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博士诞辰120周年｜“李约瑟之问”不是伪问题

　　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科学报社 ，作者梅建军。

　　

　　撰文 | 梅建军（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在李约瑟博士（图1）诞辰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三联生活周刊》组织发表了一组题为 “再问 ‘李约瑟之问’ ” 的文章，以为纪念。这组文章做得相当用心，尤以两篇访谈文章最为精彩。第一篇访谈的对象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第二篇则是斯坦福大学墨磊宁教授。两位受访人对很多热点问题均有精妙回答，充分展现了各自的视角和学养，读来不仅有趣，而且不乏引人深思之言。

　　不过，无论是周刊记者，还是吴国盛教授，在访谈中都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 “李约瑟之问” 是个伪问题，甚至让人以为这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笔者在此想表达一点不同的看法，以为商榷。

　　吴教授在访谈中为其观点给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李约瑟 “是完全按照西方人对科学的理解来对中国古代科技进行盘点的”，“是以一种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反对表面的西方中心主义”。他甚至断言：“李约瑟希望给中国文化以尊严，但我认为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捍卫尊严”；其二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存在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 的问题。在他看来，“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史，其实是一部技术史，或者说是按西方现代科学的框架来编制的一部中国古代的技术史”。

　　吴教授的这些看法，猛一看确有其独到而深刻的一面，但仔细推敲，其对李约瑟的著作和思想实有误解和不公之虞。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对世界的主要贡献，就是对 “西方中心主义” 或 “欧洲中心主义” 的毅然挑战，提醒世界应当公正评价非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对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巨大贡献，强调了文明交流、互鉴和融合的历史价值及其对未来的意义。

　　李约瑟所以提出 “李约瑟之问”、并以其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和写作，正是要打破18世纪以来业已形成的 “西方中心论” 或 “欧洲中心论” 的话语体系，通过深入揭示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的密切联系，来彻底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误读。

　　正如清华大学刘兵教授评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所言：“它的出现首次向西方的学者们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丰富内容，使中国的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国历史中科学的成就在国际历史学界得到承认，使西方人意识到中国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传统”。把李约瑟这样的学者与“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挂上钩，可谓一种 “深刻的” 误读，不仅完全漠视了“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术语特定的内在涵义，而且也脱离了时代的语境，把李约瑟心目中的“普世科学”错误理解成了“西方科学”， 所以才有“把科学作为一个普世标准来衡量文明的高低”这样的话，要知道，在李约瑟的话语体系中，他不仅不认同“西方科学”或“欧洲科学”这样的概念，而且明确区分了“近代科学”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这样的概念。

　　那么，李约瑟按照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相关概念，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是否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小。但这是学术研究方法或范式的问题，与具有特定政治和思想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可一概而论。更为重要的是，讨论问题不能脱离时代的语境。

　　应该意识到，在李约瑟写作的时代，以现代科学作为参照系去整理和书写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历史是很自然的选择和做法，毕竟从李约瑟的视角看，这是让西方人认识和承认中国古代文明贡献的必经之路。现在，我们当然可以站得比李约瑟更高一些，超越李约瑟的研究范式，选择更贴近中国文化特点的话语体系或参照体系，来整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李约瑟研究范式和学术成就的全盘否定或推倒重来，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有了更多的理论视角和参照体系，这是时代演进的体现。

　　关于“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问题，吴教授在他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对此有更系统的阐述。他说，李约瑟“经常将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让人觉得他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让技术混充科学”（276页）。作为生物化学家出身的李约瑟真是如此不堪，连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都分不清吗？当然不是，如果吴教授仔细阅读李约瑟的著作，他应该意识到，他的断言对李约瑟及其学术工作而言是不够公正持平的。

　　李约瑟对科学这一概念当然有他自己的理解或定义。如果我们看他1943年写下的一份演讲提纲（图2），其中包含了“李约瑟之问”的雏形，也展现了他对中国文明与近代科学关系的最初始的思考。这份提纲分为三段：

　　第一段，说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哲学表明中国人对自然能做很好的推测（Chinese could speculate well about Nature）；

　　第二段，说中国的很多经验性的发现（其中有很多改变了世界）表明中国人能做好的实验（Chinese could make good experiments）；

　　第三段，提出了“李约瑟之问”，原文如下：“Why, therefore, did modern science, i.e., our theoretical body of scientific though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o nature and commanding universal assent, develop in west Europe, not in China”（因此，为什么近代科学，即我们普遍适用于自然并为普世所公认的科学思想的理论化体系，发展在西欧，而不在中国）。

　　这三段话可以说清楚地表明了“李约瑟之问”提出的思想逻辑，那就是中国古人有很好的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有很多基于实验的经验性发现，但为什么没有走到“近代科学”这一步？可以看出，李约瑟对“近代科学”的理解特别强调了其普适性和普世性的特征。

　　

　　在1948年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份《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图3）中，李约瑟更是使用了“前科学（pre-science）”这样的概念，以便与“近代科学（modern science）”相区别。该书计划有五章：

　　1. 导言

　　2. 中国哲学（古代和中世纪）

　　3. 中国前科学（The Chinese Pre-Sciences）

　　4. 中国技术（Chinese Technology）

　　5. 阻碍近代科学在远东发展的因素分析（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Far East）

　　可以看出，李约瑟对“前科学”、“技术”和“近代科学”这几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明确区分的。关于“中国前科学”，李约瑟有如下的说明：“古代和中世纪，展现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归纳性科学，也包括手动操作。成就常领先于西方，但止于萌芽状态”。这一章的具体内容包括阴阳五行、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矿物学、地理学、物理学、植物学、炼丹术和化学，等等。而“中国技术”一章的内容则主要是经验性的发现和发明，包括指南针、火药、矿冶、机械、制药、农业和航海等。可以说，在李约瑟的思想体系以及其后的写作中，不存在“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问题。

　　

　　至于把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说成“是一部技术史”，李约瑟早在1961年发表的《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一文中，就批评了这种倾向。他说：“当学术研究正在逐步揭示亚洲文明的贡献时，也有一种对立的倾向试图通过不恰当地提高希腊人的角色以维持欧洲的独特性。他们宣称，自始以来，不仅现代科学，甚至科学本身也是欧洲的特色，而且仅仅是欧洲的特色…… 与此相应的便是决意表明，非欧洲文明中的一切科学发展不过是技术而已。”（张卜天译文，见《文明的滴定》29页）

　　因此，吴教授把“李约瑟之问”视为伪问题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当然不是说“李约瑟之问”无须质疑或不值得讨论，事实上，对“李约瑟之问”质疑和讨论从未停止过，但这丝毫无损这一问题所激发的思想魅力。对“李约瑟之问”的评论，我觉得墨磊宁教授在访谈中所表述的观点更为中肯、持平，也更有启发意义。他说：“我们应该感谢李约瑟和‘李约瑟之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约瑟之问’和对他的批判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在20世纪中期以及整个50年代到80年代，人们都在问这些问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我们所有学习中国科学和技术历史的人，都是某种形式上的李约瑟的子孙，即使我们批评他。要批评‘李约瑟之问’很容易，但是提供一个替代它的问题就难得多。所以正是‘李约瑟之问’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提出更复杂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李约瑟之问”不是伪问题，其所展现的中西文明互鉴的独特视角和宏大格局，不断激发着学界的兴趣和公众的关注，正说明了其持续的生命力所在。正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教授所言：“‘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的主题论纲， 借助它不仅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还能引导人们对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以及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间的张力等议题进行深入思考”。灼见如此，可谓要言不烦，切中肯綮！

　　（本文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第1733期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