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张仃与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的不解之缘！

栏目：未来教育时间：2023-01-02

　　张仃生前藏有齐白石绘画四件：《樱桃》《红荷》《竹篱葫芦》《葫芦》，件件都是精品，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樱桃》(图1)人们都熟悉，因为它长年挂在张仃寓所的客厅里，与主人朝夕相处，两看不厌。画的题款是“张仃先生正旧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庚寅即1950年，那年齐白石实际年龄88岁，如此的高龄，笔力依然如此矫健，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诧异。那么，张仃是如何得到这幅画的呢?1950年一个夏天，张仃提了一筐樱桃去见白石老人，因为不久前，齐白石答应过为他作画，一直没动静，张仃等不及了。到了西城跨车胡同的“铁栅书屋”，老尹为他开门。见了张仃，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樱桃，让了座，就径自往画室走去。张仃健步跟上，紧随其后，他想目睹艺术大师怎样运笔挥毫，不料被老人拦在画室门外。张仃只好在客厅坐下，耐心等候。一小时过去了，不见老人出来，两小时过去了，还不见老人出来，张仃觉得纳闷，原以为齐白石作画出手快，看来并非如此。又过了一会儿，白石老人略显疲惫地从画室里出来，把刚画完的《樱桃》交给他。看了画，张仃眼睛一亮，心中充满敬意，恍然

　　张仃旧藏齐白石《红荷》《竹篱葫芦》《葫芦》作品

　　说起张仃与李可染，两人早在1937年冬在西安就有过一面之交，当时张仃带领一支抗日漫画宣传队在那里活动，李可染准备去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途经西安。在城北的一个大杂院里，他们相遇了，李可染惊奇地发现，张仃看上去是个半大孩子，张仃则觉得李可染比较拘谨。这些当然都是表面的印象。1949年9月张仃与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一起组成“五人接管小组”，代表中共新政权接管旧国立北平艺专，此时李可染就在该校国画系任教。阔别12年，李可染发现，张仃一身戎装之下，仍是艺术家的脾气。195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张仃被聘为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李可染被聘为国画系副教授，他们成了同事，不久一起搬进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宿舍，接触的机会就多起来。

　　▲1956年，毕加索回赠张仃的画册，上面有毕加索用红蓝两色笔签的“张仃”二字，并且绘有一只和平鸽

　　会见毕加索时，毕加索一本刚出版的小画册，他就拿起一枝红蓝铅笔照着我的名片在扉页上写上‘张仃’两个中文字，其中‘张’是蓝色，‘仃’是红色，又画了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两个略显稚嫩的中国字，代表的确是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中两个大师的交情。

　　张仃成为中国第一位毕加索的中国知音，并引荐张大千结识毕加索由于年龄、出生及人生经历的较大差异，张仃与张大千从无交集，直到1956年夏，他们才在法国巴黎相遇。当时，张仃受新中国政府委派，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展示设计，张大千由中华民国驻法公使文化处参赞郭有守的牵线，在巴黎赛那奇（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时间差不多重叠。1956年，张仃宴请旅法华人艺术家留学生,就是这次聚会之后，张仃与张大千先后走进毕加索位于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嘎纳的“加里福尼亚”别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上演两出不同的中西文化交流戏。张仃是毕加索的中国知音，将精心准备的齐白石的画册送去，引起毕加索的强烈兴趣和意译的冲动。张大千仙风道骨，长袍美髯，携年轻貌美、身着旗袍的东方佳人（四太太徐雯波）飘然而至，给毕加索意外的惊喜，以此为铺垫，带出良好的会见氛围，为日后东西方绘画二巨头“峰会”的传奇，打下基础！

　　张仃成就吴冠中，造就一代大师

　　翻阅乔十光先生的《谈漆论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其中有一篇《君子和而不同——记张仃与吴冠中两位老师1975年的一次对话》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张仃和吴冠中都是他的老师，一位是他的课堂老师，一位是他的课外老师，“他们在平常的言谈和文章中经常表达相互的敬慕之情，如张仃老师对吴冠中老师油画民族化、国画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非常赞赏。吴冠中老师对张仃老师的中国画革新也大加肯定，并且对张仃老师把吴冠中老师从北京艺术学院调来工艺美院的知遇之恩深怀感激。相近的艺术观使他们过从甚密，友谊至深。偶然翻阅1975年5月15日的笔记，记录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开诚布公，赤诚相见，互相褒贬，直言不讳，令人感动，其意义远远超过谈话本身。”吴冠中这样评价张仃“ 一九五四年，张仃、李可染和罗铭在北海公园举行了一次水墨写生画展。他们三人最先尝试直接用毛笔宣纸到生活中去面对真山真水进行写生，画出了第一批生动、活泼、清新、亲切的新山水画。这个小小的画展起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是解放后山水画创新的前驱，是山水画发展史中的里程碑。张仃同志对现代西方艺术，也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张仃从不肯作荣誉的囚徒，他的艺术的最大特色是永远在探索新境！向艰苦历程中的探索者致敬！"

