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一代的西方女性职业画家:她们面对的禁区与荡气回肠的人生

栏目:成人教育  时间:202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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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消息称,自2022年末,我国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自1961年以来中国人口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其原因之一,恐在于对孩子的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大家都望娃生畏。

  对于当今我们的社会来说,养育二胎都显得亚历山大,而在近五个世纪前,意大利一位名叫拉维尼娅·丰塔纳的女画家,居然凭借自己的画笔,养育了11个孩子,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而这,仅仅是她的副业。

  题图:拉维尼娅·丰塔纳 罗马马塞利斯家族的夫人与六位孩子 1604—1614年

  她并不是第一位留名画史的女性,在她之前和之后的另外几位意大利女性,也各自演绎了自己精彩、抗争、不屈的艺术人生,这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丰富了从样式主义到巴洛克兴起之间的这段美术史。

  他们像是森林中三只不安分的小鹿,活泼、好动、调皮、快乐——看惯了各位大师所作的场面宏大祭坛画以及为各类大人物留下的一本正经的肖像,这三个鬼马小精灵,不禁让人会心一笑。

  棕绿色的背景前,三位小朋友和一只小狗,像是在照相馆师傅的指挥下,正在镜头前摆着造型。他们的年龄、姿态、眼神、嘴角调皮的笑容各不相同,似乎一旦按下快门后,他们就会立即跑开,迫不及待地继续投入另一场游戏中。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 三个小孩和狗 1580年 私人搜藏

  为我们留下这三个生动小精灵的画家,就是上回为您介绍的“首位留名西方画史的职业女画家”——出生于文艺复兴后期的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1532—1625年)。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虽然幸运地获得了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家族菲利普二世的赏识,但她这类为源自真实家庭生活的普通人物所作的肖像,更能体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对生活特有细腻的观察与体味。

  我们可以将她在1560年为少年时期的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意大利语:Alessandro Farnese1545—1592年)的画像作番比较,画作中这位15岁的少年,身穿笔挺的、极为奢华的金色外套,白色貂毛衬里、佩剑和皮手套,无一不显示出他尊贵的身份。

  但这少年的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沉重和焦虑,作为帕尔玛宫廷的王子,他想必是已经见惯各类权力的争斗,华丽的衣饰并不能掩饰他的忧心忡忡。

  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肖像 1560年 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都柏林

  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肖像 局部

  这位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将在1586年继承其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三任帕尔玛公爵,他也曾出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尼德兰总督,卖力地镇压过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请记着他所代表的家族——法尔内塞,这个家族自保罗三世时期(1534——1549年在位)开始登上欧洲权力舞台的中央。

  他们与提香、朱利奥·克洛维奥、埃尔·格列柯等等艺术家都有过密切关系(详见提香部分以及第一百零五篇文章《法尔内塞家族豪取帕尔玛鸡犬升天,青年格列柯南下罗马大放厥词》),而且,在即将出场的卡拉奇兄弟们的故事中,还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艺术赞助人。

  提香《拉努乔·法尔內塞》肖像,1542年

  相比同时代所有热爱艺术的女性,安圭索拉要幸运很多,但就其自身绘画的职业来说,依然存在很多的制约与羁绊。这其中最难逾越的鸿沟,便是对人体的探究和表现,而这方面对于女性来说一直都是禁区。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艺术家开始将艺术创作与科学发现相结合,在透视、素描关系、色彩之外,一个出色肖像画家必须对人体结构和解剖知识有深刻的研究。这不像中国绘画,往往将人体隐藏在宽厚的长袍中。

  他们认为,如果要描绘自己的身体,首先必须知道皮肤之下的躯体到底长成什么样的。在此前的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等人,为了更准确的描绘人体,只能偷偷地进行尸体解剖。

  还记得此前在第一百三十三篇文章中,我对小荷尔拜因于1543年所作那幅《亨利八世和理发师、外科医生》作过的介绍?在当时的英格兰,亨利八世直到这一年,才授予新成立的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the Barber—Surgeons’ Company)一项殊荣:每年可以解剖四名死刑犯的尸体。

  此后到了1604年,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登基后,又颁布了一项特许状,规定“禁止屠夫、裁缝、蜡烛商或其他人对尸体进行切割、解剖和防腐处理,上述行为只能在理发师—外科医生公会管理者的批准后,方能进行”。

  在北方的荷兰,一位名叫伦勃朗的青年人,在1632年创作了这幅《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这幅画作是他应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委托所做的定制团体肖像画。

  伦勃朗的画作正反应了当时外科医生协会一年一次的公开解剖课。参加这样的解剖课,是上流社会有身份人的特权。而解剖所用的尸体,则需要提前定制,他们一般是犯罪后执行死刑的人。

  杜普教授的解剖课 伦勃朗 1632年

  杜普教授是当时有名的外科大夫,在伦勃朗完成此画后又隔了22年,他当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长。至于那具被杜普教授解剖的尸体,据人考证其生前叫做阿里斯·金特,因为盗窃罪而被判处绞刑。

