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清：元上都地理空间建置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原文刊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惟一大事，乃是民族抟成与国家创建，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大统一之局面。”有元一代统治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大跨度的历史进程，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夷夏一家和疆域一统的实现。元代许有壬在《大元一统志序》中说：“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这其中就涵括对这一重要历史转变的认知。然而有元一代大一统的政治蓝图——蒙汉二元政治体制就是在忽必烈开平屯驻和定立元上都期间而定。开平即元世祖忽必烈的潜邸所在，是在金莲川幕府的基础上修筑而成，其后又于1264年被世祖确立为上都。至今，学界对元上都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特别是陈高华、史卫民所著《元上都》，对上都的宫城建设、行政管理、政治生活、宗教等都做了周详的叙述，后面所附大事记串连了上都在元代历史进程中的诸事。而对于有元一代两都制在维系蒙汉二元体制和国家安宁方面的作用，李治安明确指出，“上都和大都，至少在政治上同等重要，无所谓正陪主次之分。因皇帝岁时巡幸及省院台等朝廷中枢随驾从行，上都和大都应该是夏、冬交替充任政治中心或留都，上都和大都应分别称之为‘夏都’和‘冬都’”，这反映出元代两都的地位和作用不分伯仲。从开平到上都，这个草原都城见证了大蒙古国向中原传统王朝演进中至关重要的历史场景，分析这一地理空间的政治历史含义是本文的要旨。

　　一、开平屯驻与南向经略

　　1.金莲川开府

　　1251年，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一蒙哥在宗王的支持下登上汗位，降旨“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皇弟忽必烈统辖，命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此时尚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其间海云法师和徒弟刘秉忠等人应召前往漠北，法师南还之后刘秉忠留在忽必烈身边。汉族文士张文谦和真定封地的“藩府旧臣”董文用、董文柄、郝经等人，金朝状元王鹗、名士元好问等人也相继聚集到忽必烈帐下。这些北上的士人对忽必烈进行了最初的汉文化的启蒙。他于承皇兄蒙哥大汗之命南下总管庶事之际，在桓州与抚州之间的金莲川驻帐、开府、纳士。在此期间，忽必烈公开集聚了亡金的儒生学士，征召了各地豪杰逸士，号称“金莲川幕府”。

　　金莲川，原名浒东川，处滦河上游。《金史?地理志》载，改名取金世宗“莲者连也，取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元史?河渠志》明确记载：“滦河源出金莲川中。”汉代匈奴东胡等少数民族都曾在此活动，辽金时期此地是理想的捺钵之地。夏日的川中满是金莲花，花色金黄，至秋而花不落。《方舆纪要》云：金莲川，即金世宗纳凉之地，产黄花，状若芙蓉而小，故以名。世宗就在金莲川举行夏捺钵，狩猎、宴饮。金朝文人赵秉文有诗描写金莲花：“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在此有过暂时的驻夏，他指挥军队在野狐岭等地大败金朝军队后返回途中在此小驻。窝阔台、拖雷也都因战事经过并在此避暑。特别是拖雷，在三峰山一战中大胜金兵后“回驻金莲川”。历史上众多民族在此逗留或转道表明，金莲川一带是上好的牧场和游牧民族捺钵之地。此地也是漠北通往中原汉地的交通要道，汉地全真道人邱处机等就是经此处去往漠北草原晋见成吉思汗。《元上都》对此地地理位置的分析甚为精当：“上都所在地区是连接漠北蒙古兴起之地与‘汉地’的交通枢纽，东、西又都是蒙古宗王贵族的分地。”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的真定八万户“汤沐邑”正与金莲川“藩属相连”。因此，忽必烈选择在此开府，作为自己在漠南政治军事活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的中国陷于分裂之中，中原汉地遭受连绵不断的战祸。汉地士人崇信儒家政治理想，拥有本固邦宁的政治抱负。在忽必烈的征召下，突破华夷大防的士人，以“今日能用士而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原则，要为天下弭兵、息民，实现国家统一。时人陈孚有诗日“微臣亦有河汾策，愿叩刚风上帝关。”士人前来投奔忽必烈，期待建功立业，感叹“读书为学，本以致用。今王好贤思治如此，吾学其有用矣”。刘秉忠就曾上万言书，说明“以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的道理，从汉地政治传统出发，对忽必烈提出了建国的系列方略，又坚定指出：“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另一汉人谋士张德辉直接回答忽必烈关于孔子儒学的问题，忽必烈说：“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张德辉说道：“圣人与天地相终始，无所往而不在。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忽必烈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用亲历的事实予以解释：“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张德辉言之有据，说明对金国之亡儒者没有责任，相反，正是儒生没有掌握关乎国计民生的职位而致国亡。忽必烈正是在金莲川幕府的潜邸旧侣的启蒙下“附会汉法”“信用儒术”。

