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

　　胡适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阔斧本领。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

　　作为一位有血有肉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傅斯年极其注重民族气节，大气磅礴，是非分明，敢爱敢恨；他又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人，真诚坦荡，至情至性。

　　

　　评论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当谈论到孙科时，他说“犹吾君子也”;论及于右任时，他说“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谈论到戴季陶时，他说“阿弥陀佛”;而谈论到孔祥熙时，他则义愤填膺地说“他凭哪一点”，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后，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高谈国事。有一天，大家谈到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当谈论到孙科时，他说“犹吾君子也”;论及于右任时，他说“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谈论到戴季陶时，他说“阿弥陀佛”;而谈论到孔祥熙时，他则义愤填膺地说“他凭哪一点”，众皆愕然。

　　要知道，孔祥熙和蒋介石是连襟，质疑孔祥熙，那不等于捋虎须吗？可是傅斯年毫无惧色，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会，但也拿傅斯年没辙。

　　后来，傅斯年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无可奈何，为了给国民一个交代，只得把孔祥熙撤职。

　　傅斯年说：“我没有证据怎么能说那样的话。”

　　有一年，在重庆为一个公债的案子，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发言，讲话结束后，他宣称，他的话不仅在会场内负责任，在会场外也负责任，他愿意到法庭上对质，与会者一方面钦佩他的敢言另方面也多少担心他拿不出证据。

　　后来罗家伦去看他，问他为什么在参政会说那么大胆的话，傅斯年说：“我没有证据怎么能说那样的话。”

　　接着他拿出两张照片给罗家伦看，罗家伦这才明白他没有“乱”放炮，而是言之有据。

　　劝胡适要保持名节，不要接受蒋介石邀请加入政府，他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国民政府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蒋介石曾与陈布雷商量国府委员人选，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

　　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麦克阿瑟到访台湾，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显贵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

　　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中研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傅不厌其烦地劝说，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

　　傅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

　　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他认为："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在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顿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

　　傅斯年上任后，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原作准备。当陈、郑抵达北平后，有一件麻烦事颇感头痛。

　　这就是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南迁长沙，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

　　汤尔和、钱稻荪、鲍鉴清等先后任“总监督”和“校长”，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著名古器物学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容庚出任文学院教授。

　　陈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

　　傅斯年向来痛恨知识分子不讲民族气节，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的第一个状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非常值得夸耀的事情，但他却以此为耻。

　　原因在于：傅以渐作为汉人没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

　　300年后，当年状元的后人傅斯年就任北大代理校长，他在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并对外明确表态：“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北大暑假后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绝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种局面下，胡先生办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我帮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

　　看到傅斯年的这个态度，那些在沦陷期间任过伪教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已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四处活动，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向傅斯年施加压力。同时他们联合起来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重拾教鞭。

　　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和辩护。书曰：

　　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

　　针对容庚的万言书，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对纠缠与诡辩者予以坚决的回击。声明称：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在[与]北大毫无关系。

　　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

　　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

　　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并要“想习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对伪教授们的漫天叫骂，傅斯年的态度坚定：“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在傅斯年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写到：“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

　　在审判周作人期间，周作人的老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尚未归国任职的胡适写了封情词恳切的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胡适回国后果然出具证明为周洗刷罪名。

　　但作为周作人的学生，傅斯年却一点不留情面，反而责怪胡适，说他“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文件”，并问这是“啥个哲学观念作为依据”。

　　后来周作人恼羞成怒，写信给傅斯年，摆老师资格骂他：“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将信撕得粉碎，回应到：“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可谓掷地有声。

　　

　　容庚是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部毕业的研究生，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授，在学界是知名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影响很大。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容庚，就私人关系而言，容与傅本来也没有什么隔阂。

　　可今非昔比，作为知名学者，容庚沦陷期间出任伪北大教职，大节有亏，眼睛揉不进沙子的傅斯年当然不会饶恕他。

　　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

　　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后来有人在报纸发文盛赞傅斯年：“先生说出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话，既高明又勇敢，更热情。”

