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厌百回读，万卷始通神

　　文/张花氏

　　苏轼的全才全能，恰好证明他读书的成功。

　　苏轼的爷爷苏序信奉“耕读传家”，并以此教育子弟。

　　苏轼的伯父苏涣是家族中第一个凭借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庆历七年（1047年），苏涣回家丁忧，向苏轼兄弟介绍自己的读书、作文方法：“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苏涣说自己读书、作文，有明确的任务和完成量，不完成不罢休，持之以恒的努力，确实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苏涣说，你们的才能比不上别人，就姑且学我，这样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苏轼父亲苏洵的读书经历，对人们的启发更为巨大。

　　一开始，苏洵好像是以调皮捣蛋、不爱读书、荒废青春的典型人物出现的。《三字经》里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蹉跎岁月直到二十七岁（苏洵自谓二十五岁），反面典型终于得以扭转。苏洵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读书成功的典型。

　　影响苏洵的，除了哥哥苏涣，还有眉山的风气。苏洵说，他的一个亲戚石昌言考中进士，他与一群小孩子在石昌言的身边玩，石昌言的成功，使得苏洵开始感觉到读书的重要性了。

　　数次科举考试失败，并不能说明读书成功与否，却改变了苏洵的读书方向。他烧掉自己以前的场屋时文，焚稿断痴情。兀然端坐，终日读书，主要是《论语》《孟子》及其他圣贤之文，一读七八年。苏洵说：“有田一百亩，足以养活父母，无衣食之忧就足够了。只要有几千卷好书可读，并亲手辑而校之，把它作为遗产传之子孙，这是最大的满足。“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他教育孩子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根据儒家规范，“治身”就是诚意、正心、修身，“治人”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读书目的论和价值观，这种观念曾以其崇高性和严肃性唤起过千百万读书人发奋用功，当然也深深地激励了苏轼兄弟，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学习动力。

　　程夫人也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苏辙饱含深情地回忆，母亲程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苏洵夫妇以读书志趣，培养子女。

　　读书读什么？当然是先贤们留下的经典。苏轼说过一句话：“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谓之经。经者，常也。君子苟常之为贵……”经典，要变成生活中经常的指导原则。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日常爱说一个词“经常”，可以从苏轼那里找到解读。

　　程夫人在辅导苏轼读《汉书》范滂的故事，是一个经典教子的桥段。它的结尾是：

　　苏轼问：“母亲，如果以后我做了范滂，您同意吗？”

　　程夫人答：“你可以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人的品德塑造，既要有好的材料，也要有好的环境，还要有好的人。

　　注重历史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养成，这是苏洵的家风。苏轼兄弟受此熏陶，“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之变”。苏辙也说，他少时以父兄为师，“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穷尽经典，更要心系天下。苏洵庆历中有两年在外游学，于庆历七年（1047）三月回到眉山，给苏轼兄弟谈到了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一场改革运动。他们呼吁革除陈弊，挽救国家危机，实行变法；而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辈则大声疾呼，倡导文学革新运动，同专权者进行斗争。专权者将改革派斥为“朋党”而加以残酷打击。于是忠义耿介之士不避刀斧，纷纷拍案而起，其中有一个国子监教授石介写了一本《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等人，该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轼急切地想要得到那本书，认识那些人。因为涉及当时政治，大人觉得苏轼小小年纪，不该过早知道。

　　苏轼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不敢知道他们；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他们呢？现在你不愿意告诉我，等我长大后也会知道呢！”

　　大人语塞，便将那本《庆历圣德诗》递给苏轼，对他说：你现在可以知道他们了。

　　读书穷万物之理，使人变成具有大智慧的人；读书能够关照现实，现实中的种种困局用历史经验来打量，也就有了种种解决的办法；并且对学问的依赖也就从中产生，觉得持之以恒不再是困难而是乐趣了。苏轼曾在一首诗中说，小的时候温习功课，连走到园子中看向日葵追逐太阳的时间都忘了。

