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拐半年后，我潜入了拐卖团伙的群聊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故事开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

　　他叫赵北仑，是个90后边境管理警察，他每天抓捕的对象，都是跨境而来的走私犯、偷渡来的人口贩子和穷凶极恶的毒贩。

　　在这里，有些人从十几岁就开始用警察的行踪跟走私老板换取报酬。

　　他们中最厉害的，连警察什么时间打盹睡觉都知道。

　　2011年，刚毕业的赵北仑意外和一个专门盯梢警察的“看路仔”成了"朋友"。

　　这个男孩向他提供各种线索，被走私老板通缉仍不求回报。

　　他只提出一个请求：帮他找回被拐卖的孩子。

　　

　　2011年，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边境的派出所工作。

　　来到边境，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自己人”。

　　这里走私历史悠久，不少边民都跟走私沾亲带故。

　　他们大部分不是什么真正获利的走私分子，可是很多从十几岁开始，就会帮老板望风，甚至反过来监视警察，骑着摩托正大光明地跟踪警车。

　　这群小青年就被称为“看路仔”。

　　在这里，我们就连出门吃个米粉，都有他们盯着。

　　我们有哪几辆车，执勤几点容易打瞌睡，他们也都知道。

　　我们不能动手，法律也不允许我们动手，猫与鼠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刚来的时候我不习惯，一出门就浑身发毛，甚至会一个个盯着那些小青年看回去。

　　但就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看路仔阿鼠的电话，约我夜市见面。

　　我到了地方，桌上摆着一碗鸭蛋，蛋黄上隐隐有血丝，仔细看还能看出鸭毛、头和眼睛。

　　阿鼠端过来就是一口，还挑衅地看着我。

　　他说，你要是敢尝尝这个，我给你爆个猛料。

　　

　　我和阿鼠这场猫鼠游戏，已经玩了几个月了。

　　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就摆过我一道。

　　当时，我和同事老杨去界河边上的私设码头抓走私，但每次我们车一靠近，远远就看见河堤上的人群一哄而散。

　　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看路仔在通风报信，我们换了几次路线也没把对方甩掉，当时就觉得这次的对手不简单。

　　老杨点了根烟，说要给我秀一手出出气。他带我去缴了一个对讲机，反监听了看路仔们的“群聊”。

　　一阵哗啦哗啦的电流声后，对讲机里突然开始热闹起来：

　　“边防佬的车又来了！”

　　“刚刚过江纳路口……”

　　“那辆猎豹过去了！”

　　而老杨则一边开车一边问，他看到我们了吗？现在呢？

　　我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要通过那个监视我们的人给的信息，反推出他的位置。

　　经过同一个路口几次后，我们推测那个看路仔应该在拐弯处的山头上。

　　我们把车停在山背面的视觉盲区，趁他没反应过来，手脚并用就往山上爬。

　　山坡上有片松树林，地上净是枯草落叶，踩上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坏了，这么大动静！

　　果然，等我们绕到正面的时候，只见一个黄头发的人影扑通从吊床上翻下来，直接滚下了山坡。

　　我吓得心快跳到嗓子眼，伸头往山坡下看，这小子像个老鼠一样在地上一滚，立刻就消失在重重山影里不见了。

　　这山坡估计有一层楼那么高，他是真不要命。

　　这就是我和阿鼠的第一次见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第一次意识到，看路仔原来可以这么难缠。

　　那天，我从现场只缴获了一台他落下的对讲机。

　　看路仔一旦发现自己的对话被监听，很快就会更换波段，所以我本来没指望这个对讲机给我们什么线索。

　　但几天后的晚上，我正巡逻呢，就听见车后座传来电流声，缴获的那台对讲机响了——

　　波段里是个男人的声音：赶紧叫人带上家伙，来大潭湾，有人抢货！

　　大潭湾离我们当时只有几分钟车程，我和两个队友决定过去看看。

　　这将是我和阿鼠的第二次碰面，我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当时，我们只有三条友，还只带了警棍，原本只是看看风头。

　　我们开到离地点几百米距离的位置就把警车停了，关闭警灯，脱掉反光背心，蹑手蹑脚地钻进码头边上的树林里，扒着树叶往外看。

　　只见码头上有两拨人影正在对峙，估计有十来个人。

　　听他们骂架大概知道，两伙人一边是本地帮，一边是外地帮，正在争抢这个走私码头。

　　我赶紧让队友去呼叫警力支援，然后把车开过来吓唬吓唬他们。

　　就这一会儿功夫，那边已经开始推推搡搡，本地帮的纷纷掏出了钢棍，外地帮不甘示弱，竟然出了一把自制砂枪。

　　我们正纠结，终于听到了警车的声音，赶紧也把警用手电打亮，嫌不够还把手机电筒也打开，朝那伙人喊话：

　　“公安边防！你滴做咩，枪同钢管放落地，定定冇动！”