  女性画家不仅没有办法参与对人体解剖的研究,同时也不能像男性画家那样,在画面中绘制裸体形象。

  于是,我们便可以理解,在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留下的50多幅画作中,没有大型的历史题材和宗教祭坛画,绝大部分是肖像画,而其中的模特除了西班牙宫廷的雇主之外,更多的是自画像以及自己家庭成员的肖像画。

  而她对绘画史最重要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她为人物注入自己特有的细腻情感,用带有样式主义风格的构图,表达他们轻松自然的世俗生活。

  实际上,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被赋予“首位留名西方画史的职业女画家”的标签,依然值得商榷,与她同时代的女性画家还有不少,只不过她们的名气没有安圭索拉那么大。

  比如,在佛罗伦萨就有一位名叫索尔.普劳提拉.内莉的修女(Sister Suor Plautilla Nelli 1524—1588年),她比安圭索拉年长八岁。

  普劳提拉.内莉是佛罗伦萨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她的画技基本算是自学成才,在自学过程中受到了一位名叫弗拉.巴托洛买(Fra Bartolomeo 1472—1517年)的前辈影响。

  这位巴托洛买属于文艺复兴盛期老米那一代,而与米开朗基罗不同的是,这位巴托洛买在宗教思想上深受萨伏纳罗拉的影响,而且为这位宗教狂热分子留下了以下这幅著名的肖像。

  弗拉.巴托洛买所作的萨夫纳罗拉肖像

  内莉与巴托洛买一样,加入了多米尼克(另译为多明我会)修会,其中的女修会中规定,修女们不准接触社会,只能在修院内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内心反省的宗教生活。

  据说内莉在修道院中,研习观看了巴托洛买留下的画作,从而掌握了绘画的技法,她的画作逐渐获得佛罗伦萨人的喜爱。以下这幅《最后的晚餐》就是她留下的已知唯一的一幅签名作品。这应是那个时代,首次由一位女性创作的大型祭坛画。

  作品尺幅很大,有7米宽,纵为2米,如今保存于圣玛利亚诺维拉大教堂(Basilica of Santa Maria Novella)博物馆。大家可横过手机欣赏。

  《最后的晚餐》 普劳提拉.内莉修女 1560年代

  在幸运的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和虔诚的修女普劳提拉.内莉之后,样式主义盛行的时代,西方艺术史上第二位获得画名的女画家登上了舞台,她便是博洛尼亚的老法师丰塔纳的女儿——拉维尼娅·丰塔纳(lavinia fontana,1552—1614年)。

  拉维尼娅·丰塔纳的自画像 1579年

  拉维尼娅·丰塔纳比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晚出生30年,她虽然不是贵族出生,但也不用像安圭索拉姐妹们那样,到社会上去抛头露面拜师学艺,因为她的父亲就是一位知名的画家,而且还在博洛尼亚开办了艺术学校。

  继承家学的拉维尼娅·丰塔纳,其成功有赖于当时社会上对肖像画的强劲需求。在她的成长年代,正是罗马为了应对信仰分裂而召开特兰特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期间,这场会议从1545年开始,持续了18年,经历了四任教皇,直到1563年才结束。

  特兰特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革除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以回应新教对天主教会体制的批判。其举措之一是开始强调家庭价值观,因此在天主教地区,对家族成员的肖像画需求开始增加。

  拉维尼娅·丰塔纳早年的作品,大多是为博洛尼亚为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画肖像,由此获得了声名。而且还凭借绘画养活了自己的丈夫和11个小孩!

  拉维尼娅于1577年嫁给了吉安·保罗·扎皮(Gian Paolo Zappi),这位扎皮一看自己技不如妻,于是主动承担起家庭内务,并且兼任她经纪人的角色。

  对于当今我们的社会来说,养育二胎都显得亚历山大,而在近五个世纪前,这位拉维尼娅·丰塔纳凭借自己的画笔,居然能够养育11个孩子,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拉维尼娅早期的众多肖像画订单中,包括为她的老乡、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1572年5月13日—1585年4月10日在位)所作的以下这幅肖像。

  拉维尼娅·丰塔纳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肖像 私人收藏 1585年4月之前

  这幅肖像被认为是在格里高利十三世去世之前,也就是1585年4月前所绘。

  格里高利原名乌戈·邦科姆帕格尼(Ugo Boncompagni),出生于博洛尼亚。如今这里的邦科姆帕格尼宫(Palazzo Boncompagni),就是他家族的府邸。

  在他登基后三个多月,来自美第奇家族的法兰西摄政王太后、凯瑟琳等人主导了巴黎的一场血腥事件,即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缪节夜间针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屠杀。(详情可参阅第八十八篇文章《法兰西进入深水区:瓦卢瓦王朝联姻美第奇,凯瑟琳导演巴黎大屠杀》)

  而当消息传到罗马后,这位格里高利在罗马大唱《赞美颂》以示庆祝,这一举动一直遭受到谴责,也奠定了他坚定的反宗教改革旗手的形象。他对于历史有一项重要的共享,就是将此前普遍采用的儒略历,改为格里高利历,这种纪年方式延续至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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