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高雅气质以及文明精神的养成，要从多方面培养

　　诗礼乐，都是儒家非常重视的教育内容。辩证地看，三者既相区别，又有内在的统一，统一性重于差别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诸多方面。

　　一、诗、礼、乐的内在统一

　　首先，三者统一于“兴于诗”，或统一于“学而时习之”。诗、礼、乐都是君子必学、必修的内容。如果人的修养是毕生之旅，那么其发端是始于读书。而这种自我完善之旅永远在进行中的标志，就是读书习惯，以及一次次重新开始的读书习惯之养成。简言之，“兴于诗”就是指明，个人修养之启动与成功，都在读书一事。“兴于诗”，就是别想“离开书”。其次，三者统一于“礼”或“立于礼”。诗与乐都有喜怒哀乐，爱憎悲欢。而这些都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所以，无论是诗，还是乐，都离不开道德礼义之“礼”。诗必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且达于礼，然后才可论诗。而儒家所谓“乐”，是符合礼的乐。故三者可以统一于“礼”。第三，三者更统一于“乐”。诗就是可以读的音乐。所谓“《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

　　

　　诗与乐，本质上不分，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关系。且诗、乐既然同是教化，而所教者何？礼也。故，诗与乐，通过礼，也达到合一。当然，在最终的形而上的层面，正如《论语》首句所说，学问、仁义、以及人不知而不愠，都是一种“乐”。此三者向上升华，最终合于儒家教育哲学所称道的广义的、普遍的“乐”。读书要达到小成，必须达于“敬业乐群”，“仁以行之”，就是“礼”，或“立于礼”。小成不足，还要“大成”。而所谓“大成”，就是“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遁世无闷”，“人不知而不愠”。概而言之，就是“成于乐”。进一步追本溯源，也可以说“兴、立、成”之教育哲学思想统一于《易经》的哲学趋向。《乐记》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简”与“易”都渊源于《易经》中关于“道”的漫长的历史沿流。

　　

　　更重要的是，《论语》所描写的孔子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兴于诗”，何其相似于《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立于礼”“敬业乐群”何其相似于《周易》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人不知而不愠”、“成于乐”，何其相似于《周易》之“遁世无闷”而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高度对应于《周易》第一卦“乾”卦的元亨利贞。“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矣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而“兴于诗”，学而时习，乾之元也；体仁乐群，得众用世，礼也，立也，亨而利也；“成于乐”，“人不知而不愠”，语默出处，潜龙之德，贞夫一也。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论学之元亨利贞也！可以说，在此，既有儒家学问之道，又实现了天道、人道与学问之道之大统。大统之中，又内含着一种内在的循环。

　　

　　二、音乐教育、乐教和大学精神之养成问题

　　联系到当今高等教育，大学精神，以及高教的改革和发展，儒家关于音乐及“成于乐”的哲学对当今的启发是，应该重视大学中的音乐教育、音乐文化，以及儒家的“成于乐”所代表的教育哲学思想。大学生高雅气质以及文明精神之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固然始于读书，但只读书是不行的。就学养而言，还要“知书达礼”，乐于所学，安于所学。故“兴于诗，立于礼”之后，仅是“小成”，还必须“成与乐”，以至于“大成”。换言之，“立于礼”但没有达到“成于乐”，就不能保证真正解决了培养人、改变人、成就人的最终目的。因此，重视教育之“成于乐”，是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成于乐”了，才算彻底培养、改变、成就了人，使之能“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普通高校大面积朝职业化转型的发展，不能被理解为“文化以及学科”知识系统的降格或通俗化，功利化，甚至庸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质量滑坡，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教育水平下降等问题，部分原因就在于，在很大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文化降格、学科要求降低为代价，甚至以此为途径的误区。普及或大众化，不能等同于通俗化；注重实用不能堕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潭。甚至包括职业教育，也不应该忽视语言等人文学养的要求和教学。

　　

　　分析显示，失败的原因在于学生语言训练不足、选择职业过早，以及欠缺对工作环境的认知等。这说明，专业知识的学习本身，也必须指向、并达到“成于乐”的境界。如果学而不知所学之意义，不爱所学，不要说走出校门之后，即使在课堂上，也将心不在焉，甚至厌恶、痛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教育之悲剧，大学生涯之败，源于不能“成于乐”者应当是大有人在，甚至比比皆是。所以，忽视了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中的“成于乐”这一点，不但意味着专业思想教育自始至终都没有成功，而且整个教育过程都失败了。“成于乐”，就是要指向相关审美观的养成，或以此为旨归。当然，“乐”首先是指音乐。但是，参考儒家之爱乐的传统，特别是儒家之“成于乐”的理念，音乐教育和音乐修养本身，也必须指向学问“大成”意义上的“成于乐”。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乐”，才不但关乎大学生个人，也关乎大学精神与社会风气，乃至国家之治乱，民族之兴衰。结语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应当重新思考儒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因为，从学理的意义上说，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在教育方面。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际上浓缩了儒家的教育哲学。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而摆脱戾气，弘扬正能量，恢复与倡导人情风俗之温柔敦厚，广博易良，恭俭庄敬，礼义廉耻，正是目前社会与大学所急需的。尤其是“成于乐”，对于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建设良好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改进大学的人文精神教育，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同时，历史进入现代、后现代，整个世界面临着传统断裂之后人类文明出现的种种危机。有的学者将这些危机概称为现代文明之病。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类危机在我们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表现也更为深剧。现代危机的原因，人类文明的病源，与人类抛弃传统，或传统之断裂，大有关系。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

　　拉库-巴拉特认为，在我们精神的纪律组织中，音乐实际上比图像更为根本。借助音乐的纽带作用，萨义德和巴伦博伊姆首先跨越了他们之间的种族和文化隔阂，也跨越了种族冲突。当萨义德、巴伦博依姆、马友友、以及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的阿拉伯、犹太、黎巴嫩、还有德国音乐家们超越了政治分歧和身份差异，成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合奏，欧洲文化首都魏玛音乐厅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他们就以音乐的形式，实现了歌德的《西东合集》。他们所代表的音乐文化追求，应该说是遥遥呼应了当今世界政治和文化走出分裂，恢复统一的时代需求。

　　重温儒家教育哲学关于音乐和乐教的思想内涵，不但是教育的本质和国家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也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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