　　树林里影影绰绰，灯光一闪，对面肯定看不清我们有几个人，加上队友把警笛拉得嘹亮，闪着警灯，这些人吓得作鸟兽散了。

　　确认人都散尽了，我们才敢从林子里出来。码头黑漆漆的，走近才听见地上传来一阵呻吟。

　　用手电一照，一个年轻仔蜷曲着躺在地上，额头上全是血，腮帮子也肿了。

　　我们赶紧扶他坐起来，拿矿泉水给他洗了洗。

　　洗干净了，怎么看怎么眼熟，这不就是那天在山上差点被我们逮住的小黄毛吗。

　　小黄毛的额头还是流血不止，我们把他送到了就近的卫生院，伤口缝了五针，我留下来陪他打点滴。

　　小黄毛缓过劲来，躺在急诊室病床上长吁短叹，没想到危险关头平时这些友仔都跑了，最后竟然被警察救起来。

　　他眼睛一转，看向我，一拍胸脯说：“我出来混社会没多久，也知道要讲义气，今晚我欠你的，以后一定加倍还你。”

　　我心说还报恩呢，你小子混得风生水起，搞不好哪天就跟其他金牌看路仔一样下场走私贩毒了，下次见面不知道是敌是友。

　　但没想到不久后，阿鼠真的给我打来了电话。

　　

　　听说我刚来到边境工作不久，阿鼠就要带我体验一把“鸭蛋里挑骨头”，还有猛料要卖给我。

　　“鸭蛋里挑骨头”，是边城的一种特色小吃，又叫“屈头蛋”，是用孵了18天将要破壳的鸭胎制成。

　　我看着这玩意不敢吃，阿鼠还挑衅我，不吃就不肯说。

　　我皱起眉头学着他一口咬下去，只感觉脆脆的，也挺香，就是整个脸都皱到了一起。

　　

　　屈头蛋就长这样。

　　阿鼠在一旁笑，看我要翻脸，才终于说出真正的情报：这几天可能有越南人从互市区偷渡入境。

　　开什么玩笑，互市区就在城区边上，监控探头和国防护栏是最完善的，民警24小时在那里值守，偷渡客怎么会傻到自投罗网？

　　看出我的困惑，阿鼠朝地面指了指：“警察控得了街面，那地底下呢？”

　　下水道管网连通着整座小城的地下世界，排污口最终通往界河，理论上讲，确实有可能从界河上岸，沿着下水道走到城区内的下水道口再出来。

　　问题是，下水道里全是城市污水，臭气熏天，他们怎么受得了？阿鼠又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将信将疑，还是上报了队里。

　　几天后，真的有民警在巡逻的时候遇到下水道里爬出来几个“泥人”，气喘吁吁地向警察求救。

　　原来，他们就是走下水道偷渡的那帮人，但其中一个因为身体太胖，体力不支晕倒了，他们只能向民警求助。

　　经过审讯，我们成功打掉了这个“地下”偷渡团伙，先后查获了60多名非法入境者。

　　阿鼠给的线索确实靠谱，但这反而让我更起疑心，他到底图什么？

　　老警察老杨说，“就说这个偷渡的案子，下水道既然能走人，肯定也能走货，有可能那里之前就是一条走私通道，阿鼠只是拿你的手打击他的竞争对手。”

　　毕竟上一次见面，阿鼠还被自己的弟兄们抛下了，他肯定想报复回去。

　　我舍不得案子，又怕被坑，纠结来纠结去，想了个折衷的法子，请他撩螺（吃夜宵）试探一下，如果他真是利用我来的，就赶紧断了。

　　阿鼠带着他的女朋友徐茹来赴约，席间洋洋得意地一直在讲他怎么给我挖线索的。

　　他说自从他听说有人要走地下偷渡，就想起了我这个四处抓偷渡的救命恩人。

　　为了我，他专门在下水道涵洞口埋伏了好几天，还冒着沼气中毒的危险，爬进其中一条下水道走了一遍。

　　“那里面的气味，抵得上100碗加臭的螺蛳粉，酸爽！”

　　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个下水道有多矮，他打着手电筒猫着腰有多难，说着还捶捶腰，一副邀功的神情。

