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升职无门，海归二姨一句话解决，省了20万！

　　千万不要为了事业而抛弃家庭，工作中你随时可以被替代，而家庭里你缺一不可。”

　　《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作者：长轩

　　同一个科室的小李参加工作才4年，新婚不久，就被提拔为离市区150公里外的县局副局长。在开完科室告别会后没几天，小李去赴任前又特地叫上我与老潘，说晚上坐一坐。

　　“听说刘哥和潘哥以前也都在县局待过，而且都是跟嫂子们异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想询问下关于县局工作与‘异地’的事。”小李一到饭馆，开门见山，打开了话匣子。

　　我与老潘左一句右一句地聊着当年在县局工作和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各种经历，推杯换盏中，老潘举起酒杯，拍着小李的肩膀，告诉他：“婚后异地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时空上的距离，还有情感上的撕裂，距离压根儿不会产生美，有时为了工作、为了事业而抛弃家庭是非常不值当的，工作中你随时可以被替代，而家庭里你缺一不可。”

　　老潘一席话，让我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虽然已经告别“异地生活”许久，但那种感觉与回忆，就仿如在昨日。

　　1

　　2015年，在北方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县城里，我和妻子过着旁人眼里羡慕的生活：有车有房，都是体制内的在编职工，每天朝九晚五，双休日全休。

　　结婚之前，30岁不到的我们在这个节奏慢、缺少活力的小城里提前享受到了退休一般的生活。跟身边的大多数熟人一样，我俩通过相亲认识，年龄相仿，父母也都是体制内的职工，门当户对，相亲一年后就修得正果，领证办了婚礼。

　　但我俩的心态又不像大多数身边人那样，感觉成家立业了，就该稳定平淡一辈子，而是每天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妻子有次和我长谈未来，有一句话令我过耳难忘：“咱俩年纪轻轻的，一辈子在这个小县城就毁了，必须努力跳出去。”

　　为给离开县城打好铺垫，我俩拿出结婚后的全部资产在市里买了房。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努力来到这个三线城市的市区工作生活。

　　婚后一年，妻子就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她通过系统内部考试遴选，被选调到市局。公示出来的那天，她的快乐之情溢于言表，说2016年是她的“福年”，“一下双喜临门”。我听后十分纳闷，问“第二喜”是什么。她指了指肚子说：“咱们有宝宝了，我怀孕了。”

　　此时的我应该已达到人生快乐的顶级，仿佛坠入云端一般。可高兴劲消退后，我却倍感压力——我必须在孩子出生前也考到或选调到市里，要不然我就是一个不能帮助妻子的丈夫、一个不能陪孩子成长的父亲。

　　这一下让我想到单位的老潘——假如市里一直去不了，我就会和老潘一样，变成一个长期异地厮守、两地奔波的候鸟。

　　妻子在公示期结束后，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努力学习，准备公务员考试，通过省考或国考考到市区。我嘱咐她注意身体，安心养胎，并保证会努力考上，在孩子出生前陪伴在她身边，让以后的三口之家过上其乐融融的日子。

　　送走妻子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到了单位，立刻跑到老潘的办公室取经。老潘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好人，谦逊和蔼，跟谁说话都是满面笑容。他真实年龄其实也没有称呼得那么老，才36岁，有点秃顶，额头上的发际线每年都会后退一点，面相比同龄人老了一轮。他跟妻子从结婚时就开始“异地”（他的妻子也在市里工作），当时已经满10年了，孩子都7岁了。他没有见证过孩子的出生，陪孩子过生日次数超不过3次，每周只能陪伴孩子与妻子2天。

　　我就像后来的小李一样，直接跟老潘说了我的情况，问他平常怎么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老潘得知我也开启了“异地”的生活，没有一丝安慰，倒是很开心，就好像孤独的候鸟在迁徙的路上突然多了一个伴儿。

　　老潘对我的疑惑一五一十地作了详细回答：市区离我们县局所在的县城200多公里，坐长途客车3个多小时，票价100元；平素周五的末班车下午4点40分发车，要想早退的话，还得和领导打招呼，时间久了肯定不行；而且，客车在路上跑的时间长，到市里的车站要晚上8点多，再打车到家，浪费时间又增加开销，晚上9点前进家门就很不错了——而市里回县城的末班车也是下午4点40分走，要坐客车，只能周日下午走，在家里的时间太短。

