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启蒙的钥匙”“斗争的武器”“挑衅的手段”——《爱丁堡艺术节》

　　原标题：新书速递｜“启蒙的钥匙”“斗争的武器”“挑衅的手段”——《爱丁堡艺术节》

　　《爱丁堡艺术节》

　　

　　爱丁堡艺术节

　　战后英国的文化与社会

　　[英] 安吉拉·巴蒂 著

　　李逸君 译

　　言予馨 审校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爱丁堡的年度国际大型艺术盛会的起源和发展的作品。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以及由它所激发的艺穗节——自1947 年创办以来，一直是无数“文化战争" 的中心。作者探讨了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艺术的实践和意义、审查制度、宗教在文化发展中的角色和道德的意义等问题，同时对于不同时期针对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辩论进行了研究。从一开始，爱丁堡艺术节就试图用文化来促进欧洲文明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因此，爱丁堡艺术节被提请申报了1952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文化被教会视为“启蒙的钥匙”，被工人运动视为“斗争的武器”，而在20 世纪60 年代，新一代的艺术企业家们则将文化视为挑战和挑衅的手段。在此过程中，艺术的精英属性和社会属性也被广泛讨论。这些思想——保守与自由、精英与多元、传统与前卫——每年8 月都会在爱丁堡发生碰撞，使节日成为探索战后英国文化和社会重大变化的有效镜像。

　　作者简介：

　　安吉拉·巴蒂(Angela Bartie)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口述史中心研究员，现为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史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1940 年以后的苏格兰文化和社会变革，特别关注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文化政策和艺术节的发展历程。《爱丁堡艺术节》是她的主要著作，另曾与埃莉诺·贝尔(Eleanor Bell) 合编了《国际作家会议回顾：1962 年的爱丁堡》( The International Writers’ Conference Revisited: Edinburgh , 1962) 一书。除了以上作品之外，安吉拉·巴蒂还在60 年代艺术研究、格拉斯哥青年帮派，以及作为理论和方法的口述史等领域颇多著述。

　　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前25 年里，社会文化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战后初期的乐观浪潮中，政府第一次在艺术领域投入了大量财政支持。扩大艺术的获取渠道被认为是“改善”个人的一种手段，是根植于19 世纪的艺术和社会态度的一种“文明历程”。同时，它也被视为更广泛福利国家的一部分，并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了社会民主理想的支持。但实际上，英国艺术委员会继续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最昂贵、最精英的艺术（即歌剧和芭蕾舞），并将大部分注意力和资金支持集中于大都市。苏格兰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艺术委员会苏格兰委员会（亦即1967 年以后的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双臂之距”的立场使得该组织在苏格兰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艺术家对既有的艺术分类和界限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这引起了观念上的转变，形成了更加多元、包容和灵活的文化观念。在1965 年的政府白皮书《艺术政策》出版之后，这种转变尤其明显，白皮书强调有必要提供更广泛的接触文化的机会，鼓励年轻一代的创新和创造。“文化阶级”不再只是“大师们”的专属，尽管高雅文化确实（并且仍然）保持与阶级的联系。

　　艺术节在文化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947 年无意中诞生的艺穗节，创立了艺术试验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室”，影响和启发了许多戏剧从业者和其他艺术家。同时，艺穗节也有助于发展艺穗戏剧的形式、内容和精神特质，受到20 世纪60 年代反文化影响的艺穗戏剧已经成为了一支独立的力量。这些都为20 世纪70 年代如火如荼的社区艺术和艺穗剧院运动积累了条件，并使得扩展艺术的获取渠道和艺术参与成为地方、地区和国家级别的重要政策目标。随着从60 年代跨入70 年代，地方当局被鼓励去认识艺术和文化对于人口的价值，并据此开展投资。艺穗戏剧诞生于爱丁堡，也在爱丁堡得到发展，爱丁堡为当今世界无处不在的艺术节提供了一个典范。艺穗节在艺术节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艺术节如今都含有一种“艺穗”元素，包括许多“高格调”的艺术节也是如此。甚至还有不属于世界上任何“官方”艺术节的独立艺穗节。

　　1947 年，《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大胆预测：“依托于苏格兰音乐和戏剧的艺术节可能……具有惊人的影响。”而实际上，在1947 年至1970 年间，艺术节成为了苏格兰文化中许多重大发展的催化剂。首先，爱丁堡艺穗节成为了苏格兰戏剧，以及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中有关苏格兰身份表达的重要场所。随着20 世纪60 年代后期民族认同感的提升，以及70 年代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官方艺术节项目因没有展示足够多的苏格兰戏剧而饱受批评，而在开幕活动中将苏格兰戏剧代表们排除在外则理所当然地激发了艺穗节的最初创立。艺术节激起了文化竞赛并激发了文化创作。许多早期的艺穗团体都热衷于证明苏格兰戏剧仍然生机勃勃，而苏格兰作为主办地可以为此贡献自己（有价值的）艺术。虽然艺术节项目确实包含苏格兰戏剧，但它仍经常被批评落伍过时，因而与当代苏格兰没什么交集。但艺术节也还是带来了激励。一年一度艺术节展现的机会——无论是作为一个展示舞台还是作为某种被反对的东西——以及“一年一度的授粉”使艺术节最终“结出了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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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7 年国际艺术节初办时，只有很少的剧作家、演员、导演和艺术家留在苏格兰工作而没有搬到伦敦或更远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节一手改变了这种状况。艺术委员会在发展苏格兰的基础设施以及鼓励艺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往往比他们本可以做的要少得多）。但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公民剧院和艺术中心等场馆的确也为苏格兰文化基础设施和人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区域性广播的发展，以及戏剧艺术学院（1950 年）和格拉斯哥大学戏剧系（1966 年）的成立做出了贡献。