　　他女朋友徐茹很买账，眼睛闪闪地盯着他，我看得好笑，问他，帮了公安这么多忙，有没有考虑以后不做看路仔了？

　　阿鼠反问我，为什么电视曝光了那么多次走私问题，还是屡打不绝？

　　我没说话，徐茹在边上捧场地摇头表示不知道。

　　“揾食艰难呀，阿sir！本地人总要吃饭嘛。”阿鼠两手一拍，理所当然的样子。

　　义气归义气，生计归生计，我俩还是谈不到一块去。

　　我问他，那万一你俩以后有了小孩怎么办？

　　阿鼠突然哽住了，看了一眼徐茹。

　　徐茹也看了他一眼，然后两人又迅速移开目光，都没说话。

　　我当时并没多想，但从这一天开始，阿鼠突然不再联系我了。

　　那段时间我心虚极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被阿鼠利用过了。

　　我还把他给我的所有线索翻了好几遍，始终没翻出个所以然来。

　　阿鼠再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几乎是松了一口气。

　　我问他这段时间干嘛去了，他并不回答，只是支支吾吾地约我晚上把车开到界河边，“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谈”。

　　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又来一条“重要的事”。

　　不会是又要逼我尝一次黑暗料理吧，我心想。

　　

　　夜晚的界河边一片漆黑，一段时间不见，阿鼠似乎变得沉默了许多。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上来就是一通胡吹，而是拿出了一个对讲机跟我说，近段时间他调试频道的时候，断断续续接收到过一段神秘的信号。

　　有一回，他隐约听到了那边在说“渡船要小心”“看到灯闪没有”“还哭不哭”“吃药睡了吗”，声音很低但很急促。

　　“渡船”加上“灯闪”，多半是用信号指示非法出入境的船。

　　又有“哭”、“吃药”，什么人会一直哭，还需要吃药睡着？

　　一般的偷渡客都会对蛇头言听计从，会哭的一般是妇女和小孩。而妇女并不容易喂药，会用药的一般是……

　　我们越聊越觉得不对劲，这事情严重了。

　　阿鼠这回也没再故弄玄虚，直接把对讲机递给我。

　　他说这个信号大概每周会有一次，他试过了，界河边的信号比市区好，约我来就是想试试，能不能让我自己听到。

　　我没料想阿鼠突然变这么谨慎，也将信将疑地把对讲机接了过来。

　　我俩沿着界河走走逛逛，一直等到天都蒙蒙亮了，河面上的水雾聚了又散，我俩也都是一身蚊子包了，还是没能等来他说的信号。

　　阿鼠也有点恼火的样子，拿着对讲机按来按去，还爬到树上把对讲机举得高高的找信号。

　　我看着他的动作，心里打鼓，如果这件事是他骗我的，他图什么？好像也没什么好处。

　　最终，我让他把对讲机拿回去，我会把这条线索上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数天后，我正在巡逻车里扒着快餐，忽然接到指挥中心的电话，说是市局围绕这条线索成立了专案组，这可能是个跨国贩婴案件。

　　原来就在我上报线索不久后，兄弟单位也报上来一起案件，城区附近的高速服务区抓到了两个人贩子。

　　报警人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李姐，据她说，当天有对小夫妇来问收费站借奶粉。

　　李姐帮他们找来奶粉，问他们小孩每次喝多少奶，他们含糊不清。在冲奶粉的时候，他们又是先把奶粉倒进奶瓶，再冲兑热水。

　　李姐是个二胎妈妈，立刻觉得这手法太不专业了。她假装询问小孩的出生年月，这对夫妇也说不上来，更提供不了出生证明。

　　民警赶到现场后，这对夫妇终于慌了，承认这名婴儿是他们从越南偷运入境的，正准备送来贩卖。

　　不过，他们只是这个贩婴团伙的下线，只负责“分销”，没法主动联系在国外的上线。

　　市局决定把两个线索一块调查，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阿鼠，说他又要立大功了。

　　没想到他只是“嗯”了几声，声音低沉，在电话里都听不太清。

　　晚上，我正和女友在散步，突然接到阿鼠女朋友徐茹的电话，说有“重要的事”要和我商量。

　　这对小夫妻，连神秘起来都一模一样，我约她在边上的糖水店见面。

　　徐茹是一个人来的，从坐下开始，她就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沉默到我女友坐在一旁都有点不安了，她才终于鼓足了勇气抬起头说：

　　“赵警官，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孩子。”

　　“他半年前就在越南被人抱走了，和你们这个案子一样。”

　　