　　所以，他说自己“一般不坐客车”。

　　“不坐客车，自己又不开车，那怎么来回啊？咱们这小县城也没铁路。”我听后不解地问道。

　　“坐黑车啊！黑车票价和客车一样是100块，但黑车车接车送，能到单位接你，还把你送到家门口；而且黑车比客车快多了，基本两个半小时就到地方——所以，我一般周五下午5点半让黑车准时到单位接我，周一早晨起大早5点半从家门口坐车回来，从不迟到早退。”老潘说完，翘起二郎腿，点上了一根烟。

　　“起那么早啊？”习惯睡懒觉的我不禁感慨道，“周一早晨走倒是可以在家多待一晚，但起那么早，我可起不来。”

　　“你也可以周日走啊，几点都行——等你孩子出生后你就知道这多待的一晚有多重要了！一周的‘两天三晚’，弥足珍贵。”说完，老潘狠狠吸了一口手里的烟。

　　我和老潘继续有的没的地唠着——自己开车往返，成本太高，油费加过路费一次得200块钱，一周来回就将近400多的开销，而且长途开车比较辛苦，还是坐黑车最合适，速度快、开销少、上车就能睡觉，不累。

　　老潘让我以后周五和他一起走，他给我联系车：“黑车司机警惕性都很高的，一般陌生人不拉的，万一是（长途）客车老板雇人来‘钓鱼’的，运管（部门）会罚死他们的。”

　　那周到了周五下班时间，我与老潘收拾好东西，一起在单位门口等黑车。黑车如老潘说的一样准时，上车后，我立刻给妻子发信息说“8点前到家”。可坐在车里半天，司机左转右转，就是不出街。

　　我问老潘这是怎么回事，老潘说，那天忘记和你说了，这人没拉够，黑车是不走的，得等把人拉满才能出发，“一般半个小时内就能满员出发，最慢时一个小时也有过”。

　　在街里游荡半小时后，又上来另外两个人，车子火速出发，在并不宽敞的国道上肆意超车，加速减速频繁切换。司机一边飙车，一边打电话联系着回程的乘客，还不时在他们的微信群里语音喊话，让别的黑车司机介绍乘客给他。

　　我在车内颠簸得不行，十分难受，再看老潘，在司机“还差两人还差两人”的叫喊声中，他已经侧卧在车窗边，打起了瞌睡。

　　那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家时已是8点半，妻子早已准备好饭菜，看着对我嘘寒问暖怀着孕的她，我十分愧疚。

　　一转眼就已经周日，我向老潘要了黑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吃完晚饭后和妻子告别，乘车回到了县城，到单位时已接近晚上10点，跟妻子告一声平安后，倒头就睡。

　　2

　　市县两头跑的黑车司机们为了多挣钱，开的都是排量小、空间小的轿车，后排空间坐满3人后十分拥挤，后排中间位置的乘客是最难受的。在“点背”坐了几次中间位置的座位后，我问老潘怎么才能坐到副驾驶位置。老潘淡淡地说道：“加钱呗，10块钱。”

　　就这样，我与老潘开启了一起“组团回家”的日子，我坐副驾，老潘坐后排，我周日晚上回单位，老潘周一起早走。每次在路途中，我有时都无聊到拿着手机，不知道是看新闻还是看视频，但老潘一如既往，上车就睡觉。我问他是怎么能做到快速入眠的，他笑着说，慢慢习惯就好，“睡觉才感觉时间过得快啊，还能抵消旅途劳累，到家时就能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帮着老婆照顾孩子”。

　　因为同命相连，我和老潘的关系也更近了，我俩下班后经常一起把酒言欢，两个形单影只的大老爷们，处得无比和谐。一次喝酒时，我问他，都10年了，为什么还在这个县城基层单位坚守，长期“异地”对家庭生活多不好。