　　▲1979年，张仃院长与吴冠中等人讨论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

　　吴冠中先生1997对版画的观点：

　　吴冠中先生曾说：“物以稀为贵，我不以为然。“稀”算什么，珍贵才贵。手创的艺术品都是独生子，健美的独生子珍贵。复印绘画名作，缘于众望所归，亦系作者的心愿。佳肴美食多多益善。珂罗版印制绘画接近原作，今日精益求精，直追乱真。艺术珍品应鼓励克隆，克隆的艺术应不断提高。这是发展的趋势，时代的趋势”。——吴冠中

　　1997年吴冠中提出版画的艺术克隆革命性的言论后，遭到众多业界同行纷纷谴责，唯独当时身体病症折磨的张仃站出支持他这一观点，但是由于身体情况不容许，没将自己的作品与吴冠中作品一起通过版画创作出来推出市场，截止张仃去世前都是一种遗憾！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走到中国现代艺术的潮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吴冠中先生大声呼吁社会应重视美育教育，扫除“美盲”。更是身体力行的推广版画的制作，把作品通过复制的形式推广到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普通百姓接触艺术、欣赏艺术，更好的提高全民美学修养。并且张仃辅助吴冠中发表：《不断线的风筝》被文化部点名表彰！

　　世界名画的限量版权版画，是国际公认的一种艺术品收藏形式，很早就流行于欧美，世界绘画大师毕加索、米罗等人的限量版画作品很多，深受藏家喜爱。名画的限量版画制作，是让艺术品更多更快地走向普通群众的一项积极性文化措施。多年来吴冠中身体力行地参与版画的制作出版，把作品通过版画的方式推向社会、推向民间、推向家庭的举措是他一生艺术活动的重要一笔。1999年12月，由文化部主办，华瀚国际文化发展公司承办，庆祝吴冠中从艺六十周年大型展览“1999吴冠中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并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1999吴冠中艺术展作品集》。

　　张仃／吴冠中张、吴之争，让美术界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一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都以思想解放、艺术观念前卫著称。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由挚友变成论敌？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

　　艺术史上，同一圈子的画家因见解和趣味的不同而发生争执，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并不鲜见，梵高与高更是著名的例子。也许艺术家独立不羁的个性、气质使然，但具体到张、吴之争，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

　　一

　　张仃与吴冠中的关系，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其因缘，是吴冠中的一批西藏题材的油画写生小品。1961年，由中国美协组织，吴冠中和董希文、邵晶坤一起赴西藏写生五个月，创作了《扎什伦布寺》《拉萨龙王庙》《西藏佛壁》等作品。这些作品与中国当时流行的油画大不相同，与欧洲正统的油画也大异其趣，灰调子的画面透着浓浓的传统文人画的韵致。后来北京举办了“西藏写生画展”，看到吴冠中的作品，张仃大为欣赏，在报上著文推介，给吴冠中带来莫大的惊喜。1949年后，中国的油画为清一色的苏式革命写实主义所笼罩，艺术上追求逼真肖似，以“红、光、亮”的手法，表现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这与吴冠中的艺术趣味、知识背景相去甚远，给他造成不小的精神压力。20世纪50年代初，吴冠中因为在中央美院的课堂上传授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知识而后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水彩素描，后来更不得不放弃人体画、人物画的创作，画起政治色彩相对淡薄、阶级性相对模糊的风景画来。吴冠中很快就在风景画创作中探出一条新路，其浓郁的民族化风格，得到来自延安的革命艺术家、时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张仃的赏识和大力追捧，这对尚不知名、一直受主流排斥的吴冠中来说意义不可小觑。

