆到明面上，反而是违背了沉默圈子里的语言，这种格格不入，会让早已默认这些规则的大多数人浑身不舒服。那道看不见却限制着人们行动的边界线，无疑就是属于沉默自己的语言。

　　

　　其次，沉默有自己独有的信息，即某种掩耳盗铃式的秘密。戈尔巴乔夫曾语惊四座的原因，就是把这种心照不宣的事实摊开到了阳光下，他说假如有人想盖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沉默所管辖的事，被一个有相当话语地位的人讲了出来，就像有人当面揭穿了皇帝的新装实则赤裸不雅，令人尴尬又不自在。

　　最后，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蔓延着，但那些会破坏沉默完整性的小道消息，只会在一些特定场合被传播，比方说公共卫生间。因为在主流话语体系里，那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地点符号，所以和它有任何联系的东西也不值得被认真对待。

　　王小波的杂文思想深邃，风格独特，而《沉默的大多数》则是他思想的荟萃，该书以王小波特有的反讽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从一个轻松的角度来解构身边复杂的事态，表达了有理有趣的观点。

　　

　　王小波也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中，也体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道德追求，贯穿全书的则是王小波对理性、自由、宽容的认知。

　　首先说一下王小波对理性的认知。为什么王小波推崇理性？用王小波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所谓不理智的时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时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这种无理可讲会造成全民知识水平的倒退。不理智是人活着的悲哀，会造成民族的灾难，社会的退步，因而王小波推崇理性。王小波对于科学理性的提倡，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在提倡科学理性者不多的人文知识界，这种努力有独特的价值。

　　

　　其次说一下王小波对“自由”的认知。王小波对自由的认识是：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人家得会儿消停。

　　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王小波表达了对这只猪的怀念，因为这只猪敢于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特立独行不仅是个性趣味和生活方式，还是一种自由思想的象征。王小波对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他们也是一个人，有着同自己一样的自由，包括选择宗教信仰、选择生活方式和判断是非的权利，因而他坚决捍卫个人的思想自由，排斥自由、粗暴蛮横等“思想监狱”行为下产生的愚昧和盲从。对个人自由，而不是对群体自由的追求体现了他价值观的自由度取向。

　　王小波为什么要追求价值，追求自由呢？因为自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其次，它是达成其他有价值事物的手段。在中国，个人主义太少，自由是达成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这是王小波崇尚自由的原因。

　　

　　最后说一下王小波对“宽容”的认知。王小波对别人由于智力或家庭的差异导致的不平等，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的。如在《思维的乐趣》中，王小波提到，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而低智的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宽容的原则是建议人们最少地干预个人或群体的信仰、观点或者对另一个人的行为。从本质上看，王小波对“宽容”的认知是建立在他对思想多元化的尊重的基础之上的，这必然导致他对思维方式多样化的承认。王小波的多元化道德实现，无疑对形成良性的道德生活有重要意义。

　　王小波从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亲身体验里，得出了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态度的结论。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要求被过度强调，个性化的要求受到严重压抑的道德现象。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曾有这样一段评价：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还任重而道远。王小波的作品一直盛行不衰，王小波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创造出属于他的美，这美就像一道强光，刺穿了时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刚刚开始识字读书的青年的心灵。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本书客观中肯的一个评价。

　　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而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用他轻松有趣的文字，不经意间说出了很多大道理，最可贵的是他的话简单却深刻，启发读者自觉地去思考。这比那些总是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姿态，把自己当成无所不知的文人名士，说着晦涩难懂的语言，想让读者自己去揣测要更加吸引人。

　　《沉默的大多数》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王小波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中国几千年来存在的一直是以儒家道德为中心的一元化道德。这种以一元化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使得主体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目的，完全由社会化的、统一的道德系统主导和控制。

　　王小波说“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他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中国道德文化的单一化，与中国传统道德自身有关，与没有借鉴外国先进思想有关，更和沉默的大多数有关，他们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生活在统一的“社会化”环境中不会为自己的实现呐喊。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中，王小波渴望的是一种人人有自己的道德选择，拒绝虚伪的崇高，拒绝假正经的多元化的道德实现。王小波的特立独行体现了他对“个性化”价值实现的争取。

　　我们理应肯定并允许道德主体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我们用单一道德观念、统一道德标准、僵化道德模式来统领社会、制约道德主体的做法是有悖人性、有害于人类道德生活的，代之而起的应是多样化的观察视角，人性化的道德价值取向。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道德实现状况方可真正改观，道德生活方能形成良性化态势。王小波的多元化道德实现，无疑对形成良性的道德生活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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