　　金莲川开府是忽必烈的政治策略，又是他汉文化转向的标志。这一时期他在金莲川智囊团谋士的影响下取得了多个军事胜利，也以汉法治理邢州等地并取得成功，号称“邢州之治”。金莲川幕府的汉族士人给忽必烈以最初的汉文化的启蒙，使其从蒙古宗王蜕变为一代成熟的政治家。

　　2.开平屯驻

　　潜邸时期的忽必烈固然是有志青年，金莲川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旦这时的忽必烈并没有立即想到建立蒙汉二元体制的国家，而只是在增强自己的势力。他甚至有在战争胜利后去回鹘屯驻的想法。对此他曾问策于木华黎长孙霸突鲁：“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养民，何如?”霸突鲁当即表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霸突鲁的回答是对幽燕之地所作的政治地理客观分析，渗透着传统中原汉地政治文化对这一地区的认识，他还直接劝说忽必烈，以汉地为中心进行发展。金人对此也有相同的观念，金人梁襄说：“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忽必烈随即认识到超越草原地理藩篱，立足中原汉地发展的重要性。而霸突鲁能够提出这一战略性的建议应与他的出身和封地相关。

　　金莲川一带处于桓州。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实行千户分封制，将这一地区分封给了札剌儿、忙兀、兀鲁兀、亦乞列思和弘吉剌五部领主。成吉思汗两个首封万户之一木华黎就是札剌儿部人。木华黎“多谋略，雄勇冠一时”，深得成吉思汗的信任。成吉思汗曾对木华黎说：“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之后木华黎在野狐岭战胜金朝强兵，拿下涿州等重地。成吉思汗以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并都行省承制行事，“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嘱他“子孙传国，世世不绝”。成吉思汗把自己的九斿大旗赐予木华黎，以此节制军队，“如朕亲临也”。木华黎驻扎华北，对汉文化的接触也不断加深，他在战争中放回所掠人口，禁止剽掠汉地，气象为之一新。宋人赵珙在出使蒙古的过程中结识了木华黎，他写道：“(木华黎)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皆决于己，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成吉思汗的重臣木华黎正是霸突鲁的祖父。《元史?地理志》“上都路”条记“元初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萧启庆推断“元初木华黎家的封地可能就是后来的上都一带”，并且断言木华黎族后裔“每每担任辽阳、北京等行省事，当也是由于其家封地于这一地区的缘故”忽必烈承命南下总管庶事，已与木华黎的子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更与河北的世侯交好。他听了霸突鲁的回答后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后来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后还都于燕，曾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霸突鲁的劝说对世祖选幽燕之地为国都、确立以汉地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推动忽必烈进一步开拓汉地的疆土。

　　明确了向汉地发展的方向之后，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命刘秉忠筑开平城。刘秉忠早年出任过邢台节度使府台的令史，但他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说道：“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到忽必烈身边后，刘秉忠对所顾问之事了如指掌，得到忽必烈的喜爱。他上书给忽必烈，阐明以汉法立国的政治主张，以汉法立国，“天下不劳力而定也”，国祚绵长，并挑选古之贤君、明王作为忽必烈择选效法的对象。此时他在金莲川幕府的基础上“相地于桓州东澡水北，建城郭于龙岗，三年而毕，名曰开平”。修筑过程大约三年。整个城市分为宫城、皇城、外城，效仿汉族的城市建构而修，也顾及游牧民族的生活。1264年，忽必烈在取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后，将潜邸所在的开平城立为上都，与大都共同成为元朝的国都，实行两都制。

　　政治中心的重新选定，意味着不同的文明和民族的卷入，正所谓“欲成仁义俗，先定帝王都”。开平筑城的直接结果是农牧文化的相遇，汉地与游牧的蒙古等民族的互动进一步深化，进而推动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汉地文化的交流，最终创制了蒙汉二元体制的国家。开平城市建构以及不同民族和文明在这一政治军事空间的交融塑造了历史。如果忽必烈将驻屯地放在回鹘，与蒙古民族相遇的则只能是同质的草原游牧文化，彼此难以激起巨大的历史创造力，反而更可能让蒙古民族回归旧日的游牧状态，成为边地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游牧民族之一。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而这一性质正是居于空间中人的活动所决定的。开平这一地理位置的选定直接决定了蒙汉二元政治体制的诞生，也决定了未来元朝将正式进入中原汉地传统王朝序列，而忽必烈也成为元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忽必烈要将蒙古游牧大帝国改造成适应中原汉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中原帝国。在此他已明确了以中原汉地为发展中心的政治大纲，明晓“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忽必烈对中原汉地的文化认同逐渐从启蒙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布罗代尔说：“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一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而且只有根据这些命运，事件才能得到解释。”