　　1956年，吴冠中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原北师大美术系和音乐系）。1964年，北京艺术学院建制撤销，他何去何从，又面临困扰。在当时的情况下，像他这样性格倔强、风格另类的画家要找一所合适的学校安顿下来，并非一件易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张仃雪中送炭，亲自点名，将他与卫天霖等几位画家一并调入中央工艺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是几年前从中央美院独立出来的，师资阵容绝不逊于中央美院，因为是搞实用美术的，艺术氛围相对宽松，不像中央美院那样严格划一，可以说是一所颇具艺术包容性的美术学院。吴冠中能进这个学院执教，可谓适得其所。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1978年3月，“文革”后复出不久的张仃在中央工艺美院安排主持了“吴冠中绘画展”，规模虽小，却是吴冠中1950年从法国留学归来之后的第一个画展。第二年春，“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作品120幅，张仃为之撰写前言，随后又在《文艺研究》上发表《油画的民族化国画的现代化》一文，推介吴冠中的创作。以此为发端，吴冠中在中国画坛声誉鹊起。此后，张仃一再为吴冠中画集作序：《吴冠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1983年）、《中国绘画的革新家吴冠中》（1987年），直到1991年，还为“吴冠中师生展”撰写《风筝没有断线——吴冠中绘画展感言》。

　　对张仃的知遇之恩，吴冠中心存感激，尽力回报。在《谁家粉本》自序中，吴冠中这样写道：“此后，在艺术道路中辗转流迁，最后寄寓、落脚到了工艺美术学院。回忆往事，感谢张仃同志对我的理解，承他收容，他当时是工艺美院的院长。”据中央工艺美院多位学生回忆，言谈之间，吴冠中经常提这件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20世纪70年代初，张仃在京郊香山农民废弃的破房里养病，年过半百的吴冠中蹬着自行车，冒着酷暑，长途跋涉前往看望，切磋艺术，与主人一起啃白薯当饭。听说张仃的儿子张大伟在江西庐山插队，特地委托在江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执教的好友予以关照。1984年春，张仃刚退休不久，吴冠中以小幅油画《喜鹊》相赠，以示慰问。此画作于1972年，当时他们在河北获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共度艰难岁月，带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二

　　然而，笔者长期留意，几经搜寻，只找到两篇吴冠中评论张仃的文章，一篇是《向探索者致敬——张仃画展读后感》，写于1979年；另一篇是《张仃清唱》，写于1987年。不知何故，前一篇文章没有收入七卷本《吴冠中文丛》（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于是洋洋大观、一百五十万字之巨的《吴冠中文丛》，评论张仃的，只有《张仃清唱》一篇短文。

　　如前所述，吴冠中不是那种寡情薄义的人，而且文思丰沛，擅长艺术评论，对气味相投的画界同行从不吝惜自己的文字，比如《吴冠中文丛》中，仅对林风眠一人的评论，就有七八篇之多；其他评潘天寿的四篇、吴大羽的四篇、朱德群的五篇、熊秉明的四篇。那么，对张仃这位交往多年的恩友，同一战壕的艺术同行，吴冠中为何不肯多加评论？

　　笔者曾对此深感困惑，直到有一天在吴冠中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段论述：“投身文艺生涯的，艺术观和艺术品位几乎成了划分朋友甚至敌友的唯一标准”，才猛然醒悟。以此考量张、吴的关系，许多疑问迎刃而解，一些隐秘的线索随之浮出水面。

　　张仃（1917-2010），号它山，祖籍辽宁。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任第一副院长，1981年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后离休。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黄宾虹研究会会长、《1949—1989中国美术年鉴》顾问等职务。

　　张仃先生，在他近八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活跃于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批评、美术教育等诸多领域，以其充沛的艺术激情与超常的艺术能量，纵横捭阖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的语境之中，成为我们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经典文本和“活化石”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可遗忘的丰碑人物。在张仃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美术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先后举办展览，纪念这位美术奇才。张仃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张仃的艺术世界！

　　《大山之子——画家张仃》感言

　　张仃先生的画，他的焦墨山水以质胜，质实而富韵致，笔中时时透露出坚韧不拔的阳刚之气。当今时代，更为难能可贵。

　　数十年来，先生在精神焕发的时期，这些特点都有强烈的反映。30年代的漫画，无论造型、笔墨还是构图立意，气概之强悍是表露无遗的。60年代那批装饰性强，受现代主义影响明显的作品，亦复如此。每当先生神采飞扬之时，他的精神气质均有特出的表现，成为当时艺坛最响亮的声音，独领风骚。

