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4篇红学文章助手代笔 同遭批判却命运迥异

　　王佩璋是谁？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四篇文章为什么由她代笔？她怎样加入了1954年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编者按

　　今年是俞平伯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他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卓有贡献，却也因为“红学”在上世纪50年代遭受了严厉的批判，那是一场已经载入史册的“运动”。不过，今天本文的重点并非俞平伯先生，而是一位与他有关的“小人物”。这位女性在那场大批判中曾崭露头角，甚至将那段岁月称为自己的“黄金时代”，然而，她终究在自身性格和时代命运的拨弄下，消失在历史的暗影中。

　　对这位女性、这段历史的追寻，从一份来自拍卖会的“手稿”开始。

　　■一件“假文物”，不期然撞开历史之门

　　这是一份约十六开大小的文稿，毛笔书写，发黄的稿纸上有“民国”的字样。文章开头题为《红楼梦简说》，文末署名“王佩璋”。秀丽流畅的小楷，竖行从右向左写，句子之间有断句的顿点，却无标点符号。另有多处用朱墨涂抹修改的痕迹。继续翻读，会发现在《红楼梦简说》一文的后面，其实未加标题地直接接续了另一篇文章——内容为《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

　　稍加查询便可得知，前者是署名俞平伯实际为其助手王佩璋代写的文章，后者是王佩璋说明自己为俞平伯代写《红楼梦简说》等四篇文章的前后过程。两文均发表于1954年，在诸多公开刊行的《红楼梦》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到。

　　1954年是红学界天崩地裂的一年。李希凡、蓝翎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批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引发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红学大批判”运动。批判开始后，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为其代写了四篇文章的事实曾广为人知，王也因此成为批判运动中重要的一员。王佩璋执笔的《红楼梦简说》与俞平伯大受批判的《红楼梦简论》不仅甚有渊源，文章题目也仅一字之差；而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在那段历史中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两篇文章为何写在了一处？若这份手稿是王佩璋的笔迹，那岂不是很有历史价值？记者为此走访了有关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不仅是著名的红学家，也是王佩璋当年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他熟知王佩璋的工作状况，也了解其写作习惯和笔迹，在看到这份文稿时，他立刻给出了几条非常明确的鉴定意见：

　　1)此乃伪托之作。

　　2)从笔迹看，显然不是出于王的手笔。

　　3)王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其底稿无用毛笔书写者。

　　4)王是1953年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第一，她写稿用的是简体字，而不是繁体字；第二，她写稿用的是文学所的专用稿纸，而不会是这种信纸；第三，她写文章用的是新式标点；第四，她不可能用朱墨修改文章。

　　5)作伪者似不知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或者是不知晓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写作习惯，或者是根本不知晓王的年龄。

　　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看到抄件之后，也说：“这肯定是假的，那个年代谁会公然用带‘民国’字样的稿纸写稿呢？”

　　看来，这是一份假文物。当记者把专家的鉴定意见告诉在拍卖会上买下了这份手稿的张伟时，他的态度却相当豁达：“没有关系，我很感慨的是，因为这份东西，让我这样一个与红学全无关系的人，竟然接触到那段历史，了解到其中人物的命运，这在过去我们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文物造假者的动机和目的固然可鄙，然而这份不光彩的伪件，却不期然地为我们撞开了一道历史之门，五十多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在浮尘中闪现，令人注目，也引人唏嘘：王佩璋是谁？著名学者俞平伯的文章为什么由她代笔？她的命运如何？她是怎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场又是怎样消失的？

　　这一切，让我们无法轻易错过已经打开的时光之门。

　　■一篇批评文章，激发了“两个小人物”挑战权威的热情

　　“她的桌子在我的桌子前头，在她的椅子背后有一摞跟我的桌子一般高的、她校点的《红楼梦》的稿子。”刘世德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王佩璋当年在办公室里的样子。

　　1953年，王佩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社科院文学所。据文学所的老党委书记、90多岁高龄的王平凡介绍，王佩璋刚到就被副所长何其芳安排做了俞平伯的助手。俞平伯当时的科研项目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勘校整理，王佩璋便承担了大量具体而繁琐的基础工作。

　　在刘世德的记忆中，王佩璋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她能将《红楼梦》倒背如流，对红学研究颇有心得，对古典诗词极为熟悉，发表过一些学术文章，水准不错。

　　1955年刘世德到文学所工作的时候，震动全国的红学大批判已经过去。他说办公室里的年轻人一起聊天时，王佩璋每每会提及那一年的讨论，说那是自己经历的“黄金时代”。那年的讨论会，参加者皆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年轻的王佩璋常常被邀请与这些名人平起平坐，令她备感兴奋。她常常会聊起座谈会后和这些重要人物在萃华楼这样的地方吃饭的情景。

