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能否将名师拽回讲台 教育先辈讲台铸师魂

　　近些年来，在各地争相建设“科研型大学”背景下，“名师不上讲台”已成为高校的普遍现象。在“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指挥棒下，许多大学教师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无暇顾及课堂教学。

　　“教学型”老师被边缘化

　　职称越高，离讲台就越远。浙大改革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校3000多位老师，没有承担教学任务的约占20%。这其中除了身体等特殊原因外，大多数是科研任务较重的高层次人才。

　　这项调查同时显示，浙大教师人均课程承担量为每年130课时左右，多的三四百个课时，少的仅几十个课时。“课时量多少当然会因学科不同而不同，但究其根本，教学量的多与少，教得好与不好，和晋升关系不大。”浙江大学副校长来茂德说。

　　“在原有的考核体系中，科研因子是‘显性’的，有论文、有基金等数据支撑，而教学因子是‘隐形’的，效果要长时间才能体现。”来茂德说，譬如一个“973”“863”项目汇报会，如果和上课冲突怎么办？现实中的解决方法就是请别人代课。

　　因为重论文轻教学，导致一些高校“教学型”老师被边缘化。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典型案例：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一生致力于课堂教学，深受学生们喜爱，但是由于缺少科研成绩，58岁去世时连副教授也没评上。

　　一些大学生在网上这样写道：“我不禁要问：究竟如何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教授只是把授课当作副业，并未具备足够的认真程度，又或是讲得过于深奥难懂，上得学生们不知所措。”

　　在国内一些高校，上课成为“副业”，教授离“三尺讲台”越来越远，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引人关注。浙江大学近日设立了教学最高岗位——“求是特聘教学岗”。6位长期从事本科基础教学的高水平教师成为首批受聘者，他们将享受与国家“长江学者”一样的待遇，年津贴20万元。浙大推出的“教学新政”，力图改变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授课的考核方式，引发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层思考。

　　近些年来，在各地争相建设“科研型大学”背景下，“名师不上讲台”已成为高校的普遍现象。在“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指挥棒下，许多大学教师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无暇顾及课堂教学。

　　晋升薪酬与授课绩效挂钩

　　为扭转“上课成副业”的局面，浙江大学推出一系列“教学新政”。其核心是加大教学在职称评聘、岗位聘任与津贴发放、评奖评优中的权重，力求改变以科研业绩主导的考核，建立“教学优先”的激励约束机制。

　　记者采访发现，在首批6位“求是特聘教学岗”受聘者中，国家级教学名师即占5席。这些教师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担任本科教学任务，坚持讲授基础课程，并获得学生好评。

　　“应聘后，他们教学工作量饱满，同时须承担一定的教学改革项目，负责建设教学团队等。我们会跟踪考核，一旦未达要求，4年聘期满后即解聘。”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朱晓芸说。

　　对“求是特聘教学岗”，浙大专门设立“教学岗”评审委员会，采取海内外公开招聘。由于条件较为严格，前来应聘者不到10位。

　　年过六十的国家级教学名师杨启帆是受聘者之一，“培养学生，对我来说更有意义。”他说。在浙大任教40年，他一直在三尺讲台上尽着一个老师的天职，为本科生上数学建模等课程，并指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每年教学量达几百课时。

　　浙江大学把教学的投入度作为教授职称晋升和薪酬发放的重要考核指标。今后副教授晋升教授时，如果教学工作量不达标或教学效果差将被“一票否决”；教授基础津贴的50%与教学量挂钩，若不达标，津贴不予发放。

　　优秀“教书匠”年津贴20万元，待遇等同“长江学者”，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积极尝试。来茂德说：“大学最基本的使命是培养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大学教授能做到‘给学生上课是天大的事’，那么高等教育就有希望了。”

　　观点交锋

　　能否提振高等教育？

　　针对浙大“教学新政”，有关专家表示，设立名师教学岗愿望是好的，传递了校正“科研畸重”的积极信号，倡导了“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大学里“名师不上讲台”的问题。

　　“没有教学，何谈大学？大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培养人才。名师应该走向课堂，让更多学生分享他们的才华、智慧。”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说。

　　但部分专家也认为，“名师不上讲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教学组织结构和教学理念不变，只是把名师赶到本科课堂，那就是“拳头打跳蚤”，不能根本解决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史秋衡认为，科研型大学理想的教学模式不是选几个教学名师，而应以科研引领教学，在科研活动里展开教学，实现真正的师生互动，在体验中学习，在熏陶中学习，这才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育路径。