　　从金莲川开府到筑城开平，大蒙古国的政治空间脱离了漠北草原而挪到草原与汉地的交界处，居于空间中的人和政治交往边界也在同步扩展。作为这一场域中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的政治理念也走向成熟。金莲川幕府的组成人士应召而来，各怀心志，总体上追求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实现儒生个人的抱负，而忽必烈也从中吸纳中原汉地的政治经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中原士大夫与蒙古贵族联合的开端。幕府中的士人理想主要是以汉法治汉地，酌情变通蒙古旧俗，以适应大一统的政体需要，这影响了忽必烈的政治选择。忽必烈终其一生都生活在金莲川幕府时期的延长线上。随着元大一统局势的逐渐形成，金莲川幕府成员“布列台阁，分任岳牧。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数”在金莲川开府的基础上，忽必烈选择屯驻开平，日后又按计划在大都定都，完成了蒙古民族的开新，对汉民族来说则是延续和发展固有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忽必烈的选择突破了草原的地理界限，改变了对以往生活的因循，奠定了蒙汉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延续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这是一个时代迈向另一个时代的明显转变，是自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草原帝国确立新的发展方向的历史性时刻。忽必烈从雄心万丈的蒙古贵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二、汗位争夺之战与蒙汉二元体制的创立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时代第一个将政治中心从草原深处移往与中原相通之地的政治人物。在金莲川开府后的他很快迎来了一系列考验。以金莲川幕府为班底的智囊团紧密团结在忽必烈身边，为其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出谋划策，开平屯驻地也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发挥显见作用。

　　自成吉思汗向东向南征伐开始，大蒙古国就面临如何统治新占领土上不同文化的人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在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代变得更突出。蒙哥大汗“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中断了窝阔台时期已开始的设立断事官等统治方法的变革，奉行蒙古本位主义。蒙哥大汗继承前辈武力开疆拓土的志向，发动西征和南伐。大蒙古国以铁蹄开拓出东自日本海、南到淮河、西至中欧多瑙河、北至极北的世界性帝国。如何治理这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家是未来蒙古统治者面对的首要问题。特别是中原汉地长期以来有着坚实的儒家传统和大一统的中央政治体制，如何将此领域与蒙古、西域等草原地带不同的民族文化整合起来，实现长治久安，也考验着忽必烈时代大蒙古国的统治阶层，不同政策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蒙哥之后的汗位竞争中。

　　1.回辕开平

　　1257年，蒙哥大汗亲率军队征伐南宋，进入四川，沿嘉陵江而下，连破数城。其弟忽必烈受命南进，幼弟阿里不哥守卫漠北和林城。忽必烈1259年带领军队南渡淮河，攻破了南宋的江防一线鄂州，此时传来了蒙哥大汗身亡的信息。留守和林的弟弟阿里不哥准备单方面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即大汗位。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忽必烈身边的智囊纷纷劝他北上争夺汗位，回辕开平。关键时刻，潜邸谋士郝经写下《班师议》一文，对此事精细筹划，鼓励忽必烈北上。郝经正面客观地分析了蒙古汗位争夺的形势，建议忽必烈快速北上，“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都”，“遣一军逆蒙哥汗灵舆，畀收皇帝玺”，并遣使召开兄弟和宗亲忽里勒台大会，最终将获大宝。而刘秉忠以术数占卜，奏道：“龙飞之时已至，可速回辕。”鼓励忽必烈与南宋议和，班师回开平。忽必烈的重臣廉希宪在北返道上也具体分析了忽必烈自有的政治优势，这就是南伐的军功和在汉地的治理成就。他说：“前征云南，克期抚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俊杰，悉从人望，子育黎庶，率土归心。”而忽必烈南伐的政治成就和汉地的物资支持恰是远在漠北的阿里不哥所无法拥有的。诸位谋士接连劝说，议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

　　在金莲川幕府智囊的支持下，1260年5月，北返开平的忽必烈召开忽里勒台大会，由谋士刘秉忠主持设计蒙汉两种文化相融的登基仪式，由时人誉为“以文章魁海内”的金朝状元王鹗起草“中统即位诏”，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寓含“中华开统”。在即位诏书中他表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忽必烈意在开创万世世袭的天下一家，即大一统，“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即以中原汉地的政治体制进行统治，设中书省、十路宣抚司和燕京行省。这一举措标志着蒙汉二元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接下来他与弟弟阿里不哥进行了决定大蒙古国未来走向的汗位争夺之战。

