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类综艺就这么成了“香饽饽”

　　作者：张　锐

　　“吴昕泡脚也要化妆”“papi酱的人生排序”“章子怡汪峰恋爱曾遭父母反对”……2019年，无论你是否看过电视节目，都会通过各大网络社交平台见过或参与过这些热门话题的探讨。而这背后，则是《我家那闺女》《妻子的浪漫旅行》等观察类综艺的热播所带来的社会效应。随着去年《心动的信号》成功撕开国内观察类综艺的一角，这种以“第一现场真人秀+第二现场演播室嘉宾观察评论”的慢综艺开始成为各大卫视、网络视频平台的“香饽饽”。

　　电视“舶来品”也有高国民适配性

　　纵观当下综艺市场，慢综艺早已在选秀、竞演、户外竞技等热闹地界之外开辟出自己的趣味阵地。就数据来看，今年有12部观察类综艺相继播出。如夫妻纪实类《妻子的浪漫旅行》，家庭生活类《我家那闺女》《我家那小子》，都市婚恋类《遇见你真好》，职场感情类《我和我的经纪人》等，从播出效果来看，收视率、流量和话题度都很不错。

　　从场景配置来看，观察类综艺比《爸爸去哪儿》《向往的生活》等真人体验秀多了一个演播室，也能引得在每天话题轰炸之中口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驻足品评，各大主流卫视、网络平台纷纷上马，欲分一杯羹。这一点可以从观察类节目的溯源说起。

　　这种节目模式原本起源于日本，比如自2008年开播至今的日本老牌节目《改变人生的一分钟深刻佳话》，主要是记录日本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演播室里的嘉宾围坐一起对场景中的素人表现进行评论探讨。但在韩国综艺里，以MBC电视台制作的《我们结婚了》系列、SBS电视台的《同床异梦》、Channel A电视台的《心脏信号》等节目为代表的观察类综艺，把明星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话题度在播出后当即爆炸。这种弱化剧本控制的模式，对于一度热衷韩国综艺的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接受度极高。

　　当在明星与明星、明星与家人、明星与素人之间建立起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通过镜头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实景、社交举止、表演之外的处世态度，他们“接地气”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遥远”明星生活的幻想和窥探欲，这对观众而言本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相较于直接观看真人秀，该类节目为观众提供了多一空间的参考范本：明星的表现为话题提供了具象样本，观察嘉宾以自己的分析反馈将话题提炼，而观众群体才是“终端”的接收者，在双场景的交融关系中，关照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这一过程，让综艺节目具有了社会属性。

　　生于“焦虑”，治愈于“共鸣”

　　《我家那闺女2》首期节目里，吴昕袒露自己在事业上的跌宕、外界的负面评价以及对事业和感情无法平衡的困扰；焦俊艳与papi酱对谈“人生的排序”，探讨当代女性的自我认知；《妻子的浪漫旅行2》中，包贝尔回忆妻子生产时“我妈是笑着进来的，我丈母娘是哭着进来的”等婚姻生活话题，都令观众感受到：这并不是围观明星家事的“看热闹”，而是可能或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困扰与焦虑。

　　《妻子的浪漫旅行》制片人吴梦知曾预言：“未来综艺原创力的内容是王道，但情绪共鸣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目的是要让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不断释放自己的焦虑感，获得一种情感释然。”“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子”“如何处理职场关系”等等，纵观这些观察类综艺，道破的其实是当代青年乃至其父母一辈的矛盾与困扰，让观众在节目中找到共鸣。观察类综艺的崛起，正是能够切中社会痛点与焦虑，展开讨论，满足观众源于内心的这份需要。

　　从群体性焦虑中寻找观众情绪的出口，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综艺节目的核心主题。比如，究竟什么样的婚姻观念才是好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其实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完美的答案，但奇妙的是，观众却能够在看完一季节目之后，内心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大概模样。价值观的形成不能说教，也无法从具体的明星呈现中得到抽象的结论，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焦虑”，用“治愈系”的方式表达，是观察类综艺的目的。

　　《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的总导演陈歆宇说：“《我家那闺女》产生的共情和共鸣，我们认为是女性现实主义题材和女性方向的胜利。”另外，谈及节目的价值输出时他表示：“节目是反乌托邦式的，我们反对的当然不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美好’，我们反对的是‘统一标准的幸福’。现在年轻人的欲望和爱被拆解，爱情已经不是当下年轻人必须的部分。”（张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