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在某一时刻掌控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终结了它们的统治呢？

　　文|温书谈史

　　编辑|温书谈史

　　前言

　　2011年3月，全世界的生产线都陷入混乱。从汽车到电子产品，各行各业的制造商突然发现，由于缺少一个或多个关键部件，它们被迫停产。

　　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

　　原因很简单，地震加上海啸冲击了日本主要岛屿本州岛的东北海岸。人们知道灾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破坏，但很难一下子了解它为什么会对生产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最近的大城市是仙台，逃过一劫，几乎毫无损伤。在全世界电视和网络上吸引大部分观众的可怕情景是小渔港遭到的破坏，而不是日本经济的崩溃。

　　

　　日本海啸

　　日本工业基地的核心远在数百英里以外。实际上，只有少数几家工厂被“3·11”事件（日本人对这次灾难的称呼）摧毁。但结果是，这些工厂生产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很难从其他地方采购。

　　当年涉及日本制造商的供应链中断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地震结束大约4个月后，泰国遭遇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灾。因为缺乏主要零部件，全世界的生产线再次停止。原来，这些零部件主要由在泰国的日本工厂或日资工厂生产，而这些工厂已被洪水摧毁。

　　

　　泰国洪灾

　　两场灾难接踵而至，迫使采购代理和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讨论中被许多人忽视的一些东西：日本企业在一系列关键的上游零部件和材料的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似乎与人们广为接受的关于日本商业的故事有些矛盾。

　　商业的发展

　　故事大概如下面所述：日本企业曾在某一时刻掌控世界，但几件事情的发生终结了它们的统治。泡沫经济的内爆削弱了日本出口的龙头企业。韩国与中国等国家开始用日本的游戏规则打击日本。

　　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商业领域实施的高价美元/高利率政策，催生了美国新一代的IT行业领军企业，这些企业现在遥遥领先于“日本股份有限公司”。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制造”、“分销”和“服务”之间的差别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消失。苹果和亚马逊等新兴企业通过提供复杂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打破了传统的分类模式，从而不断壮大。

　　

　　苹果和亚马逊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最成功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向消费者提供直至产品上市他们才会产生需求的东西。通常，这些“产品”不是像电视机或汽车那样的单一产品，日本公司很容易对其进行解构和再设计，然后以比国外竞争对手更高的质量和更低的价格销售。

　　它们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混合体，比如iPod或Kindle平板电脑。甚至在电子游戏这个领域，最初是世嘉、任天堂、索尼等日本企业拔得头筹，它们把软件和硬件整合，制造热门产品营销全球。但现在日本人已经逐渐被国外对手超越，后者可以将游戏接入更大的硬件/软件/媒体组合。

　　

　　索尼

　　日本体系中曾促其强盛的那些因素——忠诚与“终身”雇用、“共识”管理与“事前沟通”（根回し，即“为了使正式决定通过而提前跟每个人进行沟通”），以及保护企业免受短期赢利压力的循环贷款，现在可能正变成负担。

　　不过，2011年的自然灾害说出了关于日本商业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改革，并随着对赢利能力的新重视而展开。这个故事的特色不只是定价权和横跨一连串行业的准垄断能力，也包括在中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美国建立大型海外工业平台，这些平台最终由位于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的公司总部控制。

　　

　　日本东京

　　如果我们进一步详细检视，会发现两个故事都是正确的。像索尼这样曾经让世界眼花缭乱的公司，如今在没有任何明确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艰难前行。这家曾经发明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公司在这个行业已经失去战斗力。日立、富士通、日本电气公司等大型电子集团公司，已经被韩国巨人三星赶超，望尘莫及。丰田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其经营之艰难也是数年前无法想象的。大多数人想到“日本企业”时，出现在脑海的多半还是上述公司的名字。

　　