　　那一年，是王佩璋生命的高峰，也是她滑向悲剧命运的起点。

　　“一个棋子。”孙玉明这样感叹王佩璋的命运。在《红学：1954》中，他详细地写下了王佩璋被时代大潮裹挟至浪尖的偶然与必然：

　　1953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第一个《红楼梦》排印本，正在协助俞平伯进行《红楼梦》研究的王佩璋，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立刻投稿《光明日报》对此校本进行批评。《光明日报》将稿件转给作家出版社，这家权威出版社不仅对王佩璋“表示感谢”，还邀请其“协助”工作。双方的文章于3月1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后，激发了“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的热情——当时年轻的李希凡和蓝翎看到以后，决意写文章向大学者俞平伯商榷《红楼梦》研究的问题，批评的对象便是发表于1954年3月初的《红楼梦简论》。他们哪里知道，启发他们挑战权威的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而俞平伯写作与发表《红楼梦简论》的曲折过程，与王佩璋为其捉刀代笔后来的几篇文章也不无关系。

　　■四篇捉刀之作，一个受同情的“被剥削者”

　　俞平伯一生著述丰富，但在他最有成就的《红楼梦》研究领域，竟然会有四篇文章是署了他的名字却由别人代笔的，这实在是有些令人费解。

　　孙玉明告诉记者，王佩璋代写《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以及《红楼梦简说》(由前者缩编而来)有一些特殊性。1953年，外宣刊物《人民中国》约俞平伯写一篇向海外读者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俞平伯写成了《红楼梦简论》，为谨慎起见特意请了自己的朋友、当时中央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胡乔木提意见。胡乔木认真地提了意见，俞平伯却没有修改《红楼梦简论》(后发表于《新建设》杂志)，而是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告诉王佩璋，请她代笔，写成《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发表于《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又在此基础上缩写为《红楼梦简说》(发表于1953年12月29日《大公报》)，《人民中国》则将其编辑为《红楼梦评介》发表。此外，还有一篇曾发表于1954年《文汇报》的《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也是王佩璋代笔的作品。这些情况，在1954年10月批判俞平伯的座谈会上，王佩璋曾作了说明，后来写成《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发表于1954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成为对俞平伯的批判潮流中的重要一环。

　　俞平伯让王佩璋代笔，刘世德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建国初期，从旧时代过来的老先生们不熟悉当时写论文的一套模式，他们的学术文章大多是随笔式、散文式的，而年轻一代受的都是苏联文艺理论的教育，掌握用马列主义审视研究文艺作品的语言与格式，因此在面对媒体约稿时，俞平伯让年轻的助手代笔，显然更能符合当时的要求。

　　虽然代笔有时代因素，俞平伯也对王佩璋的写作进行了指导，五十年代初期学术规范也尚未建立……然而无论如何，文章发表时，没有署上王佩璋的名字。这一切在批判会上被揭发出来之后，王佩璋显然成为受同情的“被剥削者”，何其芳对此进行了批评，俞平伯自己也检讨说这是封建师徒关系。

　　这种“封建师徒关系”的定性，后来成为笼罩在俞平伯和王佩璋之间的一个阴影。据刘世德介绍，直至1957年俞、王二人勘校的八十回本《红楼梦》出版时，王佩璋为了稿费的分配问题还闹过纠纷，认为自己工作辛苦，应该至少和俞平伯平分稿费，直到所长何其芳出面调停，才解决了矛盾。老党委书记王平凡也感慨，这样的僵局，令当初安排王佩璋担任俞平伯助手的何其芳始料不及。

　　而在俞平伯被批判之后，并未得志的王佩璋认为几年的勘校工作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在勘校本出版署名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惜时”。

　　■一个有个性、要强的人，偏偏遭遇时运的捉弄

　　刘世德告诉记者，王佩璋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很要强的人。

　　她有一辆进口的凤头自行车，怕车子被人弄坏，她天天不辞辛劳把车子用肩扛到楼上的办公室，大家都笑她做了车子的奴隶，她毫不理会。

　　办公室里，同事们也会给她提意见，说她的文章写得太朴素太直白，文笔不够优美，理论深度不够，她表面上接受，心里却不服气，私下写了好几篇词藻丰富、讲究理论的文章，拿来给同事们展示自己的实力。

　　同事朱锦霞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口才厉害，常常在办公室里跟大家辩论，并颇为此自得。

　　一个有个性、要强的才女，偏偏遭遇时运的捉弄。

　　刘世德感叹：“如果她是大学里一个平凡的女生，毕业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大概后来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多问题。”她不幸因为出类拔萃做了俞平伯的助手，又不幸在1954年的红学大批判中被推上了人生的最高峰。批判大潮过去之后，她从天上跌回地面，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使她感到失落。1956年反右前夕的“大鸣大放”运动中，王佩璋作了长篇发言，力陈自己成长、奋斗得如何艰苦而不受社会重视，讽刺某些新贵的作风像公子哥儿。这番有吹捧自己打击别人之嫌的言论，最后在反右活动中被定为“右倾言论”，使她受到打击。

