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诗篇，从杜甫诗歌中看唐王朝在安史之乱时的极限征兵动员

　　诗人杜甫经历整个盛唐，对于国家从强盛到衰微的剧烈变化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悟。他的不朽诗作很多都是这段时期完成的。我们感慨于诗人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当时为了平叛对于唐朝国力巨大的摧残。

　　

　　安史叛军所到之处，到处是流民

　　杜甫的石壕吏是上过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文章，从杜甫的诗句中能看到安史之乱中期唐朝政府的窘迫。本文结合史料和数据分析试图还原一下当时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期的极限征兵场景。

　　

　　唐军邺城败北，预示着唐军不可能剿灭叛军

　　杜甫虽然心系国家，但因为曾被叛军俘虏，又在之前朝堂上错误站队房琯。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年年底他已经四十八岁，鬓边白发横生。路过洛阳到陕州路上，看到了朝廷因为邺城惨败而在当地进行极限征兵的情况。

　　这里提一下当时的官员甄别政策。安史之乱前期由于叛军声势浩大，唐军节节败退。河南河北大批的官员被迫加入燕国，其中不乏朝廷重臣和勋贵。待到唐朝朝廷陆续收复两京，对俘获的降臣的处置政策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唐肃宗对归附安史政权的文臣的处置非常严厉。

　　刚收复洛阳时，唐朝严肃处理了世受国恩的勋贵重臣，处死了陈希烈等降臣三百五十余人。

　　"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于申，斩达奚询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

　　杜甫尽管没有投降叛军，但是毕竟被俘虏过，加上后来朝堂站队失误，只能接受贬谪。路上的遇见官军征兵，有感而发写下了新安吏。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新安吏”中可以看到政府需要征召没到成丁年龄的男子当兵，而“石壕吏”一篇中更是连家中已经有人为国牺牲的长者都要被征召了。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杜甫是官所以再落魄也没有被强征的危险。他以中立的视角看到由于前方邺城战败造成唐军平叛的工作受到重大打击。后方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极限征兵。

　　诗中提到的“三男邺城戍”指的就是758年的9节度使征讨邺城。唐军原来计划的安史之乱收官战结果打的一地鸡毛。

　　

　　邺城之战失败，完全剿灭叛军成了奢望

　　邺城之战失败影响有多巨大，这仗不仅打掉了唐朝一劳永逸收复河北的信心，还把几万熟练的工人，民夫丢给了叛军。天量的粮食、器械、木材、火油等都被史思明笑纳。这些人力物力是唐朝在收复洛阳后准备了半年，穷尽全国之力收集的。

　　“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通鉴》史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城久不下，上下解体。

　　按照唐军例行征兵要求。对征兵的年龄，兵员的家庭条件会分等级的。孤寡、独生子家庭家中已有人服役的情况都是不需要服役的。一般征发的都是条件尚可的家庭。

　　“……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唐文典》卷三)天宝年间则规定：“自今以后，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为成丁。”(《唐会要》卷八十五)

　　而且成丁后23岁才能服役。因为后方无丁可抽，所以杜甫的诗中“中男”顶替。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杜甫大骂“天地终无情”，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制度。因为安史之乱不平，后患更甚。杜甫一面同情人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含泪安慰、劝勉那些被迫征上前线的人民，内心非常煎熬。

　　于是未成年的男子、新婚的丈夫、已献出三个儿子的老妪、子孙已死尽的老翁、无家可归的独身汉等等广大的人民均被征去服兵役，以平定这场大叛乱。

　　征兵结构推断

　　玄宗时期，除掉隐藏的户口，当时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是接近1000万户，按照每户5人到6人估计总的可征兵的人口是5000万到5500万中的成年男性。因为士兵，皇室、勋贵、贵族庄园中租地的佃农不承担纳税，唐朝的总人口现代学者大部分认为是7000~8000万。

　　唐代不实施节育人民倾向于多子多福。人口结构我认为可以参考我们邻国印度18年的人口结构。

　　

　　唐代府兵

　　唐代之前的府兵是23岁到60岁，参考2018年印度的人口金字塔。20岁以下人口占了4成多，可征兵的23~60范围内人口也大概为4成。

　　

　　从杜甫新安吏和石壕吏两首诗文中看到，唐朝特地将征兵年龄下调了5岁。降低征兵年龄这个是最快见效的方法。从年龄结构看，当时的人口年轻主要集中在20岁以下，把征兵年龄从23降低5岁，马上能多5%的兵员。在平叛大于一切的宗旨下，下到未成年的男子上到子孙已死尽的老翁都要参与这项残酷的平叛过程中。

　　下面一节大致推断一下邺城惨败后李唐王朝账面上还有多少实力支持这场平叛战争。

　　人财两失

　　