　　张先生的焦墨时代，是延续时间最长，最具规模，积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时期。好像有神助，60年代开始，先生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剧痛、重伤，好像炼狱，为他对焦墨的选择，给予了充分的精神铺垫，到70年代重返画坛，当其时，以先生的秉性气质，才具之高，善于思考的质素，见识之广，不给自己出难题，不举高标，做平淡无奇的选择是不可能的!同时代人，如李可染先生是最了解先生的潜质的，当他在1977年谈《房山十渡焦墨写生》并题识之时，必有极高的期待。他一定满怀喜悦，心称“是其时矣”，好像一纸宣言，独辟蹊径，一往无前，规模和气概已经跃然于纸上。张先生英雄主义的理想从此可以大展宏图了。此时的张仃已经是满头白发。从现在往回走二十年，读这本《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的画册，他给自己排的课程表，简直是又一个完整的人生之旅。张先生已故夫人陈布文女士为《房山十渡焦墨写生》写的跋，读来是很感人的。其中可以见到他们相知之深。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与先生相濡以沫，给予张先生以极深情感与精神支持的夫人，诗人灰娃，对于先生的焦墨时代，其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其间的悲喜交集往返激荡，在焦墨之中具有深切反响。

　　大气象，是张先生许多焦墨作品的共同特征。不但画太行、昆仑、太岳如此，有的重其巍峨、雄壮，有的画其苍茫。而《昆仑颂》则如同一首壮怀激烈的交响诗，这样的宏幅巨制是前无古人的，而一幅《巨木赞》，简直像是赞颂灵魂不死的“神曲”。

　　张先生的山水中几乎没有人，但画中有深情。先生知人、知世，深爱自然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无尽的生机，我以为，也是我深深为之感动的，在张先生山水之中有对于天地人心，对整个自然界饱含深深的敬畏之心，敬畏之感，敬畏之情。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底的精神之所托。这本是我们共同的宗教，这不是宗教的宗教，这是信仰。

　　在当今社会，我们要呼喊的正是这种精神，正是这种敬畏之情，是我们的文化延绵不断，生生不止，创造力源源不断。天行健，才不是一句空话，才有正气，不为时俗嚣张虚名浮浅所累，潜心独造。我名之为阳刚之气，这是张先生艺术的根底。

　　为此，我们都会感激张仃先生。

　　焦墨山水，是张先生一直呼喊民族文化精神的最强音，是迈向21世纪中国美术史重要的一笔。

　　作者/袁运生原载《张仃画室·焦墨山水》

　　文中作品由张仃美术馆提供

　　1938年 21岁的张仃，组成抗日艺术队，被推选为领队，作漫画《不要上日寇的当》等多幅。论文《漫画大众化》在山西《西线》杂志发表。是年秋，到延安，经毛泽东特批，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

　　1951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施工现场，张仃在设计方案

　　1956年在法国南部坎城加里福尼别墅拜会毕加索

　　1995年张仃探望病中的叶浅予

　　1999年在深圳会见世界传媒巨子默多克

　　▌1956年，张仃宴请旅法华人艺术家留学生<长胡子那位：张大千>

　　▌1956年，经张仃引荐张大千拜会毕加索

　　“张仃先生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他的命运始终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即用艺术抵御外侮，鞭挞黑暗，讴歌光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书写着波澜壮阔、伟岸雄奇的一生。

　　张仃先生一生的艺术实践几近涵盖了艺术的所有领域，他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贡献成就卓然，无可替代。

　　他是中国艺术的骄傲。”

　　——摘录自《张仃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杜大恺序

　　张仃结识齐白石并拜他为师，是1949年进北京以后的事。其时齐白石年近九旬，张仃三十出头。1950年张仃因新中国成立初年千头万绪的艺术设计工作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工作，与老人接触次数很多，张仃与齐白石年纪相差五十多岁，生于不同的时代，人生经历、知识背景大不相同。然而，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力量牵引张仃，使他成为齐白石一位特殊知音，亦师亦友相处甚欢。齐白石还多次赠送张仃作品，而且每幅作品送出都有故事，张仃生平的第一本画册《张仃水墨写生画》1958年1月由朝花出版社出版，齐白石为画册封面题名，字迹遒劲拙朴，落款“九十四岁白石”，那一年为1954年。是年春天，张仃与李可染、罗铭一起赴江南水墨写生，开始“新中国画”的艺术实验。1954年秋三位画家的水墨写生画联展在北海公园悦心殿开幕，年逾九十的白石老人亲临现场，用湖南家乡话连声称赞“很好喽”。可惜《张仃水墨写生画》出版时，白石老人已驾鹤西去。张仃手捧画册，一时百感交集。

