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让你更懂读散文！

栏目：成人教育时间：2023-06-05

　　原标题：这本书，让你更懂读散文！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在一千多年后，依旧是打工人辞职时的嘴替。陶渊明大约是最早的躺平鼻祖。关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多数人只知道其中一半。这个故事的另外一半并没有特别隐晦地埋藏在历史的某个角落，而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但让人奇怪的是，人们好像对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有意识地选择视而不见。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公元 405 年，40岁的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上级领导下到基层检查工作，陶渊明的秘书事前就提醒他说，迎接领导的时候应该穿得稍微正式一点，表示尊重。这个建议应该说毫无谄媚之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员在迎接上级领导的时候，着装正式都是基本的礼貌，没有任何刻意讨好上级的意思。但没想到陶渊明来了这么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之后就撂挑子走人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该是当时不缺五斗米。不愿伺候伺候乡巴佬（拳拳事乡里小人），因为祖上阔过。

　　那，辞官归田后，陶渊明到底快不快乐？

　　一开始，好像是很快乐。40岁的陶渊明愤而辞去彭泽县令，写下《归去来兮辞》。“归去来”的意思是曾经离去（误入仕宦的迷途）而今归来（重返精神的家园），即文中提到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从误入迷途的彼处重返让他安定、愉快的家园，这个归来的过程是相当激动人心的：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陶渊明所描述的令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安定，并且可以寄寓终生的生活状态也是非常富有诗意的：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田园生活，是似乎是符合陶渊明的天性的。陶渊明28岁（公元392年）时，写了自传《五柳先生传》，文中，陶渊明把人生理想寄托于一种个体的、与世相违的生活状态中。在这种生活状态中，物质生活和社会交往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而个体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一种自足、自乐的状态：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56岁，写下《桃花源记》。陶渊明所描述的，让人真正感到抚慰人心的生活状态，是建立在物质富足、社会秩序井然、人际关系融洽以及社会道德健康良好的基础之上：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虽然都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厌离之心，但分歧的根本在于究竟要如何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寻求独立完美的生活。前者的方式是塑造高洁出尘的人格品质，而后者则寄希望于虚无缥缈、沧海遗珠式的上古理想政治。

　　《五柳先生传》中有一种自得自赏的情绪在其中，特别是对高士形象的高度认同和自我欣赏，这种情绪的确定性很强，没有什么争议。而在《桃花源记》中，这种自赏的情绪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迷茫、恍惚的不确定感。

　　在历来关于这两篇文章的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的是陶渊明在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文学表达上的一些东西，但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流露出的精神气质和人生理想差距是很大的。一般来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认为自身可以对抗世界，有英雄主义的倾向，充满着骄傲和锐气。陶渊明写到的五柳先生，超然物外，与世相违，正是以一己之身对抗世俗。而到中老年之后，随着生命的流逝，往往易于流露出对人世生活的留恋，好比我们都了解老人家大都很喜欢在家里挂大红牡丹之类的挂画，实际上是表达对旺盛生命力的渴望。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于他的晚年，此时距他辞官归隐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而我们都知道在这十几年中他的物质生活总体上是清贫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桃花源记》中描绘的温暖、饱满、富足、生命力旺盛的美好人间景象，也许正是晚年陶渊明因现实的缺失而产生的深切向往。此时陶渊明所投射的人格形象不再是孤芳自赏的五柳先生，而是积极追求理想境地的寻访者，尽管不再骄傲，尽管充满着迷茫，却洋溢着温暖人心的力量，以及走向归宿的安定。

　　我有一个观点，一直很扫大家的兴，那就是陶渊明并非不想做官，而是不愿屈才为小官，不单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更不能“拳拳事乡里小儿”。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陶渊明当时不是担任基层小官吏而是位列公卿呢？如果需要他正装接待的不是小小的督邮而是台阁重臣呢？他是否还会如此决绝地归隐呢？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我这样谈论陶渊明，似乎是有意和传统的观点相左，好像是在对陶渊明进行贬损。其实，发现陶渊明心中的矛盾丝毫无损于他作为伟大文学家的形象，因为文学家（特别是诗人）的宿命就是要把永恒难解的人生矛盾通过作品展现出来。解决人生的矛盾并不是文学家的责任，真诚地面对并真实地展现矛盾才是一个深刻的文学家的天职。陶渊明的身上，真实地集合着名门之后的荣耀感和上进心、东晋没落贵族子弟的高傲、偏于沉静的性格、喜爱自然的天真意趣、一颗渴望得到认同的孤独的心灵……正是这些真实元素相互对撞、相互冲突，才催生了陶渊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巨匠。尽管陶渊明在写作中尽量以看似冲淡、超然的情绪来面对这些人生矛盾，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人生矛盾并没有被实际解决，值得我们转过头到背后去认真看一看。

　　我特别喜欢陶渊明早年的一首《命子》诗，那是写给他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儿子的箴言。他的其他诗文，或者写给自己看，或者写给后人看，多少蒙上了一层岁月洗刷的痕迹，但唯独写给儿子的人生经验是半点不掺假的。在这首长达八十句的四言诗中，陶渊明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追述陶氏家族的荣耀史，非常真挚地要求儿子时刻记住家族的荣耀，并努力成为一个和祖先一样有出息的人。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做到的事又怎么能期望儿子必然能够做到？从理想的高处跌落到现实的深渊时，怎么办？于是，陶渊明作了这样一个结尾：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他对儿子说：我做梦都盼着你有出息啊，但是如果你真成不了才，那就算了吧。陶渊明的很多诗和文章，一言以蔽之：算了吧。但是他的心，也许痛得发麻。

　　（文章节选自杨昊鸥《中国散文的24种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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