　　徐茹说，她比阿鼠大两岁，两人认识到现在，已经谈了三四年。

　　差不多一年半以前，徐茹意外怀孕了。

　　知道孩子存在的那一刻起，徐茹就决定，她要留这个孩子，她觉得这是她命中注定。

　　可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阿鼠的时候，却收到了无比冷漠的回应。

　　阿鼠说，两个人都还那么年轻，工作生活都不稳定，哪养得起小孩，还是把他打掉吧。

　　徐茹跟阿鼠争过，但阿鼠就是那个脾气，听不进的时候抬头望天低头看地，根本不和人沟通。

　　徐茹一气之下独自回到了老家越南，就在芒街找了一家医院，把孩子生了下来。

　　那时候她和阿鼠虽然吵架，但阿鼠时不时还发点消息哄她，她觉得他就像个没长大的小孩，等看到孩子，肯定还会改变主意的。

　　所以，她给孩子起名“芝芝”，谐音“吱吱”，因为他爸爸叫阿鼠。

　　她还记得，生完孩子的第二天春风很好，她强打精神一个人坐在产床上，等着护士把芝芝抱进来喂第一次母乳。

　　可她等到乳房都微微发胀了，始终不见护士把孩子抱过来。

　　医院的护士突然急匆匆跑进门，问她孩子去哪了？没在吃奶吗？

　　徐茹这才知道，刚才育婴室来了个中年女人，说孩子妈妈奶胀的厉害，要赶紧抱过去喂奶。

　　护士以为是孩子的外婆或奶奶，没有多想就把孩子交过去了。

　　徐茹瞒着家里来的医院，哪来的孩子奶奶？

　　她当时又气又急，差点晕过去，也顾不上隐瞒家人了，赶紧发动了芒街所有父母兄弟一块帮忙找人。

　　当时她老家的治安秩序还比较混乱，公安办案效率也不高。再加上孩子刚刚出生，她们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就这样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月，还是杳无音讯。

　　徐茹只打听到一个很宽泛的消息，说是越南芒街这边活跃的拐卖团伙，大部分是和中国有联系的，很多孩子是拐了要卖到广东去。

　　徐茹抱着一线希望，决定回到中国，去广东找孩子。

　　说到这里，徐茹的桌前已经堆满了纸巾：“我现在每天都梦到孩子出生后看他的那一眼，我就怕哪天把他长什么样都忘记了。”

　　我忍不住问她，阿鼠呢？

　　徐茹一下激动起来，恨恨地骂道，他不管！

　　最开始徐茹心里乱，没有把小孩不见的消息告诉阿鼠。直到她发现孩子可能被卖回来了，她才想起来向阿鼠求助。

　　她模糊地知道，阿鼠在这边还是有点声望的，不说像老板一样有本事，兄弟确实有不少。

　　但当她把这件事告诉阿鼠的时候，阿鼠和之前一样，无动于衷，哭都没哭一个。

　　徐茹一个劲地抱怨着阿鼠的冷漠，我却觉得有点奇怪。

　　要是他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又怎么会在最后突然答应了徐茹，要抛下在边城的一切，陪她去广东找孩子？

　　

　　那时候，阿鼠自己研究了一个软件，根据徐茹的描述，用电脑生成了一张孩子的画像：

　　有点越南血统的浓眉大眼，脖子跟下巴的连接处有一个明显的淋巴管瘤。

　　

　　带着画像，俩人去了广东。

　　这是两个年轻人第一次走进广州那么大的城市。

　　他们在边城熟悉一草一木，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好吃好玩的，一到广州吓了一跳——

　　原来广州这么大，一个孩子那么小，要怎么找？

　　关键时刻，徐茹比阿鼠这个金牌看路仔更有主意。

　　她定下计划，两人每天都去那些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火车站、汽车站、城中村、农贸市场，把传单印了几百份，见人就发，逢人就问。

　　阿鼠曾经引以为豪的身手灵活、胆子大，在这个地方都派不上什么用场。

　　像许多看路仔一样，他的样子挺扎眼的，额头上染着一小撮黄发，爱穿浮夸的花纹T恤和紧身裤，衣服还显得特别旧。

　　刚开始发照片的时候，他就被城管盯上了。

　　阿鼠确实警觉，在广州的街头跟城管来了一场追逐战。但到底不是主场，没跑出去多远就被扑倒了。

　　城管气势汹汹地缴了他手里的传单，仔细一看，就有点卡壳了，支支吾吾地说，你走吧。

　　阿鼠也有点懵，才想起来，在这里他不是老鼠，他不用监视警察，警察也不会抓他。

　　他甚至本来应该求助警察的。

　　但由于孩子是在越南丢的，他觉得中国警察大概也没什么办法，没有去报警。

　　两个人只能继续发传单，日复一日。

　　那时的阿鼠比当看路仔的时候沉默许多。

　　曾经他白天指挥几条路的大货，夜里一个电话摇来十几个友仔喝酒吹牛，现在每天就是机械地递传单，回去倒头就睡。

　　但徐茹觉得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因为她比他要崩溃得多，常常哭、做噩梦，阿鼠都不太会安慰她，就一个人在边上抽闷烟。

