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谈写作：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只为理解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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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是一把刀

　　“我发觉，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第一人称，‘我’，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它能够锻造记忆，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没有其他的顾虑。”

　　以上内容摘自“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中文版序言。今晚的夜读选自作品集中的非虚构《写作是一把刀》，在对谈中，安妮·埃尔诺努力为从三十年前开始的写作实践做出说明，描述她的工作方式，解释她的文本的“目的”。

　　Q：作家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

　　A：作家安妮·埃尔诺

　　Q:您在小说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我”，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吗？还是说这个过程对您而言非常困难？是什么促使您放弃了您其实非常熟悉的更具“文学性”的文风呢？您转向了另一种文风，我想将其称之为“外科手术般”的文风，也有人把这种风格称为“白”文风，而您在《位置》中用“平”形容这种风格。

　　A：我觉得《位置》中的一切，包括形式、声音和内容都是在痛苦中产生的。

　　我从年少时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当时我开始远离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最开始当工人，后来经营一家兼营杂货的咖啡馆。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混着罪恶感、不解和反抗（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父亲不读书呢，为什么他“行为粗鲁”呢？），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痛苦，没法跟人说，也没法跟人解释。

　　然后，又发生了另一桩痛苦的事，我父亲突然去世了。当时我回了父母家，待了一星期。不久前，我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说到底这是我父亲一直期待我能做到的事。我当上了老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对于那个世界的人而言，我们从前是“卑微的人”，这种说法真是瞧不起人……我得写写我父亲，写他从农民成为小商户的经历，写他的生活习惯。我得根据对这种痛苦的鲜活回忆写一本公正的书。

　　我摸索了五年。1977年，我写了100页的小说，可是我不想接着写下去了。我感觉这部小说很假，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假，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造成的，因为我还是用之前写书时的文风和声音在写。

　　1982年，我苦苦思索了差不多半年，我对自己的身份思考了很多。我是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的叙述者，就像热内（Genet）说的那样，我使用“敌人的语言”写作，我使用从统治者那里“偷来”的技巧。（这些词不像您以为的那么夸张，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现在甚至还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掌握的学识是偷来的。）

　　经过这轮思考，我明白了一件事：谈及人生，谈及表面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生，谈及我父亲的一生，在谈论的同时不背叛（不背叛他，也不背叛我出身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即被统治者的世界，仍然存在），保持公正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具体的细节、通过我听到的话语来重建有关这一生的现实。

　　从标题就能清楚地看出我的意图，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给这个写作计划起的标题是《家庭民族学要素》，《位置》这个标题是最后才想出来的。

　　我不可能选择小说的形式，小说的体裁会让我父亲的真实存在变得不真实。我也不可能用充满感情和暴力的笔调来写，这种笔调有时会让文本变成大众赞歌，有时又会让文本染上伤痕文学的色彩。唯一一种我感觉“公正”的笔调就是保持客观距离、不宣泄情感，同时绝不迎合受过教育的读者（在我最初写的东西里，我没少迎合这些人）。

　　在《位置》中，我把这种笔调形容为“平白行文，我之前给我父母写信告知他们重要事情时用的就是这种风格”。

　　我提到的这些信总是很简洁，毫无矫饰，不追求风格，没有幽默，完全没有可能被视为“造作”和“装腔作势”的东西。通过选择这种文风，因为使用这种文风写作，我觉得我接受并且超越了文化方面的撕裂，那种身为法国社会“内部的移民”所经历的文化方面的撕裂。我把一些痛苦的、沉重的，甚至是暴力的东西引入了文学，这些东西与那个我直到18岁才走出的世界的生活条件和语言有关，那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我总想写些实在的东西。

　　人们认为这种写作的方式与罗兰·巴特定义的“白色”（blanche）文风相近，或者认为与极简主义相近。决定谁属于什么流派，归类，逐一研读作品，对比，等等，这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工作。

　　对我来说，在动笔之前，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些形状不明的材料、回忆、场景和情感等，什么都没有。关键是要找到最合适的词和句子，这些词和句子会让事物存在，要看见事物，同时忘记词；关键是要处在那种我感觉自己正在书写现实的状态里。即便这种说法可能显得非常模糊，或者是站不住脚，即便这种说法在我写作时并没有意义，我肯定不会花好几个小时处理一个段落……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一辑）