　　苏轼读书，渐渐“奋厉有当世志”。 他后来在诗中常常动情地回忆那一段读书时的志向养成经历，说自己“早岁便怀齐物志”“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

　　《苏轼像》 （赵孟頫绘）

　　书是苏轼一生中最好、从未割舍、从未背叛过的朋友，陪着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你看他一边骑在牛背上读书：“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苏轼放牛，又有书读，牛在成都平原上吃草忘了背上有人在读书，读书的人忘了胯下还有牛在吃草。

　　读书读到一定阶段，就会特别服膺那些具有大智慧的古人。读罢《庄子》，苏轼长叹一声，说：“以往有些想法在内心有所体会，而语言又无法表达出来。现在读了《庄子》，甚合我心啊！”（“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昔吾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那个时代的聪明人好像都在读书。

　　皇帝们在读书。宋代皇帝从赳赳武夫到真宗皇帝那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宗是北宋第三个皇帝，这时已经是一个学养很好的皇帝了。他自己读书之余，劝告国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话有些糙。有一次，他与群臣会饮，突然问群臣：“唐代酒的价格怎样？”这时丁谓丁晋公回答：“唐酒每升三十钱。”皇帝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丁谓说：“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丁谓读书多，并且善于思考，所以能够答出皇帝那个冷僻的问题。

　　大臣们以读书为高。

　　欧阳修记宋绶在厕所里大声读书：“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

　　欧阳修似乎也受了影响，说读书当在“三上”，即枕上、厕所上和马上。

　　王安石骂人最重的，是一句反问句：“奈何不读书耶？”他初及第为扬州签判时，“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 这种读书，很有画面感。

　　读书有疑，比如关于尧、舜这样的远古先王的材料，这是自然的事。那么怎么对待那些疑呢？杨大年（文公）主持进士考试，都堂帘下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宋真宗听见了，真宗问：“贡举中何得多笑？”杨大年回答说：“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史料存疑就不用，这是好的治学态度，难怪真宗也要笑了。

　　张方平博闻强记，“凡书不再读”，书读过一遍之后，便不再读第二遍了。这里有一个他与苏洵的对话，谈读书。有一天，苏洵拜访张方平，张方平问苏洵：“你家公子最近在读什么书？”苏洵回答说苏轼近日正在重读《前汉》。安道曰：“文字尚看两遍乎？”苏洵回家，跟苏轼说：“这个老先生，还不知世上还有读该书读过三遍的人。”这是苏洵在说自己记忆力不够好，读《汉书》读过三遍。张方平借人《十七史》读，一个月即还，说：“已读完了。”其天资强记是很少有人能及的（出自《高斋漫录》）。其实，张方平的好记性只是个特例，对普通读书人并不具有指导的意义，苏轼后来就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说，书不是像张方平那样只读一遍，像自己那样读两遍，像自己的父亲那样读三遍，读一百遍也是可以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嘛！这是说读书的深度；在广度上，他还说过一句“读书万卷始通神”。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老年贬官到永州，一贬三年。这三年期间，他做什么呢？“公安置永州，课儿孙诵书”。亲自教育监督，常常到半夜。

　　张方平凭借其天赋，为一代名臣。但他自己反省自己的读书，与苏轼兄弟相比，还是有些问题。他在《谢苏子瞻寄乐全集序》中说：“幼知为学而不能勤，于时，山东士人若刘潜、吴颢、石延年、韦不伐、陈靖、田度、马武十数人，皆负豪杰之气，不得骋，相与纵酒为高。仆年少好奇论，与诸酒徒游，故不得笃志于学也。读书，每抽三两束换易读之，未尝依卷帙彻一部，故涉猎荒疏，艺文谬悠”。拿自己读书与苏轼一比，张方平就发现了自己的不系统读书和苏轼兄弟的系统读书之间有巨大差距。

　　围绕如何读书，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由博取约”“厚积薄发”“抄书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方法。