　　她甚至还要求阿鼠陪她去扮乞丐找孩子，因为听说拐卖团伙常和乞丐走得近。

　　结果，阿鼠听说当乞丐要十几天不洗澡，捡剩菜剩饭吃，他死活不干了。

　　找孩子哪有怕吃苦的？阿鼠心里根本没有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还在这里坚持。

　　找了两个多月，俩人的积蓄快花光了，从出租屋搬进了城中村的地下室。

　　地下室没有厕所，上厕所和洗澡都要跑到一公里外的公共卫生间。

　　广东的夏天潮湿又闷热，蚊虫又多，为了能睡上觉，他们睡前都要将捡来的报纸点燃，把房间熏一遍来驱蚊。

　　房间里还放了一大桶水，晚上实在热得不行，就起来擦一遍身子。

　　两个人都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可是在边城小天地，天气热就出去兜风，甚至跳进河里游泳，从来没这样蜗居在小房间里。

　　他们的钱也花光了，必须有一个人去打工维持日常生活。

　　按道理是男人挣钱，可是想来想去，他们最终选择让徐茹去酒店当服务员，毕竟打工好歹作息规律、安全。

　　找孩子的重担落在了阿鼠一个人身上，可是后来徐茹觉得，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

　　她觉得阿鼠完全不上心，证据就是有天深夜，她下班回家，突然发现地下室里亮着灯，阿鼠蹲在小桌子前等她。

　　小桌上摆着两碗烧鸭粉，碗里有一整只大大的烧鸭腿。

　　阿鼠冲她笑，祝她生日快乐。

　　徐茹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那一刻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那个一次生日都没过过的孩子在哪里？

　　他为什么可以对芝芝这么冷漠，还要祝她“生日快乐”？

　　俩人又吵了一架，准确地说，是徐茹单方面冲着阿鼠发泄，阿鼠仍然沉默。

　　也许就是这一次争吵，反而让徐茹放下了执念。这一天之后不久后，两人退掉了地下室，回到了边城。

　　他们放弃了寻找，可是没有提过分开，而是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拉着彼此回了家，继续生活着。

　　直到阿鼠偶然发现了那个频道。

　　

　　那晚到后来，徐茹已经哭得没法收拾了，我只能打电话把阿鼠叫来。

　　阿鼠一看情形，估计就猜到是什么事了，一见面就避开我的眼神，独自叼着烟，也不主动说话。

　　我责怪他孩子丢了这么大的事都不尽力去找，还有个父亲的样子吗。

　　阿鼠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他说自己从小就不喜欢小孩，原本也没打算要，现在孩子丢了，可能也是天意吧。

　　见到阿鼠这样说，徐茹又哭：“什么天不天意的，我看就是报应，早就叫你不要再去看路了！”

　　阿鼠埋头抽烟。

　　这小子，吹牛的时候招人烦，不吹牛的时候更招人恨，我简直想一巴掌呼过去给他醒醒脑。

　　但当着徐茹的面，我只能压着脾气劝他们先回家，承诺我有消息一定会通知他们的。

　　临走时，阿鼠问我，找到的希望大不大？

　　我瞪了他一眼，教训他说，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做，是尽力去做了才有希望。

　　他没说话，闷头抽着烟走了。

　　后来我想了很久，也不确定阿鼠为什么对孩子那么冷漠。

　　我记得有一回，我跟阿鼠一块吃夜宵的时候，碰见老板的小儿子因为打碎了饮料挨打。

　　小孩子才五六岁，哭得撕心裂肺的，几桌的客人都看不下过去劝不要打了，只有阿鼠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

　　等我们劝完了回去，他才闷闷地说了一句，熊孩子就是应该收拾一下才老实。

　　阿鼠曾经跟我聊到过，他是被大伯带大的。从小他爸爸吸毒，妈妈就离家出走了。

　　他还记得小时候他最喜欢吃一种叫风吹饼的零食，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般过节才吃得到。

　　那天，母亲破天荒给他买回来一大块。阿鼠舍不得吃，把风吹饼掰成小块藏进口袋里，出去跟小伙伴玩耍的时候才拿出来显摆吃一点。

　　等饼吃完了，却再也等不回母亲。

　　没有了母亲，父亲也神出鬼没的。阿鼠上三年级的一天，父亲突然和派出所的民警一起走进家门。

　　阿鼠正在家里玩，父亲蹲下来郑重其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他要配合警察叔叔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马上就要收拾行李出差一段时间。

　　民警也和蔼地摸着他的脑袋，告诉他这次任务很紧急，需要连夜出发，让阿鼠先自己在家写作业。

　　阿鼠说，他当时觉得爸爸真了不起，警察都要来找他帮忙，还亲自上门来接他。

　　等大人出门后，阿鼠发现父亲的一件外套忘记拿了，他急忙小跑送下楼，却看见民警给父亲戴上手铐，押进警车。

　　那件外套最终没能送出去。长大点他才知道，那天父亲的目的地是戒毒所。

　　父亲强戒结束回到老家时，阿鼠已经长大了。即使明知道父亲还在戒毒与复吸的漩涡中沉浮，阿鼠除了逢年过节去送点东西，多的不会过问。

　　边城不少看路仔都是这样，小时候要不是大人都出去了，要不是一家有四五个小孩，长大后情感很淡薄，连自己的命都不放在心上，更何况孩子。

　　可好巧不巧，阿鼠有了徐茹，又有了一个孩子。

　　那个小孩多无辜，他会不会就像小时候的阿鼠一样，在等着妈妈带他回家？

　　