　　延伸阅读

　　教育先辈三尺讲台铸师魂

　　在“大学名师不上讲台”现象屡遭诟病的今天，人们格外怀念那些为教书育人耗尽毕生心血的教育先辈。

　　2006年教师节前，一个名叫郑富春的男子专程从澳大利亚飞回上海，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的墓前，以学生的名义，献上一束鲜花，深鞠一躬，然后静静地站了半小时。

　　讲课风范 终生难忘

　　“假期我去做了检查，昨天拿到结果，肺癌晚期。这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课。”2004年“十一”长假后的第一堂电路分析课，晏才宏向学生们宣布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口气却平静如常，往日活跃的课堂顿时沉寂下来。

　　至今，回想起晏老师的最后一课，很多学生依然满怀哀伤。上海交大的一位同学回忆说：“他平时总是满脸微笑，那天却显得忧郁，讲话有点激动，脸都红了。他平时从不拖堂，那天却好像没听见下课铃声，继续讲下去，似乎想把所有的知识一下子全部传授给我们。”

　　晏老师的“最后一课”，许多学生是含泪听完的。“如果说教学是一门艺术，那么你们就是我未能完成的艺术品。真对不起！”临下课时，他这样向学生表示歉意，同学们则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晏老师在学生测评时，得了全校唯一的满分。这样一位老师，由于他热衷于教学而影响了发表论文，58岁死时连个副教授也没评上。

　　学界泰斗 情系课堂

　　杨振宁教授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不仅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因为他以80岁高龄，到清华大学为本科生开课。回望历史，在学术上功成名就却仍然坚守三尺讲台的教育先辈不可胜数。

　　复旦大学副校长孙莱祥说，复旦大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础课，有很多都是由著名教授讲授。“我当时是数学系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等，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他说：“如今，我还记得他们给我上课的情景，讲解一个定理，他们先不去推导公式，得出结论，而是分析研究这一定理的背景和意义，引导大家去想问题，在思想性、方法性上给大家很多启发。这样的课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开拓者之一。这位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声誉的科学家，对于教学却认真到“近乎偏执”的程度，她的学生们如是评价。

　　据谢希德弟子、中科院院士王迅介绍，1955年，谢希德主讲固体物理和固体理论两门课，当时她已经怀孕临产，由别人代上，但讲课内容都是自己准备，每隔一两周，她都要赶写几堂课的讲稿。1978年至1988年，谢希德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依然坚持为本科生上课。

　　受恩师影响，时至今日，年过七旬的王迅院士还在本科生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他几乎给所有本科班级上过课。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回顾自己的一生，最使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一生没有白过的，就是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是王老师。”

　　厚德载物 心系学子

　　这是当代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的一则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一年，北京大学秋季开学，一位外地新生急于报名，就对迎面走来的一位老人说：“您能帮我看一下行李吗？”老人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多小时后，新生办完入学手续回来，看见老人仍在原地看着他的行李，大为感动，深深谢过，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在开学典礼上，新生惊讶地发现，那天给自己看行李的人，竟然就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当时已73岁的季羡林先生。

　　一位采访过季老的记者说，他听到这个故事时，在强烈的震撼中想到了一句话：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府。

　　1998年，77岁的谢希德备受癌症折磨，但仍然坚持教学活动。谢希德的另一位学生、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叶令说：“当时谢校长躺在病床上，一边治疗，一边为我修改论文。有一次她在昏暗的病床灯光下跟我说：‘下次把字打大一些，我可以修改得更仔细、更清晰。’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动万分。”

　　“重病似乎丝毫不影响她的论文批改。”复旦物理系教师资剑博士回忆，“无论专业水准还是措辞造句，都非常严格。五六页密密麻麻的英文字，在谢教授手中一改就是三四次，这让我感受到了大师的力量。”

　　吾爱知识 更爱吾师

　　先辈大师对课堂教学的重视，源于他们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这位以“平民教育”思想传世的杰出教育家，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从各地的难童保育院招收学员，创建了影响深远的育才学校。

　　尽管有日寇的轰炸飞机从头顶掠过，但育才学校的课堂上从不缺乏活力和欢乐。在陶行知的感召下，很多学术界名流冒着生命危险，每天赶路来给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上课——教文学课的有艾青，教音乐课的有贺绿汀，教戏剧课的有张泯。

　　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怀抱救国救民理想，在教育工作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更有的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为中国现代教育开辟了道路，他们的名字已经印在人们的心里：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叶圣陶……

　　缅怀教育先辈们的师品师德，我们意识到，如今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由于市场因素以及某些价值导向的不良影响，高校“名师不上讲台”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业内人士指出，教书育人本是大学第一功能，如今的教授上讲台却需要教育部发文督促，这些人似乎离教育越来越远。

