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现实的人生有一大段距离，缺少价值？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

　　诗学上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范畴划分，一如李白和杜甫，小说从表现形态和手法上也有“写实”和“写意”的区别。

　　而武侠文体不论怎样依托历史，都只能是一种人生大写意，属于所谓“浪漫主义”的范围。

　　对此，金庸先生自己也并不讳言，他曾明确认为：“武侠小说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想象和夸张的成分较多，虽然也反映了部分人生，却不能视之为现实主义的小说。”

　　他之所以并不因此而妄自菲薄，是因为在他看来：“浪漫主义在文学中有重要地位，表现人的激情与高尚情操，描写对人生的理想，展示生活中美丽的一面。”

　　所以，倘若一味地以所谓“真实性”的尺度来要求金庸作品，则会导致艺术评判的错位。

　　

　　比如曾有观点提出，包括金庸小说在内的各种武侠小说“十九耽于虚行，情节离奇巧合太多，与现实的人生有一大段距离”，因此，“在反映真实这一项上，这类小说一定失分其多，缺少价值”。

　　就事论事而言，此话不能说毫无逻辑。但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失误，在于以偏概全。

　　举例来说，一个成熟的文学读者一定不会对《西游记》这样的小说产生“是否真实”的疑惑，尽管它同《三国》与《水浒》等相比，在“真实性”这项指标上明显地“失分其多”。

　　这当然不是说《西游记》无真实可言，而只是表明仅仅从这个角度做出的审视，无法给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妥当的评价。

　　对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无疑也应作如是观。

　　

　　虽然比起一般的武侠文学，金庸的世界同实际人生的关系显得要更为密切。

　　其中不仅有成长的烦恼和成功的奥秘，有世态炎凉和旦夕祸福，而且还有历史经验和当代政治。

　　比如，被认为表现了“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的《笑傲江湖》。

　　当我们跟随令狐冲来到“日月教”的黑木崖，见到一众豪杰好汉对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两位教主如此卑屈，“口中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耳边响彻“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欢呼声，很难不同我们自己的某些历史记忆相联系，并从中获得一种反讽的乐趣。但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能够不同凡响，却绝非是凭借这些因素。对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有清楚的认识。

　　在三联版《笑傲江湖》后记中我们读到：“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所以，如果我们将小说艺术对世态人生的介入，狭隘地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并以此来看待金庸的作品，就难以触及事情的根本。

　　因为无论是运用传奇故事来构架作品的艺术形式，还是以英雄侠客为审美焦点的叙事文体，金庸小说毕竟仍属于作为“成人童话”的武侠天地。

　　

　　这个天地显然不是与现实世界的直面相逢，而是对一种理想人生的虚拟。

　　因而一旦较起真来人们便会发现，历史上的“侠”最初只是一些有点脾气和血性且多少学过点武功，因而遇事喜欢动手动脚的无业游民。他们以替有钱人服务为生，“侠客”二字本身已说明了这些人的“寄居”性，以及其与“主人”的关系。

　　《说文解字》解释为：“夹，持也，从大，侠二人。”段玉裁注说：“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所假侠为夹，凡夹皆为侠。”可见古代时“夹、挟、侠”三字相通。

　　如此来讲，“侠”的原义也即为“在旁扶持大人物，供其役使之人”，用现在的话说，也即权贵身边的跟班。这样的人不仅并无多少高尚的历史道德可言，而且也并没有真正的独立人格。

　　千年文人的侠客梦，只是反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叹无力回天，另一方面又不甘同流合污的历史处境。

　　

　　金庸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得好：“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对于‘侠’就有很高的憧憬。文士没有武功勇力，但心中暗暗生羡，于是不但夸张武士的勇，还美化他们的品德。”

　　如此产生的“侠”的形象无疑难以承受现实生活的检验，因为事实上，“最初的侠只不过是独往迎来，凶暴的武人，后来大都成为有钱有势之辈所豢养的刺客或打手，而后来联结群党横行乡里而成为土豪，世乱之际或沦为盗匪，或聚合投军而作军官”。

　　所以龚自珍有诗曰：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真正的侠客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武夫与壮士的如实展示，而是我们心中无法泯灭的希望的一种生动呈现。

　　

　　显然，武侠小说之所以被人视为“成人的童话”，便在于其通过对所谓“大侠”形象的重塑与改造，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实况做出了一种成功的艺术超越和诗性逃避。

　　关键在于，没有这种以浪漫主义文学原则为依据的“诗性逃避”，也就没有成功的艺术超越；没有这种艺术超越，也就没有优秀的武侠叙事所独有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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