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与逻辑

　　孙 涤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三十五

　　应东南大学的邀请，近日笔者在该校国际学生研修班作系列讲座。一个小班，17个研究生来自美国、法国、拉美、中东、南亚直到乌干达等12个国家，文化背景从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喇嘛教、大乘佛教乃至无神论，倒真是个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场所。我于是把一些行为金融和认知科学的著名悖论和吊诡难题，拿来测试，甚是有趣。

　　有这样一个小题目：一副球拍和球共110块——“小外”多把“元”叫成“块”，球拍比球贵了100块，问球值几何？居然把多数同学考翻，答10块的高达14人。行为经济学大师卡尼曼报告称，拿同样的题目在美国常春藤名校，耶鲁、哈佛、普林斯顿测试，答对的学生不超过30%，叫人难以置信。我这次也测试了东南大学全英语授课的二年级学生，抢答的也多有失误，才敢相信果真有点道理。

　　诸如此类的测试，在卡尼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Fast and Slow”， 2011）中挺多。卡尼曼设计的题目都很机巧，揭示出人类的理性和盘算，都有其限度。而由感知而生成的判断及偏好，难免出错。

　　卡尼曼和同事们把人对信息的处理大致分成系统一和系统二两种方式：系统一的特质是快，基于情绪感知，而系统二的特质是慢，基于理性推理。日常判断抉择，包括不少有重大出入的选择，多由系统一完成；系统二既慢又懒，有很大惰性，非经过“预热”不能即刻启动，所以平时它任由系统一来操作而懒得干预。系统一 的处理通道，被称作“捷思”者（即heurist，有“抄近路（mental shortcuts）”之意。惯常的译名是“启发”，不确；我国台湾的译者把它译为捷思，甚好），在大多数情况下颇为管用。然而不能过度，否则容易陷入偏误（bias）。有些会招致严重亏损，比如投资市场的崩塌或公共政策的失灵。这类偏误有不下数十百种表象，但根子是不多的几类具有“结构性的偏误”，所谓“可预见的定向非理性行为”（predictably irrationality）是也。

　　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和认知科学家们研究的宗旨，是要告诫并训练人们如何掌握时机，你在某个时点和状况，必须稍停下反思，调动系统2来分析、干预、并矫正系统1的选择。我在本系列中曾谈到，怎样才能“贯通任督二脉”，即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地协调系统1 和系统2。出类拔萃的人的决策，究其底蕴，多半是在系统一和系统二之间切换和协同把握得卓有成效。然而，事事要仰赖系统二 的“理性分析”，既不合宜也不可行：拘泥过甚，无益反损。说到头，现实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未必是“理性分析”所能分解的。

　　被上文小题目绊了脚的人，多半因为没能及时启动系统二，任由系统一在“抄近路”，答案看来未免太“小菜一碟”了。卡尼曼等人又设计出一些测试，证实人脑天生是不擅长“逻辑推理”和“统计分析”的。我给学生的另一个考题，也是其中之一的翻版：桌上放了四张扑克牌：红底、6、蓝底、7，并称凡是蓝底牌的反面均为偶数。起码得翻出哪几张牌，才能验证我说的是可信的？大都答错，其他大学生也多犯错，往往提出要翻出6，或者红底牌。答案该是两张，分别为蓝底和7。用系统二 来想，逻辑很简单，不用读到高中就容易明白的。可是，逻辑关系唯其单纯，却不容易被系统一感知到。错误的根源，主要来自把“蓝底牌的背面均为偶数”这个充分条件，会“联想”成了必要条件，然而这里并没说“凡是偶数的背面须是蓝底”。因此翻出6这张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我的说法，而翻红底牌就更属多余了。

　　分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误判错失的一大原因，在证券市场，这造成了众多和重大亏损。因此，当你想要从股评人那里了解股市趋势，请务必关注他的预测在牛市和熊市时的四种表现：既要看他建议买进的股票里有多少后来确实涨了，又得看他建议卖出的股票里有多少后来确实跌了；还得分别看，他跑赢牛市的比率和跑赢熊市的比率又有多少。同时还要把他以往的业绩按时间排列起来，只有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才看得清，这位股评人的预测可信度究竟如何。

　　不过，人脑不谙熟形式逻辑的特性，可通过图表和故事来描述加以补正。如果这样问，加州法律规定，饮酒（包括啤酒）者须满21岁（加州人16岁就可结婚，18岁就能持枪，但喝啤酒还不够成熟）。假设你是稽核人员，到某酒吧去查检，会核对哪部分流水账，才能确定它有没有违规？学生马上就能答对：先查喝了酒的有没有满21岁？再查不满21岁的喝没喝酒精饮料？其他的明细可不必管。

　　这说明，有了形象的描述，人们就容易把握事理的逻辑关系。不过得提个醒，市场行销就利用人脑的形象思维来误导人的选择，常常使人错买或卖错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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