　　“八面受敌”法

　　苏东坡的治学方法非常值得人们效法。

　　苏东坡在晚年，曾以自己研读《汉书》为例，将治学方法总结为“八面受敌”法。

　　苏东坡说，“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

　　苏东坡在介绍完自己的“八面受敌”读书法之后连说两个“可笑”，是因为青年学子王庠来信请教参加科举考试时作文的速成“捷径”。苏东坡不仅明白告诉他“实无捷径必得之术”，而且给他讲了一些专心读书、渐进积累的方法。其中心意思是说掌握的东西多了，不论应付什么样的文章题目，都能得之心而应之手，面面都可以“受敌”。苏东坡在这里重点是讲读书方法，而用意却是总结和介绍写作经验，这是他在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诀窍之一。

　　“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一本书要读多遍；

　　“每次作一意求之”——集中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

　　再在这一基础之上统领全篇，进行综合，做到融会贯通、“事事精核”。

　　这样，既专且博，就能“八面受敌”（经得住各方面的挑战和考验），应对自如了。

　　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受到黄庭坚的推崇。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上要想纵横驰骋，就要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阅读量。黄庭坚将此法阐释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抄书法

　　《汉书》曾经是哺育苏轼的精神食粮，也是苏轼上皇帝书时引经据典的源头活水，这段时期他又重新捡拾起来，不断地识记。有一个叫朱载上的人前去拜访苏轼，就目睹了一回苏轼的读书法。

　　朱：先生刚才说正在完成一些日课，敢请教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苏轼：抄《汉书》。

　　朱不解，问：以先生高才，何用抄呢？

　　苏轼：不然，本人读《汉书》，已经抄了三次了。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

　　朱再三请教，苏轼便取《汉书》一卷交到朱手中，说：“公但说一字。”

　　朱如其言，一字甫出，苏轼便应声而出，仿佛江河万里，倒背如流。

　　朱再三试验，竟无一字错讹，惊得目瞪口呆。心想：苏子瞻天赋异禀，然“厚积薄发”不离口舌，时人狐疑，今观其每日课《汉书》不辍，信哉！中人之资者岂不愧杀乎？

　　笔者读到这里，不由得手痒，于是续了下面的对话。

　　朱又问：“《汉书》须得如此精熟乎？”

　　苏轼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朱载上把苏轼的这种读书法作为秘诀教给了儿子朱新仲，儿子又教给了孙子朱格。这个故事在《容斋诗话》等书中有记载。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抄书法、背书法、“八面受敌”法，这些方法都是苏东坡“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手段。

　　苏轼在凤翔府为官时，凤翔府法曹参军张琥（后更名璪）向他请教读书的方法，苏轼是个真诚的人，便说了下面的话。从中可以看出，“八面受敌”读书法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说：“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张琥回京师前，苏轼再一次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只有这样，才能有大的成就，并委托他一定要把这一观点带给京师的苏辙。

　　这段话借古人说事，里面蕴含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哲理：那些古代的伟人们，并不比我们聪明，只是态度端正，勤奋努力，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最终取得了大的成就。我们就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态度：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这八个字，既是学习方法，也是学习态度。其核心是什么？勤奋。没有勤奋，就没有博观约取，也就没有厚积薄发。

　　苏东坡认为必须要有知识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这是对“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准确注解。

　　“积”之厚，要达到“久屈（难伸）”“至足”“既溢”和“持满”的程度，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苏东坡认为古人高过今人之处，就在于注重长期积累，不轻用其能，必待培养成就之而后用。

　　苏东坡不过是借古人说事而已。学问、才识蓄养充分之后，“发”才有力，“发”才充沛（如至足之量、既溢之水）。创造力也是如此，倘若没有长期深厚的积累，则创作的东西，一无力度，二无深度，难以成为传世之作。

　　与“厚积”相对应的是“薄发”，一“厚”一“薄”。苏东坡特别强调学习积累与创作产出的关系：学习积累不厌其厚，创作产出不嫌其薄。告诫人们不要在创作上追求数量而不重质量，因为数量过多，必然会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只有在不得不发的情况下写出的东西，感情才充沛真挚，内容才具体实在，才能成为好作品。仓促成章，游戏文字，或者为写作而写作，只能留下遗憾。

