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犬将军宋希濂与钢琴美女：民国女性的事业、恋爱与婚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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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钩沉系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经典永不过时，例如女式翻领大衣，例如巴赫的曲子。

　　1929年秋至1930年夏，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音乐系学生江定仙——化名“李仲超”，在一位女先生的指导下，首次学习演奏巴赫的钢琴曲。有一点略微令人惊讶：江定仙生于1912年，年方十八；先生竟比他还要年少，出生于1913年，时年仅十七岁，堪称音乐届的天才少女。在上海美专史料档案照片中，她梳着一头时髦的短发，穿一件深色翻领皮毛大衣，内搭浅色立领盘扣旗袍，表情端庄，眼神坚定，却难掩脸上残存的baby fat。

　　注：上图出处为马海平《图说上海美专》

　　

　　上海美专由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等人发起创设——不错，正是该所学校于1917年大胆开办人体模特写生课，一度激起轩然大波。在这所“敢为天下先”的院校学习、工作的人们，眉梢似乎也都挑着一面“开风气之先”的旗帜。

　　

　　那时候，人们沿袭传统习俗，尊称老师为“先生”。这位教授江定仙钢琴课的先生名叫冷兰琴，字“韵清”，山东临朐潍县人。作为当时有名的钢琴家之一，她是意大利籍世界级钢琴家、指挥家、上海租界工部局交响乐队创始人兼指挥梅?帕器 (Mario Paci) 的亲传弟子，因此也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的同门师姐。事实上，她和傅聪的缘分远不止于此，今后我们将会说到。

　　1920、30年代，上海美专的钢琴教师大多为兼职，冷兰琴除了在美专任教，还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钢琴讲师。在那个年代，这是一门安逸体面的职业，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收入也不菲。笔者未能查询美专和中大的工资单档案，暂且参照以下史实进行推测：

　　上海美专兼职讲师按课时给付薪酬，单价为12-16元／时；民国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兼职讲师的课时费为2—5元／时，视课程难易而定。当时每周为6个工作日，假设冷兰琴每周只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分别担任两个课时，月薪也达到1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工人平均月薪（15元）的7.5倍、天津一般公司中级职员（50元）的2.2倍。1930年，一个中层白领供养三口之家的月支出通常为50元左右，假如生活在天津这样的一线大都市，这笔开支包括一整层楼的租金；假如生活在住房成本最高的大上海，只能覆盖分租一个狭窄亭子间的房租。

　　冷兰琴应该是没有家口之累的。她出身于新式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冷联甲幼时家境清贫，入读免费的美国教会学校，凭借自身努力实现逆袭，考取英美教会举办的齐鲁大学，毕业后投身教育界，职业生涯一说做到中央大学教授，一说曾在美国教会金陵中学教导处任职。以前者为参考，月基本薪酬在300-400元之间（其他收入另计）。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冷联甲把几个女儿都培养成了艺术家。不分新旧社会，都有一条共同的规律，适用于绝大部分情况——能在艺术领域学有所成的孩子，通常家境优渥。所以，1930年的冷兰琴，大概率是一位无需担负家计的单身少女，月入112元以上，不管居住在上海还是南京，都可以过得比较宽裕。

　　这份境遇，常人羡慕不来。劳动不可替代性越强，收入就越高，身心自由度也越大，这是市场价值决定的。钢琴教师在民国时期是稀缺人才，而艺术家大器早成，更需要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要素——“基因”。冷联甲虽然是书生，其实艺术、体育天赋很高，他把艺术基因传给了女儿们，体育基因传给了儿子们。譬如其长女冷竹琴是声乐家，曾任中央大学声乐教授，1949年之后在香港、美国执教，教出了香港歌手石慧、葛兰等学生；次子冷培根是物理工程师，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德国，他是体育健将，参加过第五届（1933年）、第六届（1935年）全国运动会掷铁饼比赛，第一次荣获亚军，第二次勇夺冠军。1936年，冷培根被选拔入中国体育代表团，远征德国柏林，出战第11届夏季奥运会。所以说，冷兰琴所拥有的先天优势，首先就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具备的。

