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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老农因儿子参军被拒,拿出小学课本说:我就是里面的烈士
1990年2月的一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民在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到保定驻军某部政治部接待室。
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这篇课文里的烈士李玉安。”
随后他拿出了两样东西证明身份:一个是破碎不堪的残疾证,一个是小学课本。
课本翻到写有他名字的一页: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
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
接待处的人看了之后都非常惊讶,他们不敢怠慢,立马带着老人去了军师办主任那里,进行核实。
经过调查,大家确认了,这位老人他确实就是课文里提到的李玉安。
明明已经是烈士了,为什么他还健在呢?为什么他要在40年后才表明身份?
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1924年,李玉安出生在河南台前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十六岁那年,为了挣点钱,李玉安和老乡们一起去东北做了苦工。
打工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李玉安年纪小,就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只有当发工资的时候他才会感到高兴,不过他也只会留下一个月的饭钱,然后将剩下的寄回家。
做了很长时间的苦工,但是他挣的钱还不够富人的一顿饭钱,这让李玉安感到绝望,感到社会的不公。
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要想改变这一切,就要从根本上开始。
在1946年,李玉安毅然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由于表现良好,194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四平战役、辽西会战、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并屡立战功。
1950年8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共高层经过再三考虑后,做出组织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的决定。
1950年10月,李玉安听从祖国召唤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到达战场后,驻守在松骨峰阵地的是志愿军,隶属于38军112师335团一营3连,李玉安就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员。
松骨峰位于龙源里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成鼎足之势。
它北通价川,东北可达军隅里,主峰高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到书堂站无名高地。山脚下公路东侧有一条南北铁路,紧贴铁路是一条小河。由于坡度小,又无树木,不容易隐蔽,伏击作战难度较大,但因为这条公路是美军第2师向三所里南逃的交通要脉,所以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1950年11月30日,李玉安所在三连接到上级指示,在松骨峰地区埋伏逃跑的美军。
当时一个连的志愿军拿着手榴弹,去阻击有着飞机坦克和大炮装置的美军的一个团,显然是敌我兵力悬殊。
松骨峰主峰附近的这条公路是美军逃跑的必经之路,李玉安与战友在这里布好了防线。
然而就是这一百多名志愿军,却牢牢地包围了上千名美军。
当时为了逃命,美军启用了十几架飞机和坦克联合作战,多次向松骨峰发动进攻,山上的树木几乎都炸没了。
战斗持续了七八个小时,美军已经发起了5次进攻。到第6次进攻发起前,3连的战士已经不到一半,他们手里的子弹也早已打光了。
有的战士便捡起身边的刺刀与敌人拼杀。有的战士受了重伤,便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冲向聚拢起来的敌人,掏出手榴弹与周围的敌人同归于尽。
有的战士被美军的汽油弹击中,浑身上下被大火所包围,他便带着满身的火焰冲向附近的敌人,最终与一位美军士兵同归于尽。
为了给敌人最后一击,李玉安将从战场上收集到的手榴弹集中到一起,安静躺在壕沟里等待敌人的到来。当敌人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时,他突然站起来,将拉开引线的手榴往敌人多的地方扔去,这下炸死了不少敌人。
李玉安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他也杀红了眼。在子弹打完后,拿起刺刀就冲了上去。在杀了三个美军士兵后,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肺部,便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可以说松骨峰战役是一场惨胜的战役,志愿军用一个连抵挡住了美军一个师的进攻,可它的结局实在太过惨烈:为了守住这个高地,3连最后只剩下7个人。
