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白话文和拼音的提倡，以及戏剧、音乐、电影艺术的改良引进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中国人对西学了解的加深，开始有人注意到当时汉语文的两大问题：

　　其一，人们生活在19世纪，作文却要遵循汉魏或唐宋的章法，从而造成了“语”与“文”不一致的矛盾；其二，汉字是复杂的象形文字，不似欧美拼音文字易于识读，使得教育普及难度加大。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晚清时期开始有人主张使用白话文，实现语文合一；使用汉语拼音，以利于文化普及。他们为此做了积极的探索，迈出了中国近代汉语文改革的第一步，这也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一个方面。

　　

　　在白话文方面，先觉者是黄遵宪，他主张语言与文字合一，创造出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他在散文、诗歌的创作上强调“我手写吾口”，“务取畅达，不苟为夸饰”。梁启超对此也很赞同，他的文章半文半白，较多使用新名词和外语语法，形成一种"新文体"，使晚清文体解放进入了新阶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裘廷梁在江苏无锡创建白话学会，继而创办了我国第一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他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认为白话是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陈荣兖在《知新报》上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主张报纸改用白话，以扩大读者面。当时，各地纷纷创办白话报纸，如《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京话报》、《安徽俗话报》等。到清朝灭亡时，全国创办的白话报刊不下一百二三十种，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陈天华以白话形式写成《猛回头》，初刊于《湖南俗话报》，继而又以“白话演说”形式写成《警世钟》，文章既浅显易懂，亲切动人，又辞锋锐利，气势奔腾，在启蒙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秋瑾也发表了一些白话散文，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总之，在晚清革命运动中，白话文发挥了巨大威力，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人从事汉语拼音的探索，希望以此有助于文化普及。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六年（1892——1900）间，先后提出了八九种汉语拼音方案。

　　十八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是第一部汉语拼音方案，它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作为汉语拼音字母。此外，还有几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二十六年，王照创制一种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官话合声字母》方案，继承了传统的音韵反切法，采用双拼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需要在大规模语言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晚清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探索仅是个开端。

　　

　　晚清时期汉语语法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其开创者是马建忠。他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著成《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研究专著。他参照西方语法，结合古汉语的结构规律，其中一些分类法和定义至今仍被采用。

　　晚清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从乡村到城市，从贵族到平民，从皇室礼仪到民情风俗，都处在改变之中。同样，各种艺术形式也在改变，传统的戏剧、音乐在更新，新的艺术形式在成长，西方的电影开始引进，中国人的艺术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戏剧方面，晚清时期是清代戏剧的鼎盛期，是继乾隆朝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戏剧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京剧的流行。

　　咸丰帝后一改乃父道光帝的淡泊传统，喜爱皮簧。同光年间，该戏种发展达于高潮，人才辈出，花团锦簇。余三胜、张二奎、程长庚被誉为“京剧老三杰”，尤其是程长庚，舞台生涯最久，集诸腔诸派之长，堪称京剧的开基大师。

　　

　　后起之秀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等人长期“供奉内廷”。太后乐此不疲，王公如醉如痴，百姓喜闻乐见，使之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剧在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各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京化”特色，外埠观众称之为“京戏”。此外，其他戏种也有长足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雅而趋俗。

　　19世纪末，“小说革命”兴起。当时所谓的“小说”，一般都包括“戏曲"，因此，人们开始重视戏曲在社会启蒙方面的作用。

　　光绪三十年（1904 年），柳亚子、陈去病创办了戏剧刊物半月刊《二十世纪大舞台》。陈去病发表了署名佩忍的《论戏剧之有益》一文，肯定了戏剧在宣传革命方面的作用：“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他号召青年人投身戏剧。

　　

　　在社会变革大气候的影响下，晚清戏剧开始发生变化，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一，开始改变“大团圆”的模式和喜剧的风格，出现了一些揭示民族危难，号召人们奋起救国的剧目，如《警黄钟》等。

　　中外亡国的史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事纷纷成为戏剧的题材。著名戏剧实践家汪笑依改编、整理了多种剧本，借古讽今，隐刺朝政，先后演出京剧《波兰亡国惨》、《瓜种兰因》、《桃花扇》、《长乐老》、《缕金箱》等新戏。

　　其二，一些新观念开始在戏剧中有所体现，如宣传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禁缠足等。

　　其三，出现了“新剧”，或称“文明戏”的话剧。光绪三十二年冬（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成立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全用口语对话。这种话剧形式深受群众欢迎，后来转入国内演出，剧目多反映社会现实，宣传革命思想，屡遭清朝地方当局禁演。

　　

　　其四，艺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人们开始改变视演艺为贱业的观念。

　　在音乐方面，晚清传教士带来了西洋乐器和教会音乐。从戊戌变法开始，有识之士提倡近代音乐。康有为的教育方案中，小学课程就有“歌乐”一门，此后，音乐在精神教育方面的作用日益为人肯定，留学生在音乐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沈心工等人在日本成立音乐讲习会，三十一年，李叔同在日本创办中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寄回国内发行。当时，五线谱、西洋乐理、主要乐器等都被介绍到中国。西洋音乐主要在学校中流行，很多学校设立了音乐课，所唱歌曲多采用欧美或日本曲调填入新词，歌词多奋发向上。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在巴黎放映了电影短片，这是世界电影的诞生日。次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页。从此，电影迅速在上海、北京流行开来。那时放映的影片多为英、法、美、德等国的风光片和娱乐片。

　　中国人自己尝试着拍摄电影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年秋，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用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拍摄了谭鑫培表演的《定军山》的几个场面。此后，又拍摄了《长坂》、《青石山》、《艳阳楼》等剧目的片断。因系无声电影，故只拍舞蹈打斗场面。制成后将其运往南方放映，观众十分喜爱，观看场面盛况空前。

　　

　　从宣统年间开始，有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影戏公司，陆续拍出风光片、纪录片等。宣统三年（1911年）冬，杂技艺术家朱连奎与美利公司合拍了纪录片《武汉战争》，记录了武昌起义新军占领汉口、汉阳的战斗。意大利侨民阿·劳罗拍摄了《强行剪辫》，记录了辛亥革命中移风易俗的事情。

　　同时，故事影片的拍摄也在进行。1913年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推出了我国第一部故事影片——《难夫难妻》，该片反映了买卖婚姻的不幸。总之，晚清时期的电影最初是作为“新奇玩艺”输入的，但在其成长过程中也迎合着社会进步的潮流，并且，很快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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