　　梅?帕器教学以要求严格、注重手指训练著称，他的学生们日后从教，几乎都传承了他的风格。冷兰琴在教学中想必也是如此。然而，她留给江定仙的回忆是美好的。1994年，前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教授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回想我学钢琴先后经历的六位老师，当然是以上海音专的吕维钿、查哈罗夫二位时间最长（各二年），得益最多。另外两位时间虽短，但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未忘：一位是美专的冷韵琴，她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意大利钢琴家帕器的学生。是她首先教我弹巴赫的作品。”

　　冷兰琴与江定仙的师生缘不长，只有短暂的一年。1930年7月，冷兰琴结束了上海美专的合同，转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同时继续在中央大学兼职。从此后数年的事情发展来看，这是一次友好的告别、正常的人事变更。毕竟钢琴教师在音乐教育界炙手可热，在一所学校只教一、两个学期是常态。

　　（注：1.如下图所示，冷兰琴最晚于1935-1936学年重返上海美专音乐系执教，并在1936年初该校新制第十七届毕业纪念册中留下一帧背影。2.下图出处为马海平《图说上海美专》。）

　　

　　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次寻常的“跳槽”，竟在美专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冷兰琴走后，江定仙因“闹风潮”，被美专开除，旋即以本名考入国立上海音专。关于江定仙“闹风潮”的肇因，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是《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陈宜平《著名音乐教育家江定仙》一文记载，系因抗议美专与冷兰琴老师解约而起；

　　二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廖辅叔先生《缅怀老友江定仙》一文记载，1930年秋，江定仙“相当严肃”地“以革命的名义”回答他，被美专开除的原因是自己和同学陈田鹤“对音乐教师的教课感到不满足，要求学校另选贤能”，校方认为他们对老师不敬。

　　二者结合起来分析，江定仙之所以在美专“闹风潮”，根本原因可能是不满意该校音乐师资的整体状态，抵触情绪长期积累、不断发酵；而冷兰琴离职、学生不认同新任钢琴教师的教学模式，则有可能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自从美专一别，终其一生，江定仙和冷兰琴恐怕再也无缘谋面。六十多年以后，年逾古稀的江先生已有些分不清“冷先生”的名和字，误写作“韵琴”。可是，她始终是上海美专唯一留给他正面印象的音乐教师。在他的记忆深处，依然回响着“冷先生”弹奏的巴赫曲子，铭刻着师从她学习钢琴的那些日子。

　　对此，冷兰琴已无从得知。暂别美专的当年，亦即1930年的冬天，一位朋友对她说，自己有另一个朋友，今年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想介绍给她认识，问她愿不愿意见个面？

　　那位朋友的朋友名叫宋希濂，字“荫国”，1907年生，时年二十三岁，比冷兰琴大六岁，湖南湘乡人，老家是一户有二十多亩田产的小乡绅，世代诗书传家。其曾祖父宋蟾桂追随晚清名臣左宗棠赴西北平乱，在甘肃省历任知县、知府等职务。祖父宋光卿曾任奉政大夫，父亲宋宪文饱读经书，为家乡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在当地颇有名望。

　　宋希濂出身在老派的读书人家，幼年受父亲宋宪文亲授古典诗文，读过传统私塾。不过，其本人倒是成长为一名新青年，负笈于久负盛名的陶龛学校和长沙长郡中学，1924年初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是黄埔一期年龄倒数第二小的毕业生（年龄最小者是李良荣，1908年生）。

　　注：上图为少年宋希濂，出自周绍甫《宋希濂的爱国情怀：宋希濂诞辰百周年纪念册1907-2007》。

　　宋希濂在两次黄埔学生军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均立有战功，做过黄埔同学会交通股长，1927年获校长蒋中正推荐，入日本陆军千叶步兵学校深造，留学三载，于1930年五月毕业归国，担任教导第一师中校参谋，随部队参加了中原大战。未几，教导第一师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师，宋希濂起初调任该师某团副团长，因在中原大战中作战有功而飞速晋升，现任警卫第二师第六团团长，驻防首都南京，可谓少年得志。此外，他虽然是军人，平时给人们的印象却是一位温文儒雅的青年。

