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从“新闻编辑部”到“液态新闻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

栏目：成人教育时间：202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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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三篇。受访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

　　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女性，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三篇（节选）。受访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Unveiled:Women in Academia

　　节选

　　从“新闻编辑部”

　　到“液态新闻业”

　　新京报：许多读者最早知道你，是因为你和潘忠党教授合作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但现在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了短视频传播一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向？

　　陆晔：我不觉得自己有转向。从我博士毕业开始，我对自己的学术定位就是媒介社会学，如果更狭窄一点，则是新闻生产社会学。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对于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在大众传媒时代，机构媒体所代表的新闻业，是整个社会公共知识生产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现代社会要正常顺滑地运转，所有人共享一些公共知识是必须的。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所言，商议性民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拥有关于社会的公共知识，然后我们才能够协商、才能够理解、才能够达成共识或不达成共识，最后推动社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我当然对新闻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我的落脚点其实是新闻业在公共空间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我早年的重点是在新闻编辑部，你所说的转向，可能是我在研究对象上产生了变化，但这不是我要转向，而是整个行业在发生变化。

　　在今天，新闻编辑部当然还在运作，机构媒体依然对当下社会发生着影响，但是在公众这一端，我所观察到的变化是：

　　第一，对于公众而言，人们还看新闻，但是不再关心这条新闻是由哪家媒体生产的了。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对消息来源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比如我是读报的、我是看电视的、我是听广播的，我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还是上海电视台。今天我们所有重大消息的来源都是社交平台。大部分人不是注意力分散，而是接收渠道改变了，人们看的内容可能依然是中央电视台、财新生产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依赖于聚合式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内容，或是社交媒体上由周围的人对他造成的影响；

　　第二，从社会生活来说，在过去，个人的公共表达非常受限，无论是信息还是意见，只能通过几个有限的渠道，但今天不是了，抖音、快手等平台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渠道。

　　面对这种传播环境的变化，我个人觉得对于传统机构媒体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在理论上难以再有突破。2016年我所发表的“液态的新闻业”和2018年发表的“媒介融合和协作式新闻策展”对我个人而言在理论方面几乎是到头了。

　　所谓“液态新闻业”，就是指整个新闻行业和社会状态已经改变。这一方面体现在新闻生产者的“液态”：新闻不再由一个固定机构所控制，在某个特殊节点上，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从业者。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液态”可能就是常态。

　　同时我们发现，公共知识的生产现在可能出现在今日头条等聚合式新闻网站，或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上。所以我觉得研究对象的转变是自然的，但这依然属于媒介社会学的范畴，我依然关注社会公共生活，依然关注信息流动和知识生产如何与公共生活发生关联。

　　迄今为止，对于这种新的传播样态，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系统性的研究。这种新的传播样态，是多中心的、去中心化的、低门槛的。过去影像生产的门槛是很高的，但在今天，有那么多短视频剪辑软件可以选择，帮助你生产、剪辑视频。这到底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变革？我认为这方面的经验研究还远远不够。

　　新京报：媒介社会学所身处的学科环境，以及它所面对的新闻生产业态都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不变、或者说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陆晔：不是说媒介社会学本身不变，而是关注社会的理论视角中有一个要素是不变的，即“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落到具体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主观真实和媒介真实的关系。这样一种关注本身，是有它的一贯性的，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然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观我们自己，最后达成社会的连接。但在不同的理论路径之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如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媒介社会学中有大量的讨论是把媒介和媒体技术看作社会的一种构造，先有了社会然后才有媒介技术在其中运作，社会是一个人一样的有机体；但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它不把社会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只有人类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才是有意义并值得讨论的；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关心的是社会是如何通过传媒，来建构起一种知识生产或文化。

　　媒介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理论来源，但是我觉得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套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关心的依然是“社会”和公共性的问题。

　　新京报：但是所谓“公共性”又该如何判定？例如近期兴起的“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之间也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公共性”的界线似乎是模糊的。

　　陆晔：当我们在谈论“公共性”时，其实也有不同的理论脉络。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民主，他的“公共性” 是开放的公共领域、由各种公民之间的对话构成，关注的是协商。而协商需要达成共识，才能导向行动。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 / 刘北城 / 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

　　但是同时你要注意到等边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一条边是阿伦特对公共性的讨论，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的公共性重点在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社会世界，所谓“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相较于哈贝马斯的话语协商，阿伦特更强调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对“积极生活”的追求。第三条边是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他特别强调具体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所谓“共在”，“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关注在同一个现实公共空间之中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所以当我们谈论公共性时，需要先界定我们讨论的是哪个公共性。

　　新京报：在近期我也关注到了大量公共艺术的实践，这种与公众相关的艺术创作，关注当下、反映当下，甚或兼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新闻的范畴，那么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的边界又在哪里？

　　陆晔：传统上人们认为的公共艺术，可能只是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比如城市雕塑，但这个概念远远不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看来，只要是发生在公共空间中，以公共审美和审美实践、参与为目的的存在，都可以称为“公共艺术”。

　　但是你说的我非常同意。在当下，由于互联网社交平台传播的便利性，使得大量公共艺术的实践，从诞生开始就和传播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传播，它就几乎没有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就有了一些重合或冲突，我觉得这是好事，新闻传播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液态新闻业”最重要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边界被打破了，“跨界”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在这样的前提下，过去由机构媒体决定新闻生产的那一套观念和它的生产方式，与现在全民参与的影像化视觉方法，有本质的不同。这不像过去从报纸到广播、电视的迭代，那其实还是一点对多点的大众传播，而现在的传播是多点对多点，每一个人参与其中的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像马克·波斯特在《互联网怎么了》这本书中的一个比喻：你如果拿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做比较，就相当于拿互联网去和水电站做比较。

　　当我们在谈论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的边界时，这个技术前提是特别重要的。否则无论是公共艺术的作品，还是公共艺术的实践，只能像过去的艺术品一样等待媒体报道。而现在，它们可以高度参与社交化、多点对多点传播，本身既是艺术，也是新闻传播，不再需要大众媒介的呈现。

　　不光是当代艺术，过去学术研究只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学术传播也要先通过大众媒介，而现在学者可以直接面向公众，既是新闻传播，也是学术传播。比如学者通过发微博，不需要报纸便可直接面向公众发言。

　　所以公共讨论的边界都被打破了，这是发生在全社会的。

　　新京报：新闻传播学是否存在一个悖论，它所关注的对象永远在更新迭代，而研究往往落后于现象，理论又往往落后于研究？

　　陆晔：我觉得不能这么说。首先理论并不完全是解决实践的指导问题，也不能说理论永远落后于实践。

　　其次，作为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现象时，我们当然是要建构理论，而不是试图用旧的理论去解释它。做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新的现象来发展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会对社会有更普遍的价值，对人类认识世界有新的贡献，所以并不是研究永远落后于现象。

　　你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落后于实践、理论落后于研究，这个印象是对的，但这个印象是针对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新闻传播学科，我们自己的学科基础太弱了。我们研究确实做得很好，但这不是理论该有的样子。看看麦克卢汉，看看人家卡斯特90年代写的《网络社会》，他们提出的理论到今天不还是奏效吗？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英]曼纽尔·卡斯特著，周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