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要有音乐，音乐要从实践中来

　　2019年是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音乐领域打通古今、中外、雅俗的第一人”（田青语），重读和彰显其对中国音乐作出的历史贡献与辉煌成就，并启迪中国音乐研究的未来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及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了“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天韵社曲谱》首发式·纪念展开幕式”“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音乐会”及“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杨荫浏先生和他的学术集体”等系列活动。

　　如果说研讨会是以学术论文宣讲为形式，呈现了杨荫浏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社会影响、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问题、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领域新成果、中国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海外音乐学各研究领域的新进展等；纪念展是以图片和实物的形式，详尽地勾勒了杨先生曾经工作、学习与学术研究的情境和轨迹；那么，纪念音乐会则通过舞台展演的形式，视听结合，让那些与杨先生有着不同因缘际会的乐种、曲种、剧种，在演奏家、歌唱家们的表演中，得以精彩绽放，亦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感受这音乐的采录和传承中的厚重讯息。这不仅是对研讨会和纪念展的呼应，而且也生动地诠释了杨荫浏先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主张。

　　杨荫浏先生认为“音乐史要有音乐，音乐要从实践中来”，而他一生的学术历程，正是对这一学术原则的践行。此次音乐会所呈现的14个节目，有乐器独奏、合奏，有词乐演唱、昆曲坐唱、小合唱等，虽然数量不多，但体裁丰富，寓意深远，足以让观众领略异彩纷呈的中国民族音乐之美。

　　杨荫浏先生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终于译出了南宋词人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唤醒了沉睡在乐谱之上已数百年的中国古代音乐，使之在音乐理论界、声乐教育界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纪念音乐会当晚，经歌唱家们精彩演绎的《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霓裳中序第一》及合唱版《杏花天影》，均是依据杨先生的译谱演唱。另外一首岳飞作词的《满江红》，也是经由杨先生的配歌，该曲在当下民族声乐教育和舞台表演中，同样具有极高的“点击量”。

　　杨荫浏先生自幼倾心于中国的民间音乐，12岁入“以昆曲清唱为特色，被称为‘书房派’，专注于研究音韵过腔和伴奏技术，不习念白”的无锡天韵社，跟随社长吴畹卿学习昆曲、古琴、琵琶、三弦，被公认为天韵社的接班人。1921年，他将传承自吴畹卿先生的《天韵社曲谱》油印成册（共6卷，3册，含《牡丹亭》《长生殿》等120出折子戏），交由社员唱曲专用。而2013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无锡天韵社之所以能够顺利复社，更是凸显了该曲谱的存在价值和先生的高尚品格。音乐会上，天韵社陈倩领衔演唱了《金锁记·斩窦》《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再现了昆曲清唱艺术的古雅韵味。

　　除了昆曲，当年他尽其所能，带领学术团队对中国其他省份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付出了很多精力。如20世纪40年代末，他对古琴音乐进行了专门研究，编辑《琴荟》5册，亲自打谱了多首乐曲。音乐会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青年琴家林晨演奏的《醉渔唱晚》便是其中之一，该演奏版本是根据百瓶斋旧抄本译谱而来，且是首次公布于众。

　　西安鼓乐和智化寺京音乐被学界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杨荫浏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经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和《智化寺京音乐》两本珍贵的文献，便是他无数的思考和实践的结晶。可以说，西安鼓乐和智化寺京音乐，从默默无闻，到“一朝成名天下知”，走入大众视野、拥有学术地位，乃至进入“非遗”名录，得到国家、社会及学界的广泛扶持和关注，获得优越的保护与传承生态，都与他曾经的努力分不开。

　　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日常里能够集中听到或了解上述乐种、曲种的机会并不多，对其曲目恐怕更为陌生。

　　恰是在1950年9月，经由先生之手，才得以录制保存和流传开来的。先生一共录了6首乐曲，在此次音乐会上，另外5首乐曲也纷纷亮相舞台，分别是二胡曲《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龙船》《昭君出塞》和《大浪淘沙》。当具有鲜明地域音乐风格的动听旋律在诸位演奏家的指尖流淌而出时，我们庆幸，正是因了杨荫浏先生，这些深藏于民间的优秀音乐，才扬眉吐气，得到了应有的“礼遇”，才释放出了新的生命光晕。

　　可以说，音乐会上的每一首乐曲，都留下了杨荫浏先生的汗水与心血。听完所有的曲目，似乎又跟着杨先生重走了一遍他的“田野”之路，脑海中浮现的是他的生命与历史文献、与各地乐人生命的互动和共振。这些优秀的传统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学界享有盛誉且传承至今，有众多的传承者在传承，与杨先生及其学术团队的发现之功、研究之功、保存之功和传承之功密不可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杨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大规模田野考察，学界已经从多个方面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事业百废待兴的历史语境下，他们的民间音乐实地考察行为，体现了作为新中国建设者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作为理论家的学术视野与格局。他所倡导的“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等田野工作方法与原则、对待民间音乐的观念和态度等，无疑都发出了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的先声，值得我们接续和传承。

　　杨先生是民间音乐和乐人的伯乐，他善待每一个他所研究的民间音乐种类，让民间音乐和乐人们换了“新颜”，走进了学术的视野，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所操持的音乐，也不断走进国家殿堂，其艺术和文化价值得到了更大彰显。比如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正是典型代表。正是杨荫浏先生认认真真地把民间音乐当作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他以一己之力把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研究，提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而且推至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田青在《杨荫浏全集》序中总结道：“因师在，遂有中国之音乐学也！因师在，遂有乐人之不朽也！因师在，遂有中国音乐长河之灼灼轨迹也！”可以说，杨先生的贡献，在于对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开创和对后世的泽被，更在于他对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乐人的“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以及其客观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态度。

　　再如杨先生及其团队留下的那些田野调查报告，张振涛研究员认为：“它们记录下传统文化还没有遭受冷遇，原生艺术像原生环境一样还没有遭到破坏之前的实情。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民间艺术，他们遇到了我们今天遇不到的民间艺人，他们听到了我们今天听不到的民间音乐。他们没有看看就散，听听就完。他们看了之后把应该写下来的写了下来，他们听了之后把应该记录的记录了下来。当时这些艺术品种司空见惯，俯拾即是，琳琅满目，不足为奇，今天，他们记写下来的都成了财富，他们录制下来的都成了财富，因为其中的许多品种再也不存在了。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敏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把他们的这份敏感传达给当今过于迟钝的社会的必要性。”且不说，在当下非遗保护的语境中，这些资料无疑为我们的深入挖掘、整理、保护、传承以及继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单说他们不俯视这些民间音乐、不放弃任何一个细节、有责任感地记录和研究的态度，依然值得我们在当下学术研究和非遗田野工作中不断学习、继续发扬。

　　毋庸置疑，杨荫浏先生是中国音乐学界的泰斗与丰碑，他所擎画出的涉及音乐史学、音乐研究的领域及论题，我们至今还在延续，他的精神将永远指引着我们今后的研究之路。正如田青所说：“今天，我们怀念杨荫浏，怀念那个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群体——和杨先生一起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研究之路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建立与成长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们，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为最终解决中国文化‘三大关系’、建立一个通古达今、雅俗共赏，在海纳百川时不失根与魂，在面向未来时不忘来时路的中华音乐文化而奋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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