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百年“苏报案”

　　    从1903年5月到6月，短短一个月间，《苏报》如同从上海租界放了一颗卫星，在舆论界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刹那的光华让《申报》等老牌大报黯然失色，其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到几十处。论说一出，《中国日报》、《鹭江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大有“鼓动风潮”之势，难怪清廷“视之若一敌国”。6月26日，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从南京到达上海，协助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罗网已经张开。6月27日起，《苏报》连续两天发表文章悼念一个多月前蹈海自杀的留日学生陈海鲲（自号“仇满生”，有“杀满之声，腾于黄口”这样激烈的辞句）。6月29日，《苏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甚至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上海市上，人人争购”，专制者雷霆震怒，认为大逆不道。

　　    这也是“苏报案”发生的那一天，《苏报》走到了它的顶点，厄运即将降临。1903年6月29日，经过多次密谋，在清王朝的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陈范等七人的拘票。如果只看这个名单，清廷对《苏报》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比如将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三人当作主笔，不知道陈叔畴就是陈范，陈吉甫只是司账员，钱允生不是《苏报》人，龙积之也与《苏报》无关。当天，巡捕、警探到苏报馆抓人，陈吉甫率先被捕。他们问：“陈范在吗？”陈范正好在场，却叫人说不在，他们也未深究。陈范曾让儿子到爱国学社向章太炎示警，章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有人劝他走避，他“哂之以鼻”。6月30日，等到巡捕来时，他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他不仅自己不屑逃走，还在巡捕房写信叫邹容、龙积之投案。随后，钱允生和不在名单上的陈范之子陈仲彝在《女学报》馆被捕。龙积之当晚自行到案。邹容本已藏匿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处，7月1日徒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称：“我邹容。”至此，除陈范外，名列拘票的其余五人全部被捕，酿成了名动百年史的“苏报案”。

　　    二

　　    “有人把章太炎系狱之后，力劝已经脱身在外的邹容主动投狱，看作不可思议的迂腐和偏执，……在看重生命亲证和正面承当的章太炎，他是将此当作君子成人之美的义举来做的，是使邹容由此获得一个道德承当和生命亲证的机会。”

　　    这只是后人的评说，并不是章太炎当时的想法。他自述：“《革命军》为慰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慰丹亦以大义来赴。”这番夫子自道说得再明白不过，他之招邹容，只是让他分担《革命军》罪案之责任而已。

　　    从章太炎、邹容被捕之日起，清王朝就为引渡他们而与租界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艰难交涉，台前幕后，数不清的算计。上海、南京、武汉、北京之间，要员、坐探（如志赞希、赵竹君）、密友（如《新闻报》的福开森）之间文电交驰，仅收入故宫档案的往来电文就有近一百九十封。可以说，清廷为此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目的无非是要将他们置之死地。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7月1日，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概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7月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反对查禁《苏报》。7月3日，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负责人殷次伊为此愤而投水自杀。

　　    陈范出亡海外后，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7月6日，还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章在文中坦然表示：“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充满了道德的力量，批评的锋芒，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章士钊在五十九天后回忆：“太炎此文送出监门时，是闰五月十一日，《苏报》犹作垂死挣扎，未被封禁。吾亲将该文揭之首栏，与《新闻报》对垒，恍惚为革命党消灾解毒，弥形得意。”

　　    第二天下午，《苏报》终于被查封，这一天的《苏报》已出版，《申报》事先以《发封苏报》为题报道租界当局查封的经过。7月9日起，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连续两天发表社论，反对“未断案而先封馆”，要求“设法阻止中国守旧官员在租界妄行其权”。从7月11日魏光焘致端方、恩寿的电文看，“旋因上海爱国会演说虽禁，复有设在上海租界之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邹容和章太炎首当其冲，成为“苏报案”的中心。顺便说一句，蔡元培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就去了青岛，与“苏报案”并无直接关系。

　　    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一百年前的中国出现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名义上这是清王朝在租界设立的最基层的一个法庭，实际上外国享有治外法权，朝廷的权力难以企及。章太炎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写道：“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中国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与一无所有、惟有一腔热血的两个平民有了一次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价值观念有了一次面对面冲突的机会。在君临天下、信奉绝对权力的清廷眼中，任何的批评声音都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苏报》那样激烈的革命言论，那都是死罪。但在租界当局看来，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更重要的是，如英文《字林西报》评论说：“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中国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受外人保护之权利，而华官固不得过问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严词拒绝了清廷的重金诱惑，并挫败了武力劫持的企图。首次开庭，上海道袁树勋伏兵五百，阴谋将章、邹等劫走，租界方面作了严密防范，“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无奈的清廷只好求助于各国驻京公使。各国态度不一，其中意大利明确表示“此系公罪，而报章之言论自由久已准行于租界，无俟上海道之干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