　　丰田

　　但在今天的日本，利润最高的企业已经不是这些制造商。如果以营业利润率衡量，现在产生最大利润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在它们的经营范围以外，这些公司鲜为人知。它们很多是处理上游零部件或材料，是终端用户多半看不见的。它们在相关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并在全球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同时，它们拥有定价权。

　　在21世纪的头十年，日本最赚钱的公司是基恩士，它制造传感器、条形码阅读器、数字显微镜，还有各种高精度的测量设备。第二个最赚钱的非医药公司是机器人制造商发那科，它擅长自动化系统。第三名是广濑电机集团，生产各种类型的连接器，应用于打印机、复印机和平板显示器等。第四名和第五名分别是太平洋金属和佑能工具，前者是日本最大的镍铁生产商，后者的专长则是生产钻头、钻挖相关的设备，以及用于生产高质量导螺杆的精密卷板机。

　　

　　基恩士

　　上述公司鲜为人知，但在许多工业领域造就了日本的优势地位。举例来说，在电子行业的精细化学品生产中，日本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合计超过70%，碳纤维领域是65%。撬开一部苹果手机，你不会发现很多零部件上有日本字样。这个有名的小玩意由美国设计，在中国制造，里面塞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零部件，但30%以上的附加值来自日本公司。

　　为什么？因为它们提供制造上述零部件所需要的关键材料和资本设备。在新型波音梦幻客机的附加值中，日本企业所占的比例与之相似。波音与空中客车的竞争常常被描绘为欧洲公司与美国公司之争，但如果把制造与增值分开分析，更准确的描绘也许是法德技术专家和美日技术专家体制间的碰撞。

　　

　　波音梦幻客机

　　日本的“隐形冠军企业”（Hidden Champion）主要是制造商，这绝非偶然。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财务省发现自己无法阻止一波又一波的破产，因此被迫重组其金融体系。但制造商受到了保护，即便在崇光百货等服务业的老牌企业获得财务援助时。正如一项研究指出的，“从本质上讲，不可能让拥有精英人脉的制造商破产”。研发支出照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位居世界前列。

　　制造业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这种想法常常被正统的经济学家蔑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世纪前“福特主义”思想的遗留。福特主义主张浓烟滚滚的大型工厂才是经济实力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比训练有素的人提供的复杂服务更有价值。然而，这些经济学家通常也拥护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不要理会其他国家在做什么），并认为这才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合适指南。

　　

　　福特主义

　　但是，众多日本公司擅长的精密制造正是日本的比较优势所在——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承认，比较优势并非简单地来自可量化的要素投入，而是来自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对细节的狂热关注，对外观和精良设计的强调，以及耐心、社会凝聚力和团队合作——这一切源于日本文化、历史和社会的传承。

　　不可否认，“日本制造”曾经意味着廉价和劣质。但即使在占领结束之前，日本战后工业政策的设计者们也明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们求助于爱德华兹·戴明的著作。戴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统计学家，于1947年到日本协助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计划人口普查。戴明主张生产的每个步骤都要重视质量，而质量需要通过统计过程控制来达到。

　　

　　爱德华兹·戴明

　　对于日本的经营者和工程师来说，这个信息犹如大旱中的及时雨，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被占领官员逼迫大量生产廉价的劣质产品。戴明的方法受到热烈拥护，以至于日本商界将质量改进的最高奖命名为戴明奖。质量革命在日本如此完全和彻底，以至于“日本制造”成了最高标准的同义词。这源于日本经济当局有意识地制定和执行决策。但质量革命也动员了日本最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为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服务。

　　今天，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也许使日本某些最知名的大企业前景暗淡，但该国在很多上游零部件和材料领域持续处于领先地位，这显示出质量革命的深远影响。随着工业化深入日本的邻国（最重要的是中国），从经济层面讲，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并在更专业的领域发挥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优势是合理的。在“奇迹”年代锤炼出来的制造能力推动了这个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被“著名”日本公司在迎合终端消费者过程中的煎熬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