　　在汗位争夺之战中，阿里不哥明显占有政治上的优势。蒙古民族有幼子守产(斡赤斤)的风俗。两兄弟的父亲拖雷就是成吉思汗正妻所生幼子，因此而得到成吉思汗在漠北的主要封地和军队人马。蒙哥身亡之后，漠北草原上的贵族也纷纷支持阿里不哥，但此时的忽必烈已不同于往日，因为他独占中原汉地的雄厚物质基础，居于交通要冲兼政治军事中心——开平。《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记叙忽必烈战时多次以开平为中心调运汉地人马和财物。如五月，“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六月又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及抚州、沙井、净州、鱼儿泺，以备军储”，六月“乙卯，诏东平路万户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汉地的人力和物资是忽必烈制胜的法宝，而阿里不哥驻守的和林正物资困乏。游牧社会经济单一，需要其他地区的物资进行调剂。自哈剌和林建都以来，所需粮食等物资主要从中原汉地运输。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哈剌和林城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合罕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涨。”忽必烈截断了运输通道，导致和林粮价腾涌，饥荒接踵而至。为阻击阿里不哥，他还出钱和买漠南诸路的马匹，“若有堪中骑坐者，每五疋马价课银一定和买”，以杜绝阿里不哥进行反击的可能性。这些决断的实施除需要政治智慧外，还需要汉地财力的加持。经过四年反复艰苦的战斗，阿里不哥败退。中统五年(1264)，他南下上都归降兄长忽必烈。

　　汗位争夺之战的结果关乎蒙古帝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战场上的兵锋相逐凝结着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汉法与“旧俗”之间的认知差异和矛盾。汗位争夺之战的胜利，除有赖忽必烈的政治手段外，中原汉地的财力和人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草原之城开平即后来的上都，一直是调集军队和物资的中心，足见其重要性。忽必烈的胜利带来一个政治必然性：蒙古统治集团中的“祖述变通”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定将渐具雏形的蒙汉二元体制努力推行下去，这就明确了未来的政治走向。而阿里不哥如果赢得胜利，以他一贯的作为当然是选择以草原为本位，维持蒙哥大汗的蒙古中心主义。对汗位之战的结果，亦有蒙古贵族表示不满。忽必烈后半生迎来了延续近三十年的海都、乃颜等贵族的叛乱，其中有权力之争，更有“旧俗与汉法”之争。但是，忽必烈以汉地的人力、财力为基础赢得了最终胜利，使蒙汉二元体制国家的建立成为定局。

　　2.定国大是

　　汗位争夺之战胜利后，中统四年(1264)，忽必烈立开府以来的政治中心开平为上都，第二年定燕京为大都，实行两都制。昔日的政治中心一和林城则降为普通宣慰司管理，这标志其统治方式和内涵的变动。伴随着两都制的确立，国家的政治体制建构渐次展开。

　　元上都典礼仪制中的蒙古旧俗与还在草原的宗亲贵族们之间建构了价值和情感认同的直接、可视的途径，种种象征性符号从空间征服了时间，激活了文化传承的能力。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对黄金家族共同的遗产一漠北草原的承袭与坚守，隐含着对国家一统的内在要求。

　　3.从上都出发

　　元人朱思本说：“和宁，即哈剌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屏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这段话准确叙述了漠北对于大元的重要性。草原是故乡又是军士屯驻之地，宗王出镇形成复杂的局面，对维持帝国百年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行两都制恰可以在统治中心南移后确保对蒙古草原的控制。忽必烈本人在上都发布了多道统一国家的命令，上都也见证了国之一统。

　　1264年，上都举行蒙古传统仪式，接受皇弟阿里不哥的投降，蒙古重新统一。为此忽必烈将“中统”年号改为“至元”，以示国家开新之局。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于上都再次举行登基仪式，宣布即中原汉地的封建传统帝位，下即位诏书，颁布“文资官定例三等服色”，采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卦辞，建国号为“大元”。其《建国号诏》有言：“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显示忽必烈上承天命，从而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

　　至元十一年到十六年(1274—1279)，忽必烈在上都制定对南宋的统一战略。他将大战的指挥权交给蒙古八邻部人伯颜。出征前，忽必烈晓谕伯颜北宋曹彬征南唐的故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个。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这一史实清楚地表明蒙古统治者已经改变了在华北时期的屠杀政策，要遵从汉地的文化，不嗜杀、抄掠，以统一江南为国之大策。