　　当时也有很多朋友劝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傅斯年：“树敌太多，有什么好处？”

　　傅斯年怃然叹道：“如果我同意了，如何对得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不就白白做出牺牲了吗？”

　　于是，面对伪教授们的漫天叫骂，傅斯年的态度坚定：“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得悉抗战胜利，傅斯年从聚兴村的住所里出来拎着一瓶酒，来到街上边饮边走，他还拿着一根手杖，挑着一顶帽子乱舞。

　　

　　抗战胜利，消息传到重庆，那天晚上，傅斯年“疯”了，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出来拎着一瓶酒，来到街上边饮边走，他还拿着一根手杖，挑着一顶帽子乱舞。

　　当时外面都是狂欢的市民，看到傅斯年这位海内知名的大学者如此“聊发少年狂”，不禁大笑不止。事后，傅斯年对夫人俞大彩说：“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

　　傅斯年见人就拥抱，就亲吻，蹦啊，跳啊！“大家都kiss胡木兰，胡木兰也偶尔回敬，”傅斯年说：“我没有kiss邵先生的夫人，邵先生还见怪，其狂如此。”

　　傅斯年见到熟人，上去就砸上一拳，被他砸的段书怡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吴鼎昌告诫傅斯年说：“你不要太兴奋。”傅斯年不管那么多，将吴鼎昌一摇再摇。

　　又到参政会，沿途一直大叫，实在叫不动了，他才回家睡觉。

　　第二天下午，罗家伦来看他，他躺在床上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傅斯年因为身宽体胖，闹出过不少笑话。

　　有一年，他和李济从宜宾回重庆，可他们乘坐的小火轮没有客舱，更谈不上官舱和大餐间，傅斯年只好和两名船员商量，请他们让出自己的铺位给他和李济，可是房间太小，两个铺位离得很近，再者房间还有五六个不执勤的船员在睡觉。

　　第二天傅斯年和李济这两个胖子互相埋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大影响了自己休息，不成想在场的船员对他们说：“其实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都没有睡好。”

　　

　　又有一次，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

　　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还有一次，傅斯年在昆明乘人力车，而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跑得飞快，如果遇到下坡路，干脆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朝天，一冲而下，这回傅斯年又胖又重，走到有名的“逼死坡”，车子疾驰而下，不料“翻车”了，傅斯年被摔得四脚朝天，车子好像也不好使了，车主人不仅不道歉，反怪傅斯年太胖太重，要他陪车钱。

　　虽有医瞩和夫人的约束，但体重超标的傅斯年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傅斯年患有高血压，医生叮嘱要忌咸忌重油，傅斯年一段时间每顿饭只吃一碗白饭，再配上一片木瓜或西瓜，时间一久，傅斯年受不了，常常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吃饭时不时将筷子伸进夫人或孩子的碗中解解馋，夫人看他也怪可怜的，不忍心制止他。

　　出去开会或接洽事宜则是他大快朵颐的好机会，他常常借机绕到附近的餐馆或食摊上买上一大堆山东煎饼或肉包和同事们大吃一顿。

　　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有一次他从校长室出来，看见他的秘书那廉君正在和同事吃东西，傅斯年走了过去，一只手抢过那廉君的面包，另只手抢过另一个人手中的卤肉，“面包夹肉，正是好吃的三明治。”他边说边吃，笑着走开。

　　还有一次，傅斯年从体育场看运动会回到办公室，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上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说：“这好办，我去取。”傅斯年一再阻止他说：“我自己去取吧。”结果他又跑了一趟体育场，把烟斗取了回来。据目击者说，傅斯年到体育场后又吃了一碗鱿鱼羹。

　　

　　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傅斯年有学问，有血性，有风骨，有气节，有修养，个性洒脱，甘守清贫，活得真实，活得精彩，一生都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

　　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