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北洋政府决定“以工代兵”参战，为何选择去法国！

　　1915年，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的梁士怡"对北洋政府派兵参战的计划做了适时的变通，由原来直接派兵支援协约国作战改为派遣华工以支援协约国。用首先提出此计划的梁士怡的话说，这是中国的“以工代兵”战略。

　　

　　梁士怡这套“明守中立，暗事参战”的策略，可以分为四点加以说明：

　　(一）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不独国家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种种之权利；

　　(二）德国军械潜艇，世无其匹，然以一德而抗全世界，战争经年，恐终为协约国所击败，故以工代兵，应助协约各国：

　　(三）在欧战以法国为最前线，法国壮丁既少，伤亡尤重，则需要华工应以法国为最急，如派遣华工，应先与法国签订优待之工约：

　　(四）是时中国尚在中立时期，既不袒德，亦不应袒法，断不能由我政府与法政府直接交涉，只可由商人出名，代政府负责，以免德国报复，及残害我国海外华侨。R

　　以上四点是梁士怡基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政治观点出发，为使中国脱离孤立状态，并提高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拟定的一套“以工代兵”的参战原则，这可视为中国参战之议屡遭日本压制后的一种变相参战行动，颇为用心良苦。

　　

　　从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来看，中国“以工代兵”的参战方式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增加了重要砝码。

　　除了政治动机，经济因素当也在考虑之列，国家贸易的巨额入超，一直是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计自1864年到1913年的50年中，输出共695.5亿两，输入共932.4亿两，入超之数达 236.9亿两。

　　结果国内实业不兴，失业者多，值得鼓励大家向外发展。

　　很多有志之士认为：“华工出洋利益甚多，中国人多事少有一人出洋作工则国中少一人饮食，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理财要义，一利也；中国与外国通商每年金钱流出以亿万计，故国家日益贫弱，多数华工出洋则寄回工资或相抵，二利也：中国工业不兴，由此机会出洋学习工艺，回国后可以发展实业，三利也。”

　　

　　此外，在法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的蔡元培、李煜瀛（石曾）等人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出发，也极力赞成派遣华工出洋。李煜瀛认为，相比在国内作工，派遣华工赴法有以下好处:

　　(一）出国后可得普通常识，放大其固有之窄小眼光，开展其闭塞心理；(二）入工场作工，可渐习机械的运用与科学的技能；

　　(三）与法工人常处，可习其团体生活组织能力；

　　(四）参加欧战中之工作，赌其惨状，或可引起中国人兵凶战危之心理，与共同抵御强暴之必要：

　　（五）工作之报酬，其家中可月的接济；

　　(六）自己除每日生活外，尚能积有余资；

　　(七)借此机会，可施以教育：

　　(八）因其外国文之需要与智识欲的兴起，渐有求学的倾向，在出国作工之人本身着想。彼等浅薄心理，总以出洋比在国内为强，且因此家中不愁费用，自身亦可谋得温饱，而又可得外国人常常接洽，学得数句外国语，归亦足以荣其乡里。”

　　

　　由以上八条可见，蔡元培等爱国有识之士人赞成派遣华工出洋，主要是从民族立场出发，着眼于向西方学习，促进中国社会进步。

　　当时法国工业、科技发达，制造业精良，在旅法的华侨有识之士看来，法国更是西方文明的中心，派遣华工赴法工作，对于中国社会的改良，自是大有裨益。

　　尽管中国于一战之初因国家软弱以及英、日的反对而对一战采取观望态度，失去外交主动权，但北洋政府“以工代兵”政策应时而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以工代兵”的方式加入协约国，进而争取战后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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