　　Q:回望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勾勒出您走过的文学历程。从您最初的几部“小说”到最近的几本书，您逐渐剥去矫饰，转向寻找更精准、更尖锐的真实。从《位置》到《占据》您都采取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是您最终选择的声音或音域吗？这种形式是您之前试图达到的形式吗？

　　A:我从《位置》开始真的是一直在用同一种文风吗？也就是说，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句子用的都是同一种节奏，都是同一种调子吗？还是说有愈发精简的趋势？对此我无法给出明确的评判。

　　我可以确定的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这本书开创了一种写作姿态，之后我一直用这种姿态写作，即在虚构体裁以外，探索外在或内在的真相。这种探索既是私密的，又具有社会性。您把我所使用的写作风格形容为“外科手术般”的。这种写作风格属于探索的一部分。我感觉这种写作风格是一把刀，几乎像是武器，而这正是我需要的。

　　安妮·埃尔诺

　　Q:在读您的作品时，经常会想到“类别”的问题。私人日记是很特别的一类，这些日记是在生活进行的同时写下的。先有私人日记，之后才有自传性探索式的叙述。这种叙述是精心组织过的，像是对过去一段经验的综述、总结和分析（“从去年9月开始”“1963年10月”“52 年Y市的地形”1等）。通过出版《迷失自我》您展示出了这一点，您还在开篇写了一段文字来解释：同一段经历会催生两种写作。其中一种是即时的，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这种即时的写作包含了“不同于《简单的激情》的另一种‘真相’”。从两本书截然不同的形式，能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您会在日记或日程本中提取叙述所用的素材吗？

　　A:我时不时地会想要重读日记，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不过我重读日记纯粹是出于个人目的，我觉得是出于好奇吧。

　　我重读日记绝对不是因为想着要创作。我从来都没有在私人日记里找过写书用的素材。我之前写日记，现在写日记，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成型的文本中“使用”。

　　我有很多文本涉及我没写私人日记的年代，比如童年；还有一些年代的日记没有了（我16岁到22岁的日记）。《空衣柜》和《羞耻》对应的年代就是这种情况，我没有相应的日记。而且，我讨论的内容在私人日记里没有出现（《位置》），或者只是出现了一点点（《被冻住的女人》）。

　　不过我确实会在写得很投入、通常是在快写完一个文本的时候，去翻看文本涉及时段的私人日记。这样做是出于实证主义的态度，我想确认自己没有忘记某些事实；这样做也是出于谨慎，“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在写《简单的激情》和《占据》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在我母亲因阿尔兹海默症住院期间，我去看望她，同时记日记。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恐怖，仿佛因为我记日记这件事导致了我母亲的死亡。

　　我在快写完《一个女人》的时候才重读了这些日记。关于《事件》，我1963年的私人日记和日程本都很简短，柔化了当时的情况。对我而言，这些日记和日程本首先确立了一些时间节点，类似备忘录。我把它们视为历史文件。总之，我从来没有把日记当作草稿或是素材。日记更像是一种记载。

　　我只出版过两次私人日记，分别是《“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和《迷失自我》。这两段日记都是过了十年以后才出版的，涉及的内容和时段我已经在自传性叙述中写过了，这两段日记对应的自传性叙述分别是《一个女人》和《简单的激情》。这两段日记得以出版与两个条件有关，第一个条件是已经过去十年了，第二个条件是已经有了一本书。

　　第二个条件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已经有了一本书，我才想出版与之相关的日记。或许间隔的时间很重要，正是因为隔了一段时间，我才能用客观和冷静的目光看待日记，把“我”当成他者。因为隔了一段时间，我才能看到与那段时间有关的背景之外的东西，看到我所表达的情感之外的东西。我明白了，或者说是我感受到了写作和由写作产生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不过，因为出版日记，我得以让第一个文本“动起来”，提供另一种看待第一个文本的视角。这样做的风险是可能让读者感到困惑，因为读者会面对两个“版本”的激情，比如《迷失自我》和《简单的激情》的情况。其中一个版本是长的，是一天接一天地写出来的，身处当下，因而看得不那么清楚；另一个版本则是短的，精简提纯，转而描述与激情有关的现实。

　　每一次，日记文本（《“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和《迷失自我》都是这样）都比另一个文本更猛烈、更硬生，正因如此，我感觉我无法掩盖它，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应该“提供所有片段”……这样做也让完成作品的过程显得没那么神秘。

　　内容选自

　　[法]安妮·埃尔诺/著

　　栾颖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资料图

　　原标题：《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谈写作：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只为理解和分享丨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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