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誰沒准備好【3】

　　性教育這個東西出錯太容易了，做好太難了

　　“感覺有很多是被派任務來的，有人打著哈欠，有人干別的，該笑的地方沒人笑，該記筆記也沒人記。后來我越講越沒精神。”講完第一天的課程，方剛直截了當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實際上，這恰如性教育的現狀——雖然有不少推動者在努力，但並不總能得到人們熱情的響應。

　　從北京出發之前，方剛得到的消息是，兩天半的時間裡，將有超過1000名老師參加培訓，那將是歷下區所有中小學的班主任。但是剛下火車，他就被告知，1000人的培訓被改成了200人——全部班主任的培訓改成了部分班主任參加的輪訓。

　　但這樣的改動並沒有讓方剛太過介意。因為這次在濟南獲得區教育局支持的性教育推廣，對方剛來說已是遇到過的最高級別了。在此之前，他在南方一座城市裡同樣預計耗時兩天左右針對老師的培訓，在拖了將近兩年后，最終變成了一場專題報告會。

　　張玫玫也告訴記者，雖然作為一個科研課題，北京市的性教育大綱設計目前得到市教委的支持，而且加入課題的學校實際運行情況也“相當不錯”，但對於這項課題結束后是否能得到教育局下發的一紙公文，在全市范圍推廣，她還沒有把握。“這得看領導的想法，有時候換個領導就換一種想法。”張玫玫笑了笑說。

　　就在2011年，當課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一本叫做《成長的腳步》的書推出時，因為裡邊詳細講解了精子和卵子的結合，並提到性交的過程，而被認為是“淫穢黃色作品”。為此，北京市教委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這本計劃當年9月份在北京定福庄二小試用的書，“並非北京市的試點教材”，“僅僅是一項性教育研究課題的中期成果”，而且，“北京市目前沒有性教育教材的編寫、試點、推廣計劃”。

　　“那只是男女摟抱在一起，關鍵部位還蓋著被子呢，如果這種圖片都不能放，那怎麼跟孩子講解什麼叫性行為，什麼叫強奸，性教育還怎麼做？”提起這個事情，深圳市計生服務中心主任陶林有點激動。

　　而他負責編寫的那本性教育教材，也曾因為頁末附有患性病的生殖器圖片，而遭到家長投訴。這本被定位為“讀本”的書，初版印的兩萬冊，用了4年時間依然沒有賣完。

　　“性教育這個東西出錯太容易了，做好太難了。”一位在北京堅持了3年性教育的小學校長告訴記者。

　　其實，如果追溯起來，“性教育”被正式提出的歷史，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短。1988年，原國家教委和計生委就聯合發出了《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通知》。而在2012年由教育部修訂后發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中，也要求學校開展包括“青春期教育”在內的心理健康教育。但這並沒有給性教育的尷尬境地帶來多少改變。

　　“教育部不能直接管中小學，中小學歸各省區市教育廳管，在這個行政體制下，沒有一個官員或者老師願意冒這個險，何必呢？”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分析，“開展性教育的學校，都是憑著老師的積極性，校長的責任感，體制上沒有保障。”

　　作為其中一名“有積極性”的老師，同時擔任濟南歷下區教師進修學校副校長的馬莉告訴記者，大約3年前，由於自己的孩子即將上小學五年級，她越來越感覺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並准備到上海去聽一次與此有關的講座。當她向教育局相關負責人申請帶上兩名心理健康教師一起去時，卻得到了否定的答復。因為領導表示，如果再找其他老師就必須由教育局出面下發公文，但“總不能把性教育直接寫進公文裡吧”。

　　“別人看見前面是條河，往往就在河這邊觀望，考慮是趟過去，還是坐船過去。但我不是，我看見前面有條河，脫鞋就往裡走。結果發現水根本不到膝蓋。”馬莉如此總結她當時的狀態。

　　而當記者問及濟南的性教育推廣是否會中途夭折時，這位瘦瘦的女老師沒等記者說完，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歷下區不會做這種事情。”稍微緩了口氣，她又補充道：“雖然我沒有面對面向領導匯報過我們在進行的性教育，但所有的通知、圖片，領導都會看得到。領導到現在還沒找我談，沒說不行就代表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