松骨峰战斗结束后,魏巍来到战场上采访,他被眼前的境况惊呆了:阵地上志愿军战士的遗体一个摞一个,山上的树木都成了木炭。
牺牲的战士有的抱着美军同归于尽,还有的战士用嘴咬着敌人的耳朵,宁死不放开。还有的战士抱着美军士兵,用手榴弹砸敌人的脑袋,最后同归于尽,手榴弹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
而这些场景也被在远处坚守阵地的一营营长通过望远镜尽收眼底。在战争结束后,魏巍多次辗转后找到了这位目睹一切的一营营长王宿启。
魏巍从营长那里拿到了一长串牺牲烈士的名字,其中就有李玉安。
1951年3月,魏巍返回国内,很快就写完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著名战地通讯。
可是魏巍不知道的是,在战场上昏迷的李玉安,几个小时后醒了过来,之后他发现阵地上一个人没有,他只能忍者剧痛慢慢爬下松骨峰寻求救助。
快天亮的时候,李玉安被路过的一位朝鲜人民军战士意外发现并救下。
但由于李玉安伤势过重,他很快便被送往了附近的野战医院进行抢救。之后他便在这家医院做了开胸手术,这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这期间,李玉安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并未清醒,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治疗,最终医院决定把他送回国内。
到医院后,医生再次对李玉安进行全面检查会诊,发现他身上伤比想象的更严重。
李玉安身上不仅有严重的胸部贯通伤,而且体内肋骨、胸骨多处骨折,头颅里还有残存的单片。
医生立即安排为他进行了手术,但他伤得太重,治疗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好转,而且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魏巍
1951年初,部队把李玉安转到国内的中南军区陆军医院治疗,先后经历了8次手术,李玉安终于渐渐康复。
他康复后,第一时间要求返回前线,继续作战。但因为身上的伤已经无法适应高强度的战斗,首长安排他复原,并给他发了《残疾证》,让他复员回到了入伍地黑龙江省巴彦县。
1952年,李玉安回到了黑龙江巴彦县,这也是他参军入伍的地方。
李玉安回来之后,没有找组织提任何要求,只是在兴隆镇粮库担任一位普通的工人。
与此同时,因为3连当时没有找到幸存者,李玉安等人都被当成了烈士,更是被魏巍写进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一直到了1964年,李玉安才知道自己成了烈士。
当时县民政局要求要统一更换残废证,李玉安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王九海的人,他们俩以前是一个连的,只不过后面王九海被调到了营部当通信员。
王九海看到李玉安后简直不敢相信,他反复看了几遍,终于确定眼前的是就是李玉安:“你不是李玉安吗?你原来还活着,部队里都给你开过追悼会,我也参加了。”
李玉安这时才知道原来部队里都以为他死了,不过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毕竟他是334团救的,334团当时也不知道他的名字,335团那边不知道消息也很正常。
1960年,他担任粮库检斤组组长。李玉安从没有对人说他是志愿军战斗英雄,他一家8口,只靠着他每月52元的薪资勉强度日,全家挤在一间破草房一住就是30年。
他做的岗位最长的就是粮食检斤员。这个职位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检斤员手里的那杆称却可以影响售粮户的盈利亏损。
因此,时常有人提着猪肉粉条登门拜访,讨好地请他在斤两上放放水。
而李玉安总是眉毛一竖,板着脸回道:“想通过我占国家便宜,没门儿!”
说完,便将来人推出门去,连同“礼物”一起关在门外。
每年从他手上经过的5000万斤粮食,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从此,李玉安在当地被誉为“一杆公平秤”。
1980年,李玉安退休时,粮库党支部书记只用了一句话给他做了总结:“这二十年,他称粮,千家万户的老百姓用良心和眼睛称了他。”
那时候李玉安的大儿子在学校念书,听到邻居家的同学讲《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中提到了“李玉安”,便跑回家问这是不是自己。
李玉安听了心里直扑通,让邻居家小孩找来课文念给他听。
孩子一念“王金传”,对,是我们连的;又念“邢玉堂”,他是抱着敌人一起烧死的;“赵锡杰”,那是一排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孩子仰脸问:“那这个李玉安是你吗?”
李玉安想了一想,说:“不是我,天下重名的太多了。”
后来单位有人知道了这事,都来劝他:“如果真是你的话,就该去部队找找,瞧你一个月四五十块钱养着七八口人,多不容易啊!”
李玉安三十岁才结婚,前后生了三男三女,生活确实艰难,孩子们也来劝他去找部队,他被劝得不耐烦了,大声说:“国家那么大,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都要去找,国家哪里招架得了?”