　　

　　注：上图为宋希濂就读黄埔军校时自己刊刻的印章“黄埔生宋希濂”，出自周绍甫《宋希濂的爱国情怀：宋希濂诞辰百周年纪念册1907-2007》。

　　就时代背景而言，宋希濂还具备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从来没有包办婚约束缚，是一头彻底的、纯粹的单身汉。

　　宋希濂1928年就读日本千叶陆军步校时期所摄，出自周绍甫《宋希濂的爱国情怀：宋希濂诞辰百周年纪念册1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缓慢更替的时代，有人自立自强、舒展个性，有人三纲五常、逆来顺受。即便在“新青年”群体中，半新不旧者也大有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父辈的某些旧意识。在特定生活阶段，他们只得绝对压抑个人意志，把人生大事关进父辈编织的囚笼。囿于历史局限性，黄埔早期学员以已婚或订婚之身入学者并不为少，有的甚至已做了父亲。例如戴安澜（三期），未婚妻姓王，出身贫寒农家，自幼忍着缠足弓鞋的剧痛做农活，目不识丁，乃至连大名也没有，是戴安澜在婚后给她取“王荷心”为名（后改为“荷馨”），帮助她补习文化；陈明仁（一期）考入黄埔时，原配夫人谢芳如女士所生长子陈扬钊已经三岁。

　　注：戴安澜将军全家福，左一为夫人王荷馨女士

　　此类学员大多奉父母之命成婚，一般缺乏感情基础。结发妻子或未婚妻以旧式女性居多，文化程度偏低，有的干脆就是文盲，见识闭塞，言谈淳朴，气质乡土，带到社交场合拿不出手。如此一来，等到男方见了大世面、快速出人头地，双方共同语言自然越来越少。在鼓励新青年砸碎包办婚姻枷锁、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时代潮流中，除了陈明仁、郑洞国（一期）这种与糟糠之妻伉俪情深的模范丈夫，以及戴安澜这样信守家长所订婚约、如约迎娶未婚妻的道德完人，许多黄埔学生纷纷废除旧式婚约，与心仪的新女性另结连理。

　　这种操作在当时司空见惯，“党国”大佬如蒋介石之辈都是“辞旧迎新”大潮的领军人物。可是这样做终究要多一重麻烦。加上原配通常“离婚不离家”，继续留在家乡为公婆养老送终，仍被男方父母和老家亲属、乡亲视为正配，导致新人的婚姻生活永远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影子，总归不是很舒服。据说黄维（黄埔一期）的初恋女友赵泽芸就是经父亲劝阻，认真思考了对方有结发妻子这个短板，预估后续可能浮现诸多不方便之处，断然放弃，转而与另一位黄埔生戴之奇结合。

　　如果父母顽固维护原儿媳的地位，那就更要头痛了。例如，黄维后来与大家闺秀蔡若曙真心相爱，但黄母坚决不允许儿子离弃原配桂仙梅。黄维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老太太才勉强以桂仙梅留在黄家生活为前提，不再阻止儿子循法律程序离婚、再婚。然而，老太太紧握家法族规，至死也不承认蔡若曙为儿媳。

　　注：黄维、蔡若曙结婚照

　　不过，遭遇强势而固执的老式家族，黄维和蔡若曙又算是幸运儿。更有甚者，由于无法说服家族——也可能考虑到原配老实本分，还育有子嗣、接续香火有功（估计这一点更关键），对于原配身为旧式女性最为敝帚自珍的名分，便不忍心加以剥夺，最终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对外最多含含糊糊地声称“封建包办，本人不予承认”，就把原配丢在故乡，径直停妻再娶。例如桂系大佬李宗仁，其家喻户晓的夫人郭德洁及续弦胡友松实为二房，原配李秀文女士诞育李宗仁唯一的亲生儿子，并没有离异；鲁迅先生的原配朱安和真爱许广平同样如此……