　　我主动申请加入了专案组，干不了核心的事情，就去盯梢一些下线，想要找到他们的中转窝点。

　　第一次接到的任务，是一个刚刚进入城区的“奇怪男子”。

　　人群中，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一路走走停停，在路口买包烟，又在街边摊贩买水果，而且每次停下来都会不断地前后张望。

　　我和老杨扮成摩的司机跟在他后面，有一瞬间觉得我们也像看路仔一样，在盯梢别人。

　　就这样逛了半个多小时，嫌疑人走进一家粉店用餐，我和老杨则到对面的小卖部点了杯饮品继续观察。

　　嫌疑人吃完粉后，把背包和水果放在座位上，走进了粉店一楼的厕所。

　　3分钟、5分钟、10分钟过去了，背包和水果还在座位上，可嫌疑人却迟迟不见出来。

　　老杨眉头一皱：“不好，这小子可能溜号了！”

　　我们立即穿过马路跑进粉店，我负责看住背包，老杨去厕所查看情况。

　　不一会，老杨两手一摊走出来，告诉我这家粉店是居民自建房，厕所旁就是后门，后面连着四通八达的小巷，人估计是上完厕所就偷偷溜走了。

　　我打开背包一看，里面除了几块旧海绵，什么都没有。

　　这个贩婴团伙比我们想象中还狡猾。

　　那段时间，阿鼠也常常来问我有没有进展，有没有查到和芝芝相关的消息。

　　我总觉得他像是为了徐茹来问的，因为他对孩子的态度没什么转变，说到弄丢孩子的事还是梗着个脖子不认错，不像是转了性子担心小孩了。

　　但他的神情确实一次比一次小心，总是套好一会近乎，才敢说到正题，问问案子。

　　我发现平常只抽50块蓝龙的他，开始抽起十几块的玉溪了。

　　而徐茹自己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我想她也许不敢问了。

　　再后来，阿鼠也不问我了，只是更卖力地给我找各种案子的线索，好像这样就能让自己安心一点。

　　这次没有人再怀疑他的居心了，因为他不管不顾的，好像都把自己搞进了一些老板的黑名单。

　　不知道是不是徐茹说的那一句“报应”，终于还是刺痛他了。

　　6月8日，我们终于蹲到了一次“交货”的现场，顺藤摸瓜，抓住了贩婴团伙的真正头目。

　　收网的第二天，我跟随专案组来到广东配合安置被解救婴儿。

　　一走进房间，就是一股放了很久的尿骚味。窄窄的小屋子里放满了婴儿，床上放不下甚至就放在地上。

　　广东的天气，蛇虫鼠蚁到处乱爬，好几个婴儿身上都有红点。

　　但那只是最小的问题。

　　这次解救出的11名婴儿，最大的7个月左右，最小的才刚刚出生10天左右，其中有4个男婴连脐带也没脱。

　　有两个可怜的孩子黄疸还没退，并伴有肺部发炎、口腔感染。

　　我们把孩子抱去医院检查，有的孩子一路都睡得特别安静，医生一看就说，大概率是给喂了安眠药。

　　这就是之前信号里说的“吃药”，人贩子怕婴儿吵闹，一晚上会喂很多次，完全不管这可能影响婴儿的脑部发育。

　　医院体检还发现，其中一名男婴脑中有肿块，并出现积水，必须动手术救命。

　　民警带着孩子连夜驱车赶往广州，做了开颅手术，才把孩子的命保住。

　　看到这些婴儿的遭遇，我忍不住想，如果芝芝真的是被这伙人贩子抱走的，现在会是怎样？

　　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联系越南方面确认这些孩子的信息，能查清身份的小孩送回越南，没有查明的安置在福利院。

　　这里面没有徐茹和阿鼠的芝芝。

　　我最后的希望，就是去审问两个贩婴团伙头目，希望她们真的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

　　

　　那天见到头目的时候，我都有点傻眼了，这就是两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啊。

　　主犯阿章、阿水分别是24岁、29岁。

　　阿章上世纪80年代跟着母亲偷越国境进来，在中国长大。那时候，她妈妈就是个人贩子。

　　母亲一直告诫阿章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说这种事伤阴德。

　　但阿章花着母亲的，习惯了大手大脚，2009年母亲被捕后，阿章一个人很快过不下去了，觉得还是妈妈的营生好。

　　她又联系起了母亲那些老友，只不过比母亲做得更谨慎些了，选择找了一个越南女孩阿水来联系“货源”。

　　而阿水是越南金瓯省人，早前结交了一名无业的男朋友，分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没法抚养这个小孩，就经人介绍卖给了中国一户人家，得到了15兆越南盾，约合人民币4500元。

