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土城之战：红军长征中的艰险境地，朱德竟也要亲往一线指挥

　　1935年，红军长征中的一次战斗，朱德决定到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

　　“大家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了，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毛泽东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并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夹道为他壮行。

　　朱德

　　想想这场面，是何等的悲壮！大家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一次战斗， 竟然需要中革军委主席亲自到一线指挥战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

　　蒋介石纠集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逼进，企图围剿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蒋介石

　　相比之下，中央红军则弱小得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湘江血战等艰苦战斗之后，只剩下3万多人。

　　为粉碎国民党围歼计划会议决定，在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我军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并在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要想实现北渡长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必须控制长江支流赤水河中游地区的两个战略要地——土城、赤水城。

　　如今，能否取得在土城和赤水的军事胜利，关乎红军入川北渡战略计划的实现。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以红3军团为左路大军，红1军团为右路大军，中央纵队（红9军团、红5军团）、军委纵队为中路大军向北挺进，准备经过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入四川。

　　在得知红军欲向黔北、川南进发后，刘湘调集12个旅40个团布防在长江北岸，严防红军渡江入川。同时还下令郭勋祺、潘佐部由綦江南下，开赴川黔边界参战，跟踪追击北上渡江的中央红军。

　　郭勋祺

　　1月24日，林彪的红1军团进抵土城，黔军刘翰吾部未作抵抗、闻风而逃，红1军团占领士城以后，继续向赤水城挺进。

　　1月25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到达习水县城，此时郭勋祺旅距离红军仅1天路程。在向土城行军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发现土城以东青杠坡至杨柳庄一线山高谷深、地势险峻。

　　同时，得到情报，尾随红军的郭勋祺部只有约4个团兵力，毛泽东便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在此对郭部进行围歼，以减轻敌围堵压力。

　　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中革军委决定在距土城3公里外的青杠坡集中红3、红5军团兵力，歼灭川军郭勋祺部。

　　28日早晨，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红3、红5军团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

　　彭德怀

　　为了争夺青杠坡等制高点，经过3个多小时浴血奋战，红军突破敌阵地，迫使其预备队投入战斗，但敌之主力仍与我军对峙不下，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

　　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实为6个团万余人，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发现情报错误后，毛泽东急令红1军团2师火速返回增援。然而，在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前，敌军反攻更加凶猛，我方阵地一度被攻破，敌甚至突进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红军阵地后面就是赤水河，如果顶不住敌人攻势，红军将面临背水一战的更为不利局面。

　　紧急关头，毛泽东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急赴前线。干部团临危受命，一阵猛打猛冲，敌人顿时失了神，进攻势头被暂时遏制住；同时，朱德来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顶住了敌军的一次次冲锋。

　　陈赓

　　待到返回增援的红2师赶到之后，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之下，敌受重创，只能退却固守。然而，敌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赶来，红军面临的压力还在不断增大。

　　当天晚上，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紧急召开会议，认为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保存实力。

　　29日凌晨开始，全军丢掉多余的枪支以及大炮、印刷机等笨重物品，兵分三路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的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这也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

　　后来几十天里，按照毛泽东意图，中央红军又完成的二渡、三渡和四渡赤水，终于扭转被动局面，赢得了战略主动。

　　毛泽东

　　土城之战虽然没有实现红军的战略意图，但是在进攻受挫之后，及时调整战略，改变进攻方向，从而有了“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因此，土城之战常常被看作红军作战思想的重大转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在实践中的最终确立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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