　　相关新闻

　　名教授兼职曝灰色利益链

　　近日，新语丝网站上的一篇举报文章把48岁的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长江特聘学者、副院长刘泉声教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篇题为《关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乱象的一个例子——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泉声》的网帖，直指刘泉声教授违规兼职，同时担任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全职岗位工作。

　　根据“不得不说”举报中的提示，记者展开了调查，却发现人才争夺背后隐现一条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链。

　　一个样本

　　在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网页中，刘泉声出现在专任教师一栏中：2009年7月起，刘成为该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二级教授；2009年11月，刘就任该院副院长。与此同时，在山东科技大学网站上，刘泉声又作为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出现。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在研究队伍研究员一栏中，他的身份则是该所二级研究员。

　　资料显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要求：善于培养青年人才，注重学术梯队建设，能带领一支创新团队协同攻关。相关文件同时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工作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

　　“不得不说”称，网上找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对二级研究员的要求，但作为正式在册职工，似乎每年在岗工作时间也要9个月以上。他就此推算，“这个刘泉声教授一年在三个单位的工作时间应是，9+9+9=27，也就是工作时间至少是27个月，可是1年只有12个月，那么这个刘泉声教授是会分身吗？”

　　反应淡然

　　记者就此致电刘泉声。刘泉声表示，自己2007年受聘为“泰山学者”，因为本身是兼职，一直拿的是补贴，没有拿山东科技大学的全额工资，“如果是全职过去就是拿全额工资。全额工资一个普通的四级教授，一个月也得有七八千块钱。我从来也没有全额拿过他们的工资，拿的是补贴。”

　　刘泉声称，2009年自己帮山东科技大学申报了一个山东省的重点实验室，申报成功之后就再没有去过，不久申请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被武汉大学聘任，因此多次口头上向山东科技大学提出过辞职，而且此后没有再去领补贴，也不知道是否还在发放。

　　至于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所网上的简介，则是很早就有，自己离开的手续没有办完。

　　山东科技大学宣传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学校聘请刘泉声教授做‘泰山学者’在前，学校没有过失。”该负责人还证实，刘泉声教授仍然是该校“泰山学者”，“在学校比较尽职尽责，个人品质、敬业精神都不错。”

　　只为挣钱？

　　在帖子中，“不得不说”把刘泉声多方兼职的原因归结为，“为了岗位津贴”。

　　“长江学者”的待遇有明文规定，特聘教授奖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0万元，同时享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此外，高等学校必须为聘任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经费，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然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200万元。

　　“泰山学者”的待遇也有类似规定：在第一期工程实施中，省财政每年给予每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10万元、所带学术团队5万元岗位津贴，每年为每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提供5万元科研补助经费。获准设置“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的高等学校每年为每位自然科学类特聘教授提供15万元科研配套经费，5年间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所在的自然科学类学科提供200万元学科建设经费。

　　针对兼职挣钱的质疑，刘泉声回应，“我从来没有这个本意。如果我要赚钱，我这个学科现在处于国家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单纯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的，而且比这个赚得多得多。”

　　他举例说明，“比如我们注册的岩土工程师，这几年很多人找我们，个人的资质证书挂号，3年24万元一次性付清，或者1年给10万元，这些我都没有去做。”

　　快言快语

　　板子该打在谁身上

　　每每传出名教授违规兼职挣钱，坊间都是一片挞伐声，斥之为斯文扫地、唯利是图。诚然，只想赚钱而罔顾规则，只顾走穴而摈弃师道，的确令人鄙薄。但是，板子显然不能仅仅打在违规兼职的名教授身上。所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各大高校簇拥而至，向名教授抛来橄榄枝，名教授何以兼职？

　　其实，不少高校是明明知道一些名教授分身乏术，但仍然毫不犹豫地邀其兼职，且不惜许以厚禄。原因很简单，利益驱动。一方面，这些名教授的薪酬不是学校承担，而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另一方面，邀请名教授兼职则一举多得：其一，提高学校名气，一些学校为装潢门面，热衷于邀请名教授兼职，哪怕挂个名，或者来校交流工作也乐意。其二，获取经济利益，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透露，一些大学引进一名知名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其三，名教授往往掌握着一定的资源，投其所好，学校日后能增加学术方面的话语权，比如，增加学术考评的力度。

　　由此观之，名教授求其利，高校求其名，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校方表现出主动性，一般来说名教授不愁兼职，而一些没有名气的学校往往更有求于名教授。基于此，板子更应该打在个别学校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