　　发现这件事来钱快，她干脆加入了阿章的贩婴团伙，帮助在越南境内“组织货源”。

　　阿水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之后便通知阿章组织人把婴儿偷渡到中国找买家。

　　他们的入境地点不固定，绝不在相同的地方入境第二次。

　　一般约定新地方后，两边用手电闪四次或五次，只有闪到约定的次数后确认安全了，才开始偷渡。

　　为了绕开边防检查站，有的越南人会弄个中国身份证，经过检查站时假装哄小孩睡觉或者喂奶。

　　有的越南人不会讲中国话，入境后通过蛇头安排走棍道绕开检查站，然后乘车将婴儿带到广东。

　　俩人有阿章母亲的关系网，很快构成了团伙，两个月就能贩卖20多个婴儿。贩卖的婴儿大多以男婴为主，因为男婴的利润比较大。

　　正常情况下，她们买一个婴儿要付给组织货源的人1.5万元左右，再卖出去的话价格要翻一倍，如果转手可以卖到4万。

　　到了二三道贩子，中间利润要达到一两万元。

　　我不知道芝芝究竟在哪个环节。

　　我见到了阿水，她个子不高，面容清秀，看起来很瘦弱，甚至一问就掉眼泪。

　　她不会说中国话，我专门找了个翻译问她，记不记得大约半年前在越南某医院，抱走一个男婴，脖子和下巴连接处有明显的淋巴管瘤。

　　阿水擦干眼泪，想了一会问我，提供警方没掌握的案件，算不算立功？

　　

　　当我回到边城时，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案件基本告一段落，支队安排我休假一段时间。

　　有一天，女友下楼扔垃圾，回来后慌慌张张把门砰地一关，问我是不是最近办案又得罪了哪个大佬。

　　她说，她刚才看到楼下停了一辆皇冠轿车，上面有个鬼鬼祟祟的人，透过半扇车窗一直盯着她看。

　　她用我教的反跟踪法，提着一袋垃圾绕着小区走了两圈才扔掉，那个人一直尾随，好像在监视她。

　　我赶紧下楼查看，发现皇冠轿车里坐着的竟然是阿鼠。

　　原来，我这一个月没接阿鼠的电话，可徐茹听说我回来了，非要阿鼠来找我。

　　阿鼠只知道我住在这个小区，又不敢直接上楼，只能在楼下守着。

　　我想了想，让他把徐茹一起约出来，我一起跟他们说。

　　徐茹很快到了。看着俩人无比期待的眼神，我告诉他们，当时阿水立功心切，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半年前，阿水的一个同行确实在徐茹生产的那家医院抱走了一个同样特征的男婴，也确实运到了中国。

　　可是因为孩子脖子上有淋巴管瘤，很多买家认为是畸形不敢买。

　　孩子留在手上太久容易有危险，阿水只记得，那个孩子被转了好几手，最后是被卖往其他地方，还是被送回越南了，她也说不清楚。

　　最后我告诉他们，案子还在查，只要再有线索，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听完我的话，徐茹眼里的光逐渐黯淡下去，最后忍不住掩面大哭。

　　我最怕女孩子流眼泪，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没想到，坐在一边的阿鼠很温和地搂住了她的肩膀。

　　他轻拍着她后背，轻声细语地说，起码现在已经有线索了，只要有希望，就应该一直找下去。

　　我见多了阿鼠吹牛，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成熟照顾人的样子。

　　他还从挎包里拿出了两张证明。

　　他说，前段时间我们在找孩子，他自己去把两人的DNA录入了全国打拐数据库，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万一比对成功，也许就能找到孩子。

　　徐茹抬起头，错愕地看着他。

　　阿鼠继续说，赵警官为了我们的事，已经尽力了，他也已经想好，准备攒够了一笔钱，两人就再次出发去找孩子。

　　“赵警官不是说了吗，”他看着我，“很多事情是尽力去做才有希望。”

　　他搂着徐茹的手，很瘦但是很紧。

　　我想起来很久以前一次喝酒，阿鼠曾经醉醺醺地跟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人救过他的命，他一定会报答。

　　一个是我，一个是他大伯，还有一个就是徐茹。

　　