　　新旧唐书记录的天宝14年唐朝各道的人口，河南河北户数都超过150万，一共占了全国的1/3,也是战争最激烈地区

　　这是天宝末年的北方5道的户口统计（开元年间全国改为15道，这里为了统计方便简略）当时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是接近1000万户。战争爆发前北方地区是531万户，除掉河北道还剩380万户。去掉半个河南道还有300万户，因为河南当时也有叛军活动所以唐朝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也没办法征兵。

　　

　　安史之乱，唐朝北方征兵南方征税

　　从河北到河南关中都是安史之乱官军叛军反复拉锯的地方。唐朝的征兵主要在这几个地区展开。除去人口大省河北道（大部分一直被叛军控制）。唐军征兵只能在关内、河东、部分河南、山南、陇右进行。这些地区只有陇右受影响稍小。

　　郭子仪收复东都洛阳时，由于安史叛军残酷的掠夺，宫室焚烧，百曹荒废。这种状况也普遍出现在安史乱军的其他占领区。所以战后朝廷不可能有足额兵员去征召。

　　郭子仪传：“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烟斷絶，千里蕭條。”

　　

　　叛军风头最盛时，唐朝没办法在人口稠密的河北河南征兵

　　战争到了第三年，关内、河东、河南、山南都出现了大量人口逃亡。关内人民向汉中、蜀地避难。河北、河南、山南的人民向两淮地区转移。

　　那么这几个地区关内、河东、河南、山南4个地区可征兵范围又要打一个折扣，就算5折吧。那么唐军可征兵的户数是300万户*0.5=150万户。每户5人计算是750万。按照上文提到的人口金字塔20%成年男子去征兵，最多150万人。但这150万人不可能全部被征召走，还必须保证基本的农耕、徭役人口。

　　参考苏联二战时期的极限动员，1.9亿人前后动员了1400万士兵，但那时工业化时期国家能力比农业社会强得多。作为农业社会的唐代肯定没办法做大7%的动员率。这个也要打对折按照3%总人口动员算吧吧，在北方唐王朝实际控制的750万人中最多再征22.5万的士兵。

　　这还是759年战争的第三年，后面几年双方打成烂仗。唐军在后几年的野战种又被叛军打赢了几次，兵力更加捉襟见肘。到了代宗即位时唐朝掌握的全国的纳税人口就290万户，和唐初情况差不多。

　　所以代宗继位时要姑息养奸也是形势所迫。代宗甚至再次让仆固怀恩请回纥人来平叛，最后把安史叛军的将领全部封为节度使。唐朝真的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别说22万，10万人也征不了。

　　安史之乱后的代宗广德2年：“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

　　北方地区征兵是到极限了，南方地区也不好过。为了向河洛关中输送物资粮饷。江南地区加税非常严重，到了762年浙东地区闹出了民变。江南地区造反了，袁晁在台州起义。刚登基的唐代宗赶紧派最得力的战将李光弼南下叛乱，根本顾不着北方的叛乱还没停息。因为江南的财税再完蛋，唐代宗铁定要做亡国之君。

　　

　　安史之乱最后一年，朝廷的中坚力量李光弼南下镇压浙东的农民起义

　　到了安史之乱最后一年，河北、淮西、南阳部分地区的户口赋税朝廷拿不着了，因为陇右丢了，赋税也没了。更因为吐蕃入寇，京西北地区成了边境，这一地区采用边区做法，军人屯垦也拿不到税款。加上大量人口死亡、逃逸。中央已经是虚架子，所以浙东这次叛乱才让代宗这么重视，不惜让平叛主力南下。

　　到了763年不仅仅是朝廷，叛军也打不动了。双方终于默契的偃旗息鼓。朝廷默认了河朔三镇的半独立地位，叛乱藩镇也放下兵戈。此时因为唐朝国力大减，吐蕃又来占便宜了，曾经的京畿腹地——关中西面的凤翔成了边境。唐王朝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

　　我们的诗人

　　

　　最后文章重新聚焦杜甫，这个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文人。不会因为一时的委屈放弃自己对这个伟大国家的热诚。

　　贬谪后杜甫在四川成都按键。这个时候的杜甫生活稍微安定一点。他一直关注着北方的局势期待国家能早点脱离战乱。763年他终于等到了安史之乱结束的消息。得知河北地区刀剑入库，杜甫留下诗句。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老诗人欣喜若狂，尽管生活不如意多年年四处漂泊，还被叛军俘虏，仕途因为站队失败也无望升迁。但毕竟他是生于盛唐见证过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昂然向上的时代。曾经的大唐有开边，有坚持、有挫败、有奋起。

　　即使回不去了，杜甫的心还是留在开元天宝时。他的诗歌讴歌过之前那个伟大的时代，也深深刻画了这个国家因为战乱，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他的诗文像是一面从1300年前穿越而来的镜子向如今的我们无保留的展示8世纪中叶那个从伟大掉落到衰微的时代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