　　再如张灵甫（黄埔四期），一生结婚四次，实际上从未与原配发妻邢琼英正式离婚。现在广为人知的“张灵甫遗孀”王玉龄女士，其实质地位，严格来讲，并不那么“光鲜”。1930年民法典确立一夫一妻制，同时，为了兼顾根深蒂固的纳妾传统，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娶妾非婚姻”、“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这意味着，王玉龄并不是张灵甫的妻子，与张灵甫之间不存在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只是“同居一家”的永久“家属”。王女士或许不在乎法律问题，但不代表同时代的所有新女性都不在乎，换成别人未必愿意“不明不白”地“嫁”给一个有妇之夫。

　　注：张灵甫、王玉龄婚纱照

　　宋希濂就不同了，完全没有这些阻碍。他出走广州投考军校时未满十七周岁，也许因为年纪太小，老家来不及为他张罗婚事，抑或是家长比较开明，无意包办婚姻？总之，让他保有了一个全须全尾的自由身。在个人生活上，他的未来是开放的，享有广阔的自由、多元的选择。做一个谨慎的想象，面对那些为“破旧立新”焦头烂额的黄埔同窗，宋希濂是否曾在心中露出庆幸的微笑，默念“诸兄珍重，弟自由恋爱去也”？

　　

　　综合宋希濂的各种情况，朋友想把他介绍给冷兰琴认识，很明显是要介绍男朋友了。此时，冷兰琴不满十八周岁。当然，这个年龄在现代交男朋友也很正常，1930年代更不用说。1930年民法典规定女性法定婚龄十六岁，另据钱钟书先生《围城》描述，新式知识阶层的主流观念是女性婚龄最好在二十五岁（不含）以下，年满二十五岁便是“老处女”，只好像汪太太一样嫁给汪处厚这种年长二十岁的中年鳏夫做填房。在这个亦新亦旧的时代，鉴于恋爱未必能一次成功，从相识、相恋到订婚也需要一定时间考察，新女性十七岁开始结交男朋友还是非常合理的。况且，对方是近年来大受名媛淑女欢迎的黄埔学生，见一见又何妨呢？

　　于是，冷兰琴听了朋友的介绍，答应同宋希濂会面，认识一下。

　　（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

　　陈洁《上海美专音乐史》

　　秦星《南京艺术学院钢琴教学的历史发展研究》

　　马海平《上海美专的女学生和女先生们———上海美专“开放女禁”始末》及《图说上海美专》

　　黄岑《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机构及钢琴人物》

　　冯效刚《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

　　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转引天津《大公报》1930年2月27日号《一页家庭账》）

　　唐蕾《南京小火瓦巷48村——宋希濂姻亲冷家的亲情档案》（原载于《现代快报》2013年8月12日版）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万泱华编辑《抗日名将宋希濂 曾与夫人发动8位家人走上战场》（“湘潭在线”2016年10月31日转引《株洲晚报》报道《原桥梁厂退休职工宋景范的抗战家史：叔爷爷是抗日名将宋希濂 曾与夫人发动8位家人走上战场》）

　　陈宜平《著名音乐教育家江定仙》

　　廖辅叔《缅怀老友江定仙》

　　韩福东《远征军遗骸：大理抗战往事》

　　廖秀健《民国时期婚龄制度评析》

　　沈醉《我的特务生涯》

　　程郁《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变迁》

　　周绍甫《宋希濂的爱国情怀：宋希濂诞辰百周年纪念册1907-2007》

　　戴澄东《怀念亲爱的母亲王荷馨》等。

　　作者简介：细雨丝竹，又名浅樽酌海、井飞鸟，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金融从业者，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痴、考据癖。长篇小说《神探王妃》、长篇历史散文《鱼玄机》（笔名“浅樽酌海”，已签约出版，继续创作中；前者部分连载于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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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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