　　1957年全社会的“大跃进”浪潮，将学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卷向生产第一线，文学所的成员，一批下放农村，一批下放工厂，王佩璋下放到国棉三厂劳动。其间她遭遇了多大的精神刺激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后来她做过两件事：一是当时社会上肥皂短缺，她便大量地购买肥皂；二是在劳动当中，她往机器里掺铁砂子，被定性为破坏革命生产。在当时，这样的问题足以使人坐牢。但是一向保护研究人员的文学所只是将问题定性为“思想问题”，对王佩璋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开除公职。惜才的何其芳还特意为王佩璋联系到政治环境更为轻松的中华书局当编辑，但她始终不愿去，就这样在家一直拖到了“文革”。在被街道红卫兵冲击、批斗之后，她投水自尽，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网络上至今有人为王佩璋的悲剧命运而唏嘘，并盛传她一直未婚，没有后代。“她成家了，但从来没听她提起家庭的情况。”刘世德这样说。孙玉明则说，自己的《红学：1954》出版之后，他期望王佩璋的家人能看到书，能与他联系，提供关于王佩璋的更多的信息，然而，从2003年书出版至今，从未有过王佩璋家人的消息。

　　而曾处于红学批判风暴中心的俞平伯，虽遭遇了严重的冲击，却依旧得到了文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的保护和尊敬。据刘世德回忆，1957年全国第一次评职称，文学所仅评了三个一级研究员，除了钱钟书与何其芳，还有一个人就是俞平伯。他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未因大批判发生大的改变，“他依然是人大代表，依然在搞研究，这种注重思想批判的运动，虽然后来越来越离谱，但尚未发展到‘文革’时对批判者进行身心迫害的疯狂地步。”孙玉明在《红学：1954》里这样写道。

　　■供图/小艾

　　■历史背景

　　1922年，俞平伯在胡适的影响下写成《红楼梦辨》一书，成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51年9月，俞平伯修改《红楼梦辨》并增加5篇新作，以《红楼梦研究》为书名重新出版。

　　1953年5月，《文艺报》第9号热情推荐《红楼梦研究》，并肯定了俞平伯30年来的红学成就和权威地位。

　　1953年10月至1954年7月，俞平伯又陆续发表《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论》等。其中《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红楼梦简说》、《红楼梦评介》、《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系王佩璋代笔。

　　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投稿并附信给《文艺报》，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但未受重视。该文转到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信有关人士，肯定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批评文艺界“大人物”压制“小人物”的错误倾向，指出对俞平伯应采取团结态度，但应批判其错误思想，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95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佩璋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

　　仅1954年10月到1955年6月，批判文章的总字数便逾百万。几乎所有的文艺理论家、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学者都卷入其中。

　　1955年2月，俞平伯在《文艺报》第5号上刊登公开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表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

　　(主要摘编自《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

　　在中国红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学术论战。而发生在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则明显不同于其他的学术论争，从而超越学术层面而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

　　本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及《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与俞平伯商榷时，论争的性质仍然停留在学术层面，但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这场学术论战便彻底改变了性质，批判的锋芒也随即指向了统治中国学术界达三十年的“胡适思想”。

　　领袖人物的介入，举国文人的参战，批判对象的更换，论辩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之后，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指导文学艺术研究的理论模板。

　　(摘自《红学：1954》)

　　邂逅历史

　　◎张伟

　　我本一闲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与“红学”发生联系。在今年北京的一次小拍卖会上，偶然发现一册解放初期写本，题王佩璋款《红楼梦简说》，起拍价八百元，民国纸，工整书法，就是不知道王佩璋是何许人，网上查询到的一段背景勾起我的兴趣。

　　由此我知道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知道了1954年那段有关红学的论战；知道了一篇文章引来的红学地震；知道了三个“小人物” ：王佩璋、李希凡和蓝翎。于是不管真假，我毫不犹豫地花掉了3584元拍下了这部文稿。

　　灯下细读文章，感觉到扑面的历史，坎坷的人生，老师俞平伯是顶过来了，学生王佩璋的人生惟有悲惨可以概括。于是将手稿推荐给北青报的记者，望她代我追寻下去。

　　记者又走访了许多人，疑问慢慢解开，当事人许多已经作古，只有李希凡目前还健在，还听说王佩璋也结过婚并有孩子(没有查证)。手稿被王佩璋的同事看过，认为不真，没有更多的依据可查，只有认为是赝品了。但我还是要感谢假借王佩璋名义誊写《红楼梦简说》之人，让我重读了历史，也希望王佩璋的亲人、同学、同事和我这个陌生人一起再揭开尘封的历史，告知后人，希望悲剧不要重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