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日本帝國迎來末日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中國法官梅汝璈

　　日本投降：

　　中國犧牲加速進程

　　1943年11月22日—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商討聯合對日作戰和日本戰敗后的處理等問題，會議宣言強調戰爭的目的在於制止和懲罰日本的侵略，“將堅持進行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長期作戰”。1945年2月4日—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舉行會議，簽署了關於對日本作戰的秘密協定。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在日本宣布“不理睬波茨坦公告”后，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正式聲明加入《波茨坦公告》，並發表對日作戰宣言，次日，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這些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滅，促進了日本的投降。

　　從1944年開始，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和中日戰爭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積極主動地向敵發起攻勢作戰，打擊和牽制日偽軍，以擴大抗日根據地，壯大我軍力量，配合正面戰場國民黨軍作戰，並開始由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轉變，為進行大規模的攻勢作戰和戰略反攻作准備。1944年，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作戰2萬多次，殲滅日、偽軍近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萬。這種攻勢作戰，一直持續到1945年春季和夏季。在正面戰場上，中國軍隊在同日軍的多場戰役中，以巨大犧牲消滅了大批日軍，並收復了一些失地。這些反攻，大大消耗了日軍，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在中國軍民的猛烈反攻和蘇、美的重大打擊下，日軍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日本外務省通過中立國瑞士、瑞典政府，將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照會轉交中、美、英、蘇四國政府。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向公眾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宣布投降表明：玩火者必自焚，侵略者終究滅亡，邪惡必然會被正義所戰勝。

　　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蘇聯參戰后准備進佔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向日、偽軍進行廣泛進攻。從8月11日—9月2日，解放區軍民在對日全面反攻中，取得巨大勝利，共解放縣以上城市150座，給負隅頑抗的日軍以最后一擊。

　　日本投降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各抗日游擊隊理應接受日軍投降並派代表參加受降事宜。但國民黨政府為搶奪和獨霸抗戰果實，阻止敵后抗日軍隊受降。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區，並給予他們參加處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權利。但這些合理的、正當的要求，均遭到國民黨政府的無理拒絕。

　　1945年8月15日下午3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電令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在華北的日軍，應由你命令下村定將軍派出代表至八路軍阜平地區，接受聶榮臻將軍的命令﹔在華東的日軍，應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天長地區，接受陳毅將軍的命令﹔鄂豫兩省的日軍，應由你命令在武漢的代表至新四軍第5師大悟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的命令﹔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敵后各抗日部隊在各地發起進攻，迫使日偽軍放下武器繳械投降。

　　中國戰區受降正式典禮於1945年9月9日在南京舉行。日本投降全權代表是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中國受降全權代表是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侵華日軍128萬余人向中國投降。歷史定格在此時，日本侵略者簽字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最后勝利。此后，北越區、廣州區、汕頭區、長沙衡陽區、浙江區、滬寧區、湖北區、平津區、山西區、洛陽區、襄樊郾城區、山東區、熱察綏區、台灣區也先后接受了日軍投降。其中，浙江區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為受降主官，負責接受嘉興、金華、杭州、寧波、廈門。日軍投降部隊為第13軍、133師團、62獨立旅團、91獨立旅團，集中地點在杭州。另海軍陸戰隊集中地點在廈門，辦理日軍投降地點在杭州。1945年9月4日，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德勤在杭州富陽接受日軍投降。

　　台灣區受降以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為受降主官，負責接受台灣地區。1945年10月25日，台灣地區的受降儀式在台北舉行，陳儀接受安藤利吉投降。台灣從甲午戰爭后被迫與祖國分離50年，在抗戰勝利的歡呼聲中，重新回到祖國懷抱。

　　與此同時，中國也參加了盟軍對日受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國投降簽字儀式在“密蘇裡”號的右舷甲板上舉行。會場布置得庄嚴、肅穆。參加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同盟國代表有：盟軍麥克阿瑟、美國尼米茲海軍上將、英國福萊塞海軍上將、中國徐永昌上將、蘇聯杰列維亞科中將、澳大利亞布萊梅將軍、荷蘭歐英將軍、法國萊克勒將軍、加拿大哥斯格洛夫上校、新西蘭伊席特將軍。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日軍大本營投降代表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

　　歷史性的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簽字儀式勝利結束，標志著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也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損失最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結束。

　　東京審判：

　　歷史正義不容置疑

　　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1945年莫斯科會議規定，發表了特別通告，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准備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同時還頒布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其內容與英、美、蘇、法4國在倫敦簽署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基本相同。

　　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正式起訴。

　　5月3日，由中、美、英、蘇、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個國家組成的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28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

　　代表中國方面參加東京審判、並任中國駐國際法庭法律代表團團長、首席檢察官和首席法官的是梅汝璈博士。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1946年5月3日第一次開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審判完畢，共開庭818次，審判記錄共48412頁，有419人出庭作証，有779人書面作証，受理証據4300余件，判決書長達1213頁。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8年11月4日開始宣判。28名戰犯中，除去裝瘋躲過審判的大川周明外，另外有兩名戰犯在審判期間病死，最后實際受審的是25名戰犯。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絞刑。判處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鳩田繁太郎、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等16名戰犯無期徒刑，判處東鄉茂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

　　1948年12月22日午夜，在東京巢鴨監獄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7名二戰頭號戰犯實施了絞刑。依次為：土肥原賢二（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制造了“九一八事變”,炮制偽“滿洲國”的罪魁之一）、東條英機（日本陸軍大將，侵華戰爭頭號元凶）、鬆井石根（侵略上海派遣軍司令，實施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武藤章、板垣征四郎（關東軍參謀長，“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廣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除東京審判外，盟國還在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等地，對乙、丙級戰犯進行了審判。據統計，被盟國起訴的日本各類戰犯總數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處死刑者941人。

　　東京審判是和平對戰爭、文明對野蠻、正義對邪惡的一次大審判，它既是法律的審判，也是政治的審判，具有劃時代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許多第一手原始資料和1000多人的証詞，核實了大量史實，系統地揭發和列舉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及其在戰爭中犯下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種種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震動，確認了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所進行的都是侵略戰爭。遠東軍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戰爭受害國，代表世界人民對戰爭罪犯進行審判，絕不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審判，它的本質是國際正義對法西斯邪惡勢力的審判。

　　東京審判對國際法的發展特別是國際刑法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東京審判的軍事法庭的設立是由二戰期間同盟國達成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件所確定，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的《特別公告》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基於《非戰公約》以及《莫斯科宣言》、《倫敦協定》等國際法或國際文件而制定，它與歐洲軍事法庭判決書一樣，是世界各國公認的關於戰爭的重要國際法文件，它在國際法上開了先河，促進了戰爭法規的建立與發展。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