　　老潘点了一根烟，跟我讲，这么多年，他多次找到市局领导商量此事，领导都是几句话把他打发了，不是“市局没有多余编制”就是“市局科室暂时还不缺人”，然后一定是“缺人第一时间考虑你”。

　　被领导搪塞的次数多了，他退而求其次，“市局去不了，去离的（市区）近的县区局也可以啊”，然而领导还是一顿劝：“你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再干两年提了干多好啊？把你调到别的区县局，一切从零开始，这么多年不白付出了？”

　　然而，两三年过去了，市局那边是缺人调人没老潘的事，提干也没他的事。他又去找领导，说自己也不打算提干了，“就近找个离家近的县区局调动吧”。领导这回很大度，和蔼地告诉他，市局知道他的难处，正在认真考虑，等就近县区空出编制来，第一时间将他调过去。

　　就跟《无间道》里台词说的那样，这一等，又是两三年，直到那位市局领导调走了，老潘还在我们县局“奉献”着，依然当着领导口中的业务骨干。

　　新来的领导不认前任领导给老潘许下的承诺，每次都婉转地告诉他：你看邻县的老张，这都“异地”15年了，不还好好地干着呢嘛？孩子老婆也都照顾得挺周到，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你看另一个县的老李，“异地”了半辈子，这才退休，一辈子为单位的事业发展做出了多少的贡献。新领导再次勉励老潘：要把握大好时光，克服困难，多向老同志学习，好好工作，“未来大有可为”。

　　就这样，“大有可为”的小潘熬成了老潘，这两年他再去找领导时，领导就训斥他不顾大局，让他不要为了这事再过来。吃了几次闭门羹后，老潘再也不去找领导了。

　　我问老潘考没考公务员。老潘猛喝了一大口酒，继续说道：公务员也考过，可他的专业比较特别，很少有合适的岗位，“三不限”的岗位竞争太激烈了，每次都名落孙山，过了35岁之后，再也没有资格考了。

　　“还是自己实力不行，考不过他们，实力不行啊！”老潘又把酒斟满了。

　　我又问：局里系统内选调也不行吗？

　　老潘听后，瞪大了双眼，一改往日的和蔼，借着酒劲大声骂道：“选调就是狗屁，什么是选调啊？人都定好了才选调呢！年年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个不是领导子女、（领导的）老乡亲戚的？关系硬的直接安排到市局，关系一般的在县区干几年再调到市局或（市区）周边——你看看近10年系统内选调报名名单，里面有一个竞争的吗？大家都知道报名也是当炮灰，没关系的都是炮灰！”

　　可能是自觉有些激动和失态，老潘看着我，突然又放低了语调：“小刘你看啊，咱们这个系统下面十多个县局，每个县局都有像你我这样‘异地’的，多的七八个，少的一两个，时间久的，都快‘异地’一辈子了，这百八十号人，我怎么和人家竞争啊？市局领导凭什么要调动你啊？”

　　我听后，也无奈地垂下了头，和老潘碰杯，一饮而尽。

　　后来听别的同事八卦，我才知道，这10年来，只有一年系统选调考试中出现过两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那个参与竞争的人就是老潘。

　　说到长期“异地”的痛处时，老潘眼中泛红，说，在孩子1岁之前，每次周五晚上到家，孩子都被他吓哭，一两个小时后才会慢慢接纳这个“爸爸”，真是心如刀绞。到了周一早晨，看着熟睡的妻子与孩子，他纵是万般不舍与无奈，也得小心翼翼地起身出发，生怕有任何响动，“两天三晚，实在太短太短……”

　　现在，孩子长大了，每天晚上都会和老潘视频，也早习惯了只有周五晚上爸爸才能回家，全家老小也早已习惯了没有他陪伴的日子。

　　“有孩子后的‘异地’痛苦，你是体会不到的。”老潘那晚眼含泪光。

　　3

　　转眼，我就体会到了老潘当年的痛苦。

　　妻子生下个宝贝儿子，休完产假上班后，我既无法照顾妻子儿子，也无力替家里分担各种琐碎的事情，那种作为男人、作为家里顶梁柱却毫无用处的无力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次和妻子因为照顾儿子产生分歧、吵架后，我都会找老潘大倒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