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逸才”民国杨度，微言大义书挽联（一）

　　对杨度的评价褒贬不一，长期以来被冷落和忽略，一直戴着“帝制余孽”帽子。当后来人们知道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我党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一生留下许多诗词歌赋、书法和佛学等方面著述，集结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度集》、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杨度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杨度墨迹诗文选》等，代表作品有《君宪救国论》《湖南少年歌》等。

　　

　　杨度

　　求学之旅

　　自幼聪慧过人，有过目不忘之术，视为神童。

　　1892年（光绪十八年），杨度考取秀才。

　　1893年（光绪十九年），顺天府乡试举人。

　　1894年，会试落第。但会试期间，恰逢康梁“公车上书”，附和参与，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杨度为民国名人，人脉广阔，涉及各个派别，就连上海青派头目杜月笙都对他礼遇有加，送楼房与他住。

　　

　　杨度书法

　　1895年，湖南名儒王闿运亲自到他家，招杨度为学生，传授帝王之术，这对杨度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王闿运何许人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曾任肃顺家庭教师，曾国藩幕府。他曾经游说湘军统帅曾国藩自立称帝，曾国藩默而不答，用茶水写了满满一桌子“狂妄”予以回应。

　　王阊运对自己的“帝王之学”，颇有自信，坚持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体。藉此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

　　王闿运认为，高深的帝王之学只有聪明绝伦的杨度能继承，视其为衣钵传人，倾己所有尽心传授。

　　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进入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第二年回国，在王闿运的介绍下认识了清朝大臣张之洞，并得到赏识。

　　

　　1903年，发表了《湖南少年歌》。此文为杨度流亡日本时所作，是对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呼应。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万恶罪行，颂扬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精神，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人乐道。

　　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后介绍孙中山与黄兴认识。

　　孙中山病逝后，杨度写挽联：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寥寥几字，精妙至极，真实的感言，怀念逝者，叹如今国家满目疮痍，我既哭苍生亦哭君！

　　此外，还有他写于其他人的很多挽联，堪称民国文坛一绝。

　　1906年，杨度与梁启超代五大臣撰写考察各国宪政文，成为清廷的“宪政专家”。

　　跟随晚清

　　深谙帝王之术的杨度，想着寻找“明君正主”，用自己所学的帝王之术来辅佐他，成就一番大业，先是混迹于晚清政府，后来辅助袁世凯称帝。

　　1907年，杨度留学日本，受其君主立宪的影响，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并担任总编辑，发表《金铁主义说》，大肆宣扬君主立宪，主张建政党、开国会、行宪政。后来，回到湖南后，继续从事宪政活动，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在民间舆论中为清政府立宪造势。

　　1908年4月20日，袁世凯和张之洞听联名向朝廷保荐杨度，认为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随之，清廷遂授杨度“四品京堂候补”，杨度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四品官员，在宪政编查馆任提调。

　　1911年，清政府成立所谓“皇族内阁”，杨度被任命为统计局局长。

　　辅佐袁世凯

　　杨度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潜龙”，而他本人就是“帝师”，应当尽心辅佐。

　　1915年4月，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 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为袁氏称帝推波助澜。

　　袁世凯看后大加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杨度也仿照前清臣子的做法，给袁世凯上了一道“谢恩折”。

　　同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筹安六君子”)，策划恢复帝制，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筹安会”的举措，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12月11日，杨度以全国代表大会总代表身份，撰写了第二次“推戴书”，袁世凯接受“推戴”，正式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

　　

　　作为袁世凯称帝最大的帮凶，杨度也成了万夫所指的人物，舆论称他是“袁世凯的文化走狗”，连他老家湖南的乡亲们也骂他无耻，好友纷纷宣布跟他断交。

　　此时，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袁世凯称帝闹剧匆匆谢幕，正所谓“成也帝王学，败也帝王学”。

　　据说，袁世凯临死前，在病榻之上后悔不已，感叹：“杨度误我。”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帝制时，曾邀请杨度共同参与，但被拒绝。杨度通电，“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可见，经过洪宪帝制，他也对救国之道进行了反思，以此表明放弃君主立宪的幻想，决定披发入山，修心向佛。

　　后隐居天津，研究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