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矿工的父亲

　　我对矿工有一种天然亲近感，因为父亲做过20年矿工。1975年10月，生产队组织完秋收后，正在抢种冬小麦，29岁的父亲跟着一群青壮年男社员在忙着担大粪。走在田埂的时候，他隐约觉得田边的大路上有人一直在看自己，回到大路上发现是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父亲问他是否有事找自己，这才知道对方是村旁丁家山锑矿队的副矿长，名叫陈伦先，偶尔从村子旁边经过，已注意到父亲好几次了。

　　陈伦先问父亲愿不愿意去锑矿队给工人做饭？由于曾祖父、祖父都是厨师，厨艺远近闻名，父亲的厨艺当然也不差。显然，陈伦先副矿长事先是作了一些了解的。父亲沉思了一下，回答说愿意。于是陈伦先找到生产队长，生产队长说父亲是壮劳力，去矿山做饭就少一人干农活，作为农民每天的工分不能少，需要交钱顶替，否则生产队分粮的时候就没有资格。当时的工分是每天3毛钱，父亲去矿山做饭，就需要一个月给生产队交9块钱的工分钱，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锑矿队最后与生产队达成的协议是，每个月给父亲工资11块钱，其中9块钱交给生产队，余下2块钱父亲自己留用。

　　父亲后来说，虽然自己能留下的工资很少，但总比一分钱没有强。于是他就走上了为矿山40多名矿工做饭的道路，一日三餐，担水砍柴、淘米洗菜，虽然起早摸黑很辛苦，但父亲的心情轻松明亮了不少。转眼间三年过去了，父亲的工资也从11块钱涨到了13块钱，不仅还清了祖父欠人的旧账，偶尔也能为子女添一两件新衣裳。父亲说那时候的生活穷困、窘迫之余，还有着一点希望和快乐。

　　变化发生在1978年冬天。那天工人们吃过午饭后，父亲洗完了锅碗瓢盆，去岭下水井担水。回到厂区时，发现40多岁的徐家财矿长在院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父亲上前问有什么可以帮他的没有？徐矿长却问父亲是否识字？在得知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高中生时，徐矿长一下跟捡到宝了似的，拉着父亲到了他的办公室。原来徐矿长第二天一早要去县里开会，汇报矿山的有关设备和生产情况，正在发愁汇报稿的事情。听了徐矿长的相关情况介绍后，父亲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汇报稿。徐矿长看后大为赞赏，说人才难得，就别在食堂做饭了，以后就下矿井当工人，有需要写稿子的时候就在厂部写稿子。这样，父亲就成为了锑矿队的合同制工人。

　　父亲后来多次说徐家财矿长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徐矿长是转业军官，高大魁梧，16岁参军，在部队时任过骑兵营营长，军人生涯中多次荣立战功，为人正直勇敢，做事雷厉风行。徐矿长很欣赏父亲的文笔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过了两年，徐矿长调回县城，父亲还多次在出差路过县城时去看望他。我对徐矿长的了解，也只有童年时的模糊印象，和上大学后父亲在几次闲谈中讲述到的内容。1997年下半年，我调到山阳中学工作，年底父亲到县城帮我带孩子。一个周末晚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跟我说，下午他在去城里办事的路上遇到了徐矿长，两人有六七年没见过面了，站在路边一口气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到北京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父亲告诉我，年前他在去县城二姐家的路上又遇到了徐矿长，徐矿长已经80多岁了，还骑着自行车，身体硬朗得很，他们俩在一起聊了好几次，不仅聊到了以前在锑矿队的往事，还谈到了如今子女孙辈的情况。往事如烟，两人都认为如今的社会发展得真快真好，只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些。

　　父亲很珍惜自己的合同制工人身份，无论是挖掘进、搞爆破还是运矿石，父亲都冲在最前面，加之父亲为人友善温和，很快就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所负责带领的那组工人在三班倒的轮班制中不断创造出产量奇迹，多次受到矿上领导的表扬。在此期间，由于母亲生病，二姐上小学兼顾家里，大姐住校上初中，针对我刚上学就出现的逃学和学习不用心现象，父亲在当年初冬两次于清晨带我到矿井跟前，看他们是在怎样简陋艰辛的条件下挖矿的：一个架在矿洞上的大辘轳，一大卷粗麻绳，一个供工人站着垂直进出矿洞的大柳条筐，十几件钢钎、八磅锤、铁镐、铁锨，外加两台架子车和五六个提矿渣用的藤条筐，就是他们小组的全部生产工具。我坐在矿井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默默地看着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在初冬的冷冽中是如何挥汗如雨的，一筐筐矿石和矿渣是如何被他们忙碌而有序地运出矿井深洞的，收工前的掘进爆破是怎样紧张而准确计算和实施的等。第二次默默看完父亲他们的艰苦劳作后，我跟父亲说自己要回去上学，父亲请一名工友顺路送我下山，回到学校后，我再也没有因为读书学习的事情让父亲分心烦恼过。