　　1276年南宋太后和小皇帝到达上都，朝拜了忽必烈。忽必烈在上都举行隆重仪式，并“遣官告天地社宗”，封南宋小皇帝为“瀛国公”。随行的南宋诗人汪元量按沿途所见写下《湖州歌》，在第八十一首中他专写南宋幼主被封一事：“僧道恩荣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国公。”1279年，平定南方后，帖木儿不花率功臣和南宋降将在上都朝见忽必烈，最终实现国家一统。

　　终元一代，上都在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大作用。每年的六月中旬到十月中旬，元代诸帝都会北返上都，进行各种政治活动，而继承帝位也要在上都举行忽里勒台大会，这是登临帝位的必要程序。从定国都、立朝仪到变革仪文制度，再从千户分封到行省体制性变革，元代已然转变成为适应汉地经济与社会需要的正统的中原王朝。

　　三、作为历史之场的元上都

　　自金莲川开府到开平城的筑修、元上都的确立及至实行两都制，一连串左右帝国走向的枢纽性历史事件在此地发生，国家性质亦随之转变。最终忽必烈将政治中心南移、创立蒙汉二元体制的国体，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国土分裂，容纳了境内众多民族和人口。这是忽必烈因应历史的机缘而在制度设计层面的主动创新，金莲川智囊们也实现了本固邦宁的政治理想。这一体制保证了历史发展的确定性，巩固了统一国家的安定局面，带来了新的历史格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空间的联结。《元史?地理志》序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蒙元的疆域一统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分裂历史，辽阔的疆土也完全突破了南宋逼仄的地理空间。南宋时，人称自己的地域“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而元代则为自己统一而又广阔的国土感到自豪，形容“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统一而广袤的疆域是元朝国家直接的地理基础。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元代对国家的管理以汉地的传统体制为主，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有别于前朝的边疆羁縻政策，元代除在内地实行行省化外，对边疆也一体仿制。正如《元史?地理志》所说：“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有学者称之为直接治理型官司。国家于此空间得以调配物资，将南方的物资经过重新修凿的大运河运送到大都，而南方的粮食经海运直达北方，草原地面得到物资补充和调剂，解决了游牧社会长期存在的单一生产模式带来的物资困乏问题，“东南财富之赢，而往济西北之不足”。在这一体系下，无论阿里不哥还是乃颜、海都，都没有能离析疆土。这是蒙汉二元体制的成功之处。元代的边疆管理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民族的相融。元代的统一和各从其俗的社会管理打破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所谓“内”和“外”之别，消弭了南北对抗，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传统的中原王朝以长城为界，各自依照自身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习俗而形成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他们之间的和战是以往朝代边疆秩序的主要内容。对于农业民族来说首先要避开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这关乎生存。因之，以文化怀柔远人是汉人的文化理想。《礼记?王制》记叙中国古代的疆域“北不尽恒山”。此处恒山指河北正定附近，汉代属恒山郡，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成常山。这条记载微言大义，清楚地说明河北以北的区域与农业地区的不同，但农业民族依然抱持以夏变夷的文化信念。元朝大一统后，标志华夷边缘的长城等边塞不复重要，相反，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过渡带大大加宽，成为联系两大区域的纽带。边地与中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正如时人黄潛在《榆林》一诗中感喟：“斯人亦何幸，生时属休明。向来边陲地，今见风尘清。”蒙古草原地区自此与中原汉地联为一体，农牧文明可以直接交流。文化上，和林和上都都设有孔庙，刘秉忠曾亲赴和林讲授汉学。境内民族杂居融合，“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推动了民族和文化的互融互动，打破了夷夏大防。入迁内地的多民族人口，与汉人杂处，形成了交融的局面。时人对此在诗中写道：“坐中一混华夷俗，或有豪吞似伯伦。”

　　吕思勉先生说：“世祖在宪宗时，本来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国人。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据地，就移到中国来了。”吕先生此话揭示了忽必烈建立的“大元”虽然源自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但随着忽必烈有限度地接受汉文化，逐步进入中原王朝体系。蒙古统治中心从和林到开平再到燕京，步步南移，最终形成了两都制，兼顾汉地与草原的需要。这是皇帝对同步领有中原汉地和草原的领土的宣示，通过仪式性的符号来确立支配与管制。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在元上都这个历史之场进行的历史性事件是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演进史上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这个历史时期，境内多民族杂居，形成民族融合的新高峰，建构了以地域、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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