　　那天，我跟阿鼠聊到他做的事，我说他和其他看路仔好像不太一样，他上过高中，而且不沾毒、不小偷小摸，甚至都不拈花惹草。

　　阿鼠说，那是因为他大伯要求的。

　　他说小时候父母走了以后，大伯来了他们家里。大伯说，这小孩再不管就废了，就这样把他带回了家。

　　大伯也有两个孩子，生活并不富裕。

　　有一次吃晚饭，碗里还剩最后一小块扣肉，三个小孩都想吃，又都不好意思吃，你推推我、我推推你，没有一个人肯下筷。

　　这时候村里突然停电了，屋里一片漆黑，阿鼠一下把手伸向那只碗，抓到的却是另外两个堂哥的手。

　　但就算条件这么差，大伯对他们三个仍然严格。

　　阿鼠还记得大伯唯一一次打他，就是因为他和两个堂哥逃学偷偷跑去附近的游戏厅玩。为了这个，大伯罚他们在客厅跪了整整一晚上。

　　大伯跟他约法三章：不能碰毒品，不能违法犯罪，要读完高中。

　　阿鼠于是一个不落地执行到今天。

　　虽然看路仔也不是什么好营生，但是这些年有干毒品、偷渡的老板要拉他入伙，他都拒绝了。

　　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人，可他知道不能让大伯生气。

　　长大以后，他认识了徐茹。

　　本来和其他看路仔一样，这段恋情只是玩玩而已，但有一回他和友仔们喝了酒，开电摩托时迎风一醉，摔倒在了大公路边上。

　　那是一段城郊公路，夜里全是运货的大卡车，运气不好被一辆卷进去，骨头渣子都捡不起来。

　　阿鼠当时已经醉得没什么意识，只记得模模糊糊接了徐茹的电话，说他和某某在喝酒，摔了跤，连地址都没报。

　　可徐茹竟然真的找了一夜，最后在公路边上把他拉起来，带回了家。

　　阿鼠第二天才知道，当时他的摩托车把都已经碎在边上了。

　　从那天开始，不管徐茹做什么，阿鼠都没想过真的离开她。

　　阿鼠刚当看路仔的时候，整天在KTV喝酒唱歌。认识徐茹后，他去得越来越少了，和我一块在外面吃夜宵，也从没见过他像其他看路仔一样冲靓妹吹口哨。

　　徐茹是个挺传统的女孩，总是想着安一个家，有几个孩子，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没有看路那些事。

　　这对阿鼠来说挺难的，他不知道正常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大概也真的没想过做父亲。

　　可如果徐茹想要做母亲，他也在试着长大，在广东的城中村里，在徐茹的每一次愤怒和绝望面前。

　　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像阿鼠一样的小孩，父母不管，看古惑仔比看书多。

　　他们像豆子一样洒在地上，可能八岁的时候玩水淹死了，十八岁街头打架捅死了，二十八岁干偷渡走私被抓了，三十八岁吸毒过量死在街边。

　　他们很多都没有像阿鼠这样长大过，有的变成阿章，有的变成阿水，抛掉了自己的生命，还去贩卖别人的。

　　只有大伯和徐茹像两条线，牵着阿鼠在漆黑的界河边走啊走。

　　后来，直到我调离那座城市，也没有再听说芝芝的消息。

　　找到芝芝的希望仍然渺茫，但我听说，阿鼠已经不一样了。

　　同事们说，他似乎已经离开了边城，去了另一个城市做货车司机，正经营生，还有了一个小孩。

　　这一次，没有婴儿被陌生人抱走，大概也没有妻子在产床上独自等待。

　　而我也还是会在界河边一夜又一夜地巡逻，我没有再碰到过那么大型的拐卖案，也不希望再有。

　　希望这里的每一条渡船，都只是为了回家。

　　大潭湾的黄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7月，在国内最大的寻亲网站上，还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自从网站成立以来，平均每天有11个家庭在这里注册，单日注册量最高时，能达到193个家庭。

　　人口贩卖也是边境最常见的案件之一。

　　赵北仑曾经告诉我，他总觉得每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背后，从来不只伤害了一个家庭。

　　这些被拐卖来的孩子，大多数得不到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他们可能像阿鼠一样长大，游走在社会边缘。

　　但他们没有大伯和徐茹。更没人告诉他们，比人活着更重要的，是成为怎样的人。

　　赵北仑仍在边境线上，努力寻找芝芝，让拐卖不再发生。

　　他做这些只有一个愿望：世界上的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平安长大。

　　往期看点：

　　十年前的一起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个九岁女孩，她的肢体被剖开，塞进麻袋，扔进了绿化带。

　　家属来辨认尸体时，只问了我一句话，“孩子走的时候有没有遭罪”。

　　当警方顺着女孩特别喜欢狗这条线索查下去后，结果让人不寒而栗，很难想象女孩临死前经历了什么。

　　九岁女孩玩耍后失踪，四天后出现在绿化带，发现时警察捂住口鼻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