几十年来,李玉安默默无闻,无论生活有多难,从不向国家开口,直到因为一件事,他才亮明自己的身份。
小儿子从小就崇拜他,一心想参军,像父亲一样。但连续3年均被挤落选,情绪低落。
退休后的李玉安为了将儿子送到部队锻炼,更是为了让儿子像自己一样为国家效力,于1990年,带着残废证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课本找到原部队,不得已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就这样,李玉安作为松骨峰战斗中“复活的烈士”,这才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1990年4月21日,新华社播出了一条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李玉安还活着,40年在平凡岗位上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独家新闻。
有记者问李玉安:“李老,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功劳讲给组织啊?”
李玉安眼里噙着泪花,沉默了说:“那一仗(松骨峰阻击战),我的100多位战友都没了。他们还能开口说吗?俺活着就知足了,俺说了邀功领赏去,咋对得住他们啊?俺不会去干……”
老作家魏巍知道后,惊喜不已,急切地把李玉安请到北京,两位老人见面后潸然泪下。
魏巍说道:“李玉安同志,真想不到你还活着。”
李玉安笑道:“我还活着,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魏巍随后又问起了李玉安的身体和现在生活的状况,最后才忍不住问道:“你觉得我写的文章怎么样?”
李玉安一听就激动起来了,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你写得太好了,有你为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宣扬,他们死了,也值了。”
魏巍一听却叹息道:“我写文章不算什么,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好儿女,才永远不会被敌人征服。”
临别时,魏巍把自己的小说《东方》和一本散文集送给李玉安,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赠送给松骨峰战斗光荣的参加者李玉安同志,您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后来魏巍得知李玉安一家八口人,每月仅靠他五十多元工资度日时,魏巍很难过,专门提笔给地方政府写了一封信,希望给予英雄适当照顾。
李玉安感谢老战友的好意,但他觉得“这个手咱不能伸”,也不允许子女向组织伸手。
后来这封信他带回家就锁进了抽屉,只当是战友的一片好意。
李玉安长子李广义说,父亲不止一次告诉他们,全连一百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这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1990年8月9日,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黑龙江巴彦县兴隆镇看望了李玉安。
同年10月23日,李玉安应邀到朝鲜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40周年纪念活动,得到了一枚迟来的奖章——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
1991年春天,李玉安回到老部队参观。
一天下午,他去老连队作报告之前,特意来到营区的小卖部,想买一条香烟带给连队官兵,算是给大家的“见面礼”。
一直陪同李玉安的部队政治处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想法,抢着要先付账。
“俺买烟怎么能让你们付钱?”
“老英雄回‘娘家’来了,我们应该招待您,怎么也不能让您买烟给大伙抽呀!”
“不,这是俺个人对同志们的一点心意,公是公,私是私,乱掺和那可不中!”说完,李玉安执拗地付了烟钱。
离开老部队前,部队后勤人员向李玉安要车票准备给他报销。李玉安却推辞说:“不报了,俺有工资。”部队首长又出面向他要车票,他又推托说:“不小心让俺弄丢了。”
随着李玉安偶然“被发现”,他的战友井玉琢也被发现了,两位“活烈士”重现人间。
二人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先后被分配到同一支英雄部队的同一个连队当兵。
松骨峰战斗时,井玉琢是3排班长,李玉安是3排副班长。两人负伤后被送往救护队,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因而被误认为烈士。
井玉琢的事迹和李玉安一样感人,却从未做过宣传报道。于是党史办主任亲自带人到红旗乡对井玉琢的事迹进行挖掘整理,并很快在当地的党史刊物和电台作了报道。
虽然“出了名”,但井玉琢和李玉安一样,凡事都靠自己,从没打算拿自己的战功向党和人民伸手讨要半点好处。
面对许多人不解的眼光,井玉琢这样回答:魏巍的文章记下了我的名字,可参加抗美援朝有多少人,被记下名字的才几个?和烈士们相比,我哪一点可以讲功?
1996年8月,井玉琢逝世。
1997年,李玉安病逝。
辞世前,李玉安留下了三条遗言:镇上还有三条路没修完,大家一定要齐心完成;荣誉属于战友们,军功章和证书交给组织;我死后,请给魏巍这些老战友打个招呼。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多少像李玉安、井玉琢这样的英雄战士,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这些前辈们用鲜血和生活换来的,绝不能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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