　　图1 樱桃齐白石

　　镜心纸本设色

　　68.3cm×34.6cm 1950年张仃旧藏

　　张仃与齐白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张仃是一名东北流亡青年，在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学习中国画，齐白石则是这所学校的挂名教授。张仃后来因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美术运动而被捕入狱，中断了学习生涯，从此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当时他肯定没有想到，十多年后，经过颠沛流离、天翻地覆的人生岁月，他又回到京城，以革命艺术家的身份结交齐白石，成为他的一名特殊的弟子。在这个过程中，李可染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夏，张仃进北京，受命主持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这些事情虽然都与美术有关，毕竟不是正经的艺术创作。如今革命胜利，天下太平，他的梦想又开始复活。记得在鲁迅美术学院的窑洞里，有一次胡考问张仃：“革命胜利了，你准备干什么?”他的回答很干脆：“找一个地方，种几亩地，然后，画画。”张仃的人生理想很朴素，就是当一名职业画家，以自己的艺术劳动养活自己。然而，张仃早已是公家的人了，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安排。那么，党组织会允许他当职业画家吗?他又感到茫然。然而，一个足以代表他人生最高理想的艺术大师，现在近在咫尺，这个大匠之门，是他梦寐以求皈依的，但是在时候中国画面临生死存亡之际，1954年在北海公园小小的悦心殿中，举行了李可染、张仃和罗铭三人的山水画写生展览。展览的展名由当时94岁高龄的齐白石先生亲临现场并题写，这个小小的展览，在当时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画展对于中国画的命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用张仃先生当时的话来说，他们三个人的这一次江南写生之行，是一次置中国画于死地而后生的一次冒险。1954年春，张仃与李可染一起策划国画写生，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革新运动的序幕。齐白石的艺术实践，其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草根民间的艺术趣味，“神形兼备”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这次中国画革新的艺术起点。据张仃回忆，南方的山树木茂密，极难表现，他们一起背诵齐白石的诗自勉：“十年种树成林易，画树成林一辈难。直至发枯瞳欲瞎，赏心谁看雨余山?”张仃拜齐为师，与李可染拜齐为师本质上讲完全一样，正如黄永玉指出的那样：“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这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而是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依归。”

　　1956年在法国南部坎城加里福尼别墅拜会毕加索

　　1956年春，张仃赴法国巴黎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特地准备了两件礼物：一对杨柳青门神年画，一套荣宝斋印制的齐白石画集。这是他为艺术大师毕加索精心准备的礼物。遗憾的是，门神年画因涉嫌封建迷信而被扣下，幸运的是，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的画册顺利送到毕加索手中，并对毕加索晚年的艺术产生微妙的影响。从中西方艺术交流的角度看，张仃不远万里拜会毕加索，给他送去齐白石的画册，意义非常之大，将20世纪东西方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大师牵到一起，并且张仃成为中国第一位毕加索的中国知音，并引荐张大千结识毕加索。毕加索是世界艺术巨匠，毕加索的作品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巨峰，与毕加索相识，在很多年后张仃先生这样回应的：我因为偶然的机缘，见过毕加索。知道的人或朋友们，希望我谈谈毕加索，我总是感到很为难，我不想谈，倒不是因为怕，怕再来一个十年动乱，再遭受迫害。我不想谈，因为我喜欢毕加索。因吸收太多西方绘画风格，“文革”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

　　▲1956年，毕加索回赠张仃的画册，上面有毕加索用红蓝两色笔签的“张仃”二字，并且绘有一只和平鸽

　　▲1956年，张仃（右）回国后与李可染（左）一起分享毕加索赠送的画册

　　“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着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文革”中，张仃被下放到河北的一所农场里进行改造，由于身心遭到摧残，他病得很厉害，回到北京就医。因为是黑帮，北京户口没有了，北京的家也没有了，他进不了城，就在西山脚下一个叫北沟村的村庄找了一个没人住的小院子，把漏风漏雨的地方补一补，暂且住了下来。“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并且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苍山牧歌》的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静物画《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有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象征红太阳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

　　▌1956年，张仃宴请旅法华人艺术家留学生<长胡子那位：张大千>

　　张仃成就吴冠中，造就一代大师

　　▲1979年，张仃院长与吴冠中等人讨论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

　　吴冠中先生1997对版画的观点：

　　中国画变革发展的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领导小组组长

　　新中国国徽诞生记！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国徽设计前期甄选后，七零八碎的都淘汰了。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领导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妻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梁思成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灰色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在激烈的争论后，毛泽东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肯定了中央美术学院组的创意之后，也就是要确定新的国徽中哪些标志物属于必须出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高庄、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