　　很难全面无遗漏地描述爱丁堡艺术节对苏格兰乃至更远地区艺术的影响。对此，乔治·布鲁斯生动地写道：“艺术节最初确实是为‘少数人的愉悦’服务的，但它的影响就像石头从高处掉入水中一般，激起了不断向外散开的涟漪。”……

　　艺术节对爱丁堡这座城市本身的影响也很重要。在评价首届艺术节时，据苏格兰旅游局杂志《请注意！》（Take Note! ）报道，1947 年有超过12 万名游客来到爱丁堡，使艺术节成为一次“文化上的胜利”，将爱丁堡和苏格兰“前所未有地”置于世界版图之上。到20 世纪60 年代，艺术节之都作为大型国际艺术节的东道主，已经在世界版图上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一些观察者宣布看到了一个“改变了的爱丁堡”，并称赞正在改变城市面貌的这一“奇迹”。1965 年6 月，吉姆·海恩斯甚至称爱丁堡为“英国的旧金山，第二文化之都”。但这些评价都还为时过早，真正艺术节之都的出现还需要一些时间（有些人会认为真正的艺术节之都还从未出现过）。1955 年10 月，L. J. 贝尔在《苏格兰人杂志》上对作为一个“自发性节日”的艺术节的失败感到失望，尽管它是一种“艺术上的胜利”。她问：“哪里啊，巴黎、布鲁塞尔或巴塞罗那这些咖啡馆营业至午夜的地方的精神在哪里？……要求爱丁堡跟随欧陆风俗是不是太过分了？”艺术节和艺穗节俱乐部，以及平装书店和特拉弗斯剧院俱乐部等企业都在试图创造艺术节氛围，试图在酒吧和咖啡馆关门时（尤其是在深夜和星期日）为人们提供一些去处。苏格兰的营业许可规定直到《1975 年许可法》颁布后才得以放宽，虽然有些营业场所在艺术节期间被许可延长营业时间。尽管“无休止的苏格兰安息日”一直持续到20 世纪70 年代（并且在某些地区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艺术节和相关企业仍然在开放星期日活动中发挥了作用。

　　整个战后时期是苏格兰的觉醒时期之一，约翰·诺克斯长期以来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开始被摆脱。在长老教会的控制下，整个20 世纪60 年代并延续至70 年代（左右），爱丁堡一直以清教徒的形象出现在许多新闻工作者、评论家、游客和居民的讨论之中。但这一印象无疑在渐渐地被弱化，这种弱化有时是通过艺术节上的活动和爱丁堡的其他文化项目，有时也通过更广泛的社会转变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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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节始于精神重塑的最重要时期，保守价值观的影响力强大，建立在维多利亚时代习俗基础上的传统道德仍然很有说服力，苏格兰教会在苏格兰社会中占据强大的地位。到20 世纪70 年代，由于公众态度的重大转变，随着决策权开始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人们的道德观念得以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习惯中解放出来，保守价值观受到攻击（并且经常遭到破坏），苏格兰教会的权威逐渐被削弱，同时也面临成员危机。但是，教会代表们一直寻求通过艺术与青年及艺术家本人进行接触，从而捍卫组织化的宗教，并试图与那些受新文化形式和活动刺激，被新文化形式和活动吸引的人们保持某种联系。苏格兰教会接受了艺术作为质询和思想辩论空间的事实，这一部分是由于它与盖特威剧院的实验，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年轻的艺术先锋们对教会教学和价值观提出的挑战。1971 年，苏格兰教会道德福利委员会声称：“有时，寻求指导的这些问题来自对既有秩序提出质疑的所谓‘地下组织’。教会无法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是其职责所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艺术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视角以理解苏格兰社会世俗化的力量，理解苏格兰教会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理解休·麦克劳德所说的“教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逐渐松动”。

　　爱丁堡艺术节犹如一面“棱镜”，透过它，人们可以深入探索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转变，这些转变包括对道德的态度转变、对审查制度的挑战，以及对艺术界限的打破等。在每年的这三周时间里，地方政府、国家教会、新闻界、道德反动派和艺术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爱丁堡。而这些关注也使得艺术节之都成为许多“文化战争”的场所，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舞台，为英国社会和文化的紧张关系提供了对抗的空间。到目前为止，对于“60 年代”的文化动荡来说，苏格兰既非边缘性的，也不是未受其影响的。理查德·芬利有关“摇摆的60 年代”的随性评论，忽视了苏格兰文化领域所发生的真实较量，而他关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兴奋点发生在别处的提议则忽视了艺穗节、特拉弗斯剧院俱乐部等产生的创造力，忽视了艺术节上所展现的思想和价值观对文化和道德的传统思想与价值观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发现，即使是苏格兰教会也无法脱身于这些挑战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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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丁堡艺术节开始代表苏格兰新“自由”文化的中心。它们在打破长老会对苏格兰文化强加的道德禁锢的氛围方面发挥了宝贵作用，为艺术冒险和实验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空间，催生了艺穗戏剧（和艺穗节）形式的戏剧新品牌，并为20 世纪中叶英国的“文化战争”提供了一个焦点和舞台。我有时会想，鲁道夫·宾爵士最初提出举办国际艺术节的想法时，如果在他考虑爱丁堡之前，受到了牛津或者其他城市的欢迎，事情可能会有多么不同……

　　（本文摘选自书中“第八章 结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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