　　1980年秋天，矿山的工人多了起来，除了食堂做饭需要增加人手外，后勤管理和采购的事情也多了起来，需要有人专项负责。矿上的几位领导商量了一下，认为父亲处事公道、对自己要求严格，又懂文字会财务，就安排父亲负责矿山的后勤工作。父亲于是离开矿井，开始了三年多的后勤工作。在那个商品经济刚刚开始冒芽的年代，父亲就懂得如何以最优惠的价格为矿山采购到质量最好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他和矿山的货车司机不分昼夜地奔波在县内外乃至省内外的各大厂家之间，从矿井里的掘进机械、排水设施、运输设备，到工人们的工作服、安全帽、防水靴和口罩等，为矿山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基础。在那个年代，我听到父亲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属于公家的东西，一根针都不能拿，要对得起良心，经得起考验。在此期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锑矿队的名字也改“队”为“厂”，新建了三排厂房和一些生活设施，整个厂区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4年初，由于矿山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父亲临危受命，担任了车间主任一职，负责矿山的安全生产工作。上任伊始，父亲带着技术人员，对矿山的三处矿井进行了细致的安全检查，从技术和管理上消除安全隐患，并对过去的安全制度进行了修订，要求大家按制度办事，按程序操作。父亲作为车间主任，总是与工人们一起下矿井、运矿石、搞技改、查隐患，因此工人们跟他相处得都特别愉快，一些小伙子遇到婚姻大事还经常找他出主意想办法。由于上下团结一心，加之设备到位、管理到位，矿山产量连年上升，经济效益和上缴利润持续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也有了很大改善。父亲不仅在厂里口碑日隆，在县矿业开发公司系统内也有了名气。1987年劳动节的时候，父亲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了县里领导的接见，并在全县表彰大会上作了发言。在随后的两年里，父亲又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先后受到了县里和行署领导的接见。那几年是父亲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当时他刚40岁出头，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光，不仅深得矿业开发公司领导和县领导的重视，也深得矿山工人的拥护和支持。家里至今还保留有父亲在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发言和领奖的照片，还保留有父亲受到当时领导接见和座谈的照片。父亲也以此为荣，多次自豪地给我们谈起那时候的场景和故事。

　　1990年夏天，父亲在一次深入矿井检查采矿面时意外受伤了。当他在县医院接受治疗时，矿山作为县里第一家破产售卖的地方国有小企业“吃螃蟹”了。父亲在病床上得知后很伤心，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父亲出院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去县矿业开发公司下属的桐木沟锌矿上班。到新单位后，厂里领导有意让父亲继续担任车间主任一职，但父亲提出只做普通工人。1992年春节，正在读大学的我和两个姐姐、母亲到矿山陪值班的父亲过春节，父亲带我参观了矿山，实地体验了矿工的生活。父亲说，矿工是最淳朴、最辛劳、最可爱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善待矿工、关心矿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所经受的未知与磨炼，是外人所感受不到也感受不了的。

　　此后两年，因父亲年龄接近50岁，矿山又是重体力活，厂里在征求父亲意见后，安排父亲回到了后勤岗位。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后，父亲在关心和照顾矿工生活方面想了不少办法、做了不少温暖人心的事情。父亲70岁的时候，几位当时的矿工结伴到家里看望父亲，还说起父亲当时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回忆起父亲深更半夜起床为加班晚归的他们生火做饭和泡茶的事情。

　　1995年底的时候，父亲年届五十，在矿山工作了整整20年。当时我和两个姐姐都已经参加工作。那时候县里有政策，工人可以在50岁退休，我们担心父亲常年在矿山上无人照顾，再加上父亲年轻的时候一直从事重体力劳动，膝盖和腰部都有劳损，一到阴雨天就痛得迈不开步子。在我们几位子女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有点不情愿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了家里。父亲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也曾经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而且父亲是一个富有敬业精神、执行力和组织力都很强的人，就这样退休回家多少心里有些遗憾。但看到在他的教导下，子女们一个个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父亲的内心里又是很欣慰的，觉得自己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父亲退休回家后，很快适应了田园生活，跟母亲一起忙着耕田种地，栽花种菜，养鸡养猪。随着几位孙辈相继出生和成长，父亲又在田园耕作之余，重拾起昔日代课老师的旧业，在培养孙辈的加减乘除训练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古诗吟咏中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