　　在惠州，苏东坡再提“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答张嘉父》云：“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

　　苏东坡就是一个“厚积”的榜样。《行营杂录》记宋神宗有一次与臣僚论人才，认为苏东坡在学习上的勤奋，在历代文人中是很突出的。他一生不管做什么官，处于什么样的人生境地，每天晚上必读书，且必到三更方止，始终坚持不懈。这是具有超常毅力的人才能做到的。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八个字，可以作为读书法，亦可作为创作法，还可作为思考法，更可作为创新法。这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广泛的准备，集中的爆发。这是苏东坡关于创造力的真理性表述。

　　苏轼作为善于读书的人，总是会与一些读书的画面不期而遇。

　　他在前往杭州做通判路过陈州，看到陈州州学教授的弟弟读书：像山一样高的弟弟必须站在像小船一样狭窄的屋子里，不得不低着头读书，一不留神，头就撞上屋梁了，“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条件艰苦，能奈真正的读书人何？苏轼眼中还看到了沉静、达观、快乐的弟弟。

　　苏轼贬谪黄州时，遇见故人陈季常。在苏轼眼中，陈季常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先做游侠，骑马射箭，英武非常；后“折节读书”，不知疲倦；再后来抛却浮华，与世隔绝，妻子奴婢自得从容。苏轼谪黄州，三次前往陈季常处做客，足见苏轼对陈季常的看重。陈季常则七次去黄州苏轼处做客，“至黄，季常数从之（苏轼）游”。他在学问上是苏轼的学生，但他在精神上给苏轼的支持是无人可代的。苏轼在黄州，还向陈季常借过《易》书，用于《东坡易传》的撰写。

　　苏轼在黄州，爱去老乡王齐愈兄弟家。他们家的一万册藏书更是解决了苏轼的读书问题。

　　苏东坡曾经在送侄子千乘、千能还乡时写过这样一首诗，谈人生与求富贵的关系，他以喝酒作比，可谓越是真理性的东西越深入浅出。这首诗对今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依然有说服力。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

　　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绍圣四年（1097）夏，苏东坡于贬琼途中在雷州与苏辙相见。苏东坡时患痔疾，强忍疼痛，仍一再询问侄子有无作诗，技巧如何。

　　到海南后，更是经常督促幼子苏过读书作文。当他看见“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时，十分高兴。

　　苏东坡对身处内地的侄孙的学习也关怀备至。他在儋州写过一封家书，篇幅不长，但足见其在家庭教育上的苦心。

　　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恐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书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海外亦粗有书籍，六郎亦不废学，虽不解对义，然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二郎、五郎见说亦长进，曾见他文字否？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

　　从这封家书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家教有两点：一是“严”，这种“严”，不是摆起长辈架势，板起脸孔训斥，而是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即不管自己处境如何，仍不忘关心和督促侄孙向学；二是“细”，即善于引导，读什么书，怎样读，如何读用结合，讲求实效，都提出具体建议，并注意检查。“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这是苏洵“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的治学精神的体现，说明苏东坡继承了前辈的家教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一次，一位弟子向苏东坡请教：如何才能让创造力“泉源涌地，不择地而出”？

　　苏东坡回答：“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不可避免地，又回到“厚积”上来。“厚积”是一种笨办法，却能“通神”。为了进一步讲清道理，苏东坡拿起笔，在桌上写了一个字，弟子定睛一看，乃一“钱”字，大惑不解，忙问其故。

　　苏东坡说，就拿作文来说，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想要拿来为我所用，怎么办呢？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叫做“钱”。有钱，那么百物都可以为我所用。作文中的想象如此，创新也是如此，如果先有一个主题（“意”），那么经史典籍都可以为我所用